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出版 | 202005-46（总第1307期）

*转自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书名：《大宋之变，1063—1086》

著者：赵冬梅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88.00元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印张：17.375

页数：556

字数：400 千字

CIP分类词：历史-中国史-宋辽金元史

书号：978-7-5598-2699-2

中图法分类：K244.05

责任编辑：张洁

搜索关键词：宋；宋仁宗；司马光；王安石；赵祯；士大夫；文人政治；苏轼；资治通鉴；王安石变法；濮议之争；元祐更化；元丰改制；范仲淹；盛世；衰亡                

目录               

第一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1　父死子继

2　帝后·母子·天下

3　强撤帘

4　式微歌

5　濮议：父亲名义战

6　把名字刻入石头

7　没有赢家的战争

第二部 旧邦新命，1067—1069

8　新皇帝二十岁

9　“大有为”锋芒初露

10　一朝天子一朝臣

11　话题人物王安石

12　四月谈话

13　理财争论出延和

14　司法分歧起阿云

第三部 风云初变，1069—1071

15　开封山雨欲来

16　马王初较量

17　王安石的胜利

18　皇帝爱韩非

19　去意决绝

20　青苗法红线

22　登楼不见山

第四部 长安不见使人愁，1071—1085

23　勇敢者的墓志铭

24　独乐园中狮子吼

25　新法得失

26　书局风波

27　遗表真情献大忠

28　神宗的眼泪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29　开封的呼唤

30　言路何难开

31　“黄叶在烈风中”

32　“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

33　神宗旧相

34　僵局

35　“奸臣”去

36　政治中的政策

37　病榻上的宰相

38　复仇与和解

39　人间最是宽容难

40　葬礼与哀歌

《大宋之变，1063—1086》前言

一 细节·真实·偶然性

本书所讲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历史，叙事时间上接《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书店，2014年）。那本书从司马家世一直讲到仁宗朝结束，是以司马光的成长为主线的真、仁两朝政治史。本书从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讲到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

荒唐的英宗四年给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伤害，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作为英宗之子，血气方刚的神宗因而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必欲“大有为”。开疆拓土、治礼作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财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趋赴，以向圣意所在”，[1]施展理财之术，创为青苗、免役诸法，以朝廷而行商贾之事，与富民争利，多方敛财，乃使国库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王安石与神宗先后相继，变本加厉，“一道德”，“同风俗”，斥“异见”“人言”为“流俗”，弃“祖宗之法”于不顾，自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相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十六年间，“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异论相搅”的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中。“危辱时代”即将来临。司马光抗争不得，自熙宁四年（1071）起，退居洛阳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政，更化调整。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徒留一曲失败英雄的悲歌。

司马光身后，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解释详后），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时代”。士大夫因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权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朝有弄权之相，国无“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调节社会矛盾、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最终，女真人兵临城下，结束了这个可耻的时代。

是的，我要讲的，是一个有关衰亡的故事，是北宋的政治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而司马光是贯穿其中的叙事线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现时代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我以为，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尽可能地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接近真实。

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导致了后世对司马光评价的两极分化，爱之者视之为悲剧英雄，不吝赞美；恶之者斥之为顽固保守，大张挞伐。认识分歧冰火不容的双方，却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那便是，这十六个月的司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拥有呼吸之间成祸福、改变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细节”却告诉我们，在执政的最初九个月当中，司马光其实是“什么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领导集体人员构成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绝对弱势。其次，神宗元丰改制所创造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元丰新制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俱为宰相，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中书取旨，门下复核，尚书监督执行。三省宰相中，中书省长官负责上奏皇帝听取最高决策，稳定拥有议政权，实际上把握着“政治的权柄”；而司马光只是门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吕公著是尚书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轮不到他们说话。最后，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抛开体制、另起炉灶的能力和意愿——太皇太后是政坛新手，初学乍练，缺乏经验；司马光骨子里尊重体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样的魄力。这就是“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本书第32章）。

九个月之后，神宗旧相中最具影响力的蔡确、章惇外放，高层人事调整结束，理应提倡和解，打破新旧间的芥蒂心结，从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时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官僚，集中力量致力于政策调整。然而，大宋朝廷却无力完成这一转变。太皇太后在“政治实习”的过程中，与台谏官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台谏官的年辈和职务特征让他们更倾向于从教条出发，非黑即白，夸大对立，鼓吹仇恨。在台谏官的引导下，太皇太后的核心关切转向了自身权威的维护；对于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经不再信任无间。司马光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吕公著、范纯仁极力主张和解，却无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诏书”终于出台，但却删去了最关键性的内容，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在政策调整方面，司马光的政策主张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评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确”蒙住了眼睛的朝廷却选择“站在司马光一边”。被政治纠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选择，已经无法因应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北宋政治，除了可耻的堕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结局。

以上种种，唯有进入细节，才能“看见”。然而，进入细节之后，我们难免会由衷感叹“偶然”对历史发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与英宗的关系，倘若英宗是仁宗亲子，或者倘若仁宗对英宗的承认来得不是如此艰难被动，那么，英宗朝及以后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再比如，倘若张方平的父亲不是那样长寿，偏偏在儿子被任命为副宰相之后离世，那么，以张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担当起整顿财政的责任来，而王安石也就未必会获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无子是偶然，张方平丧父是偶然……无数偶然的碰撞，最终铸成了实然，这便是我们看见的历史。

二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倘若只是揭露细节、展示“偶然”，本书传递给人的信息则未免太过悲观，仿佛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隶——当时人逆来顺受，后来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后，还存在着非偶然的结构性因素，这便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2]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3]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作为皇权的行使者，“皇帝”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时间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续，和空间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间统治者，皇帝代表着包括朝廷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应当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任意妄为、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当然，这样一来，皇帝本人、朝廷国家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过“具体的皇帝”来表达，行使皇权。如何让“具体的皇帝”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应当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原则，避免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抽象的皇帝”还应接纳士大夫对皇权的约束，对批评采取开放态度，承认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让“具体的皇帝”做到这些呢？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传统的熏染、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士大夫集团特别是宰相大臣的引导。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具体的皇帝”的具体遭遇所造成的具体心理状态，会影响甚至逆转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枢密院分掌军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与枢密院合称“二府”，二府长官构成了广义的宰相群体。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督而董是非”，同时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和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4]因此，不管是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批评机制的维护，宰相的想法、说法与做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导、规谏皇帝；作为政府首脑，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或者更确切的说，集体的道德败坏会使士大夫丧失约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5]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首先，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6]不管变法派如何标榜“摧抑兼并”、“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7]，但是神宗的府库里积攒下来的钱物是事实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8]总计达一亿贯以上。而这是在神宗对西北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物。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处理程昉淤田“广害民稼”案，处理王广渊在京东强制推行青苗贷款案，皆如此类。

其次，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恶性分裂”出现在哲宗亲政以后，然论其根源，则必上溯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反对“异论相搅”，主张“一道德，同风俗”。在王安石的纵容鼓励下，神宗不再承认批评是一种正向的力量，斥之为“流俗”，理直气壮地拒绝约束。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9]天变没什么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对变法的言论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还有什么是可以约束皇帝的呢？王安石还告诉神宗，“上身”即是“祖宗”（第13章），“活着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听命于太庙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彻底“解放”了，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10]

最后，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其极端典型是神宗御笔亲题的“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吴居厚。[11]如学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士风开始形成。”[12]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的行政作风，[13]一时烟消云散。

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叹为天意。这天意的背后，是君臣间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安石与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响。南宋的李焘作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位之前，神宗曾亲自抄写《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14]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但是，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个人认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三 作为“文字”的史料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隐藏在诸多偶然事件的背后，这些偶然事件和活动于其间的各色人等推动着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选取不同代际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为线索探寻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变轨迹，这是我为自己选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径。北宋的政治代际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代：与太祖共同创业者为零代，赵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于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为第一代，代表人物为寇凖和他的同年们；范仲淹及其同辈政治家为第二代，他们活跃于仁宗、英宗两朝；司马光、王安石属于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导了国家的命运；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苏轼、苏辙兄弟和“奸臣”们——章惇、曾布、蔡京。我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和写作对象是属于第一代的寇凖（已出版《千秋是非话寇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二个就是司马光（已出版《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书店，2014）。在写作方面，我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第一，吸收熔纳既有的专题研究成果，体察“当时常识”，力图构筑整体性的历史场景。第二，尽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实地叙述人物选择及其命运。第三，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顺畅，内容的选择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史料依据、学术讨论部分埋入注释，以免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以上三原则，本书继续贯彻。相较于前两部，本书正文用了较大篇幅对“史料”进行辨析处理，因为这些辨析处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那个时代、那群人物的理解。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当然以宋人所遗留的“文字”为首选。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南宋人编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这类文字，虽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却是史学撰述。第二类，宋代官私历史记录，官方记注比如皇帝的“实录”、宰相的“时政记”、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种私人记录，比如行状、墓志铭、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马光传——《司马光行状》是司马光的学生苏轼在司马光死后不久受司马家委托所作。相较于第一类，这类文字更接近“事发现场”， 理应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类，当时人的诗文奏议，这类文字产生于“事发当时”，即便后来或有删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则上，生产时间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传递真实。然而，事实上，“文字”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时候，“字面所展现的”与“实际所发生的”甚至可以南辕北辙。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实”。

作为“文字”的生产者、主要消费者和“文字”意义的阐释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并重视“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谋取功名、干预现实的工具。“文字”还是士大夫之间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战场。哲宗朝以后，伴随着士大夫的“恶性分裂”，“文字”中的战斗也越发惨烈。《神宗实录》在太皇太后摄政时期已经修成。元祐六年（1091）三月四日，举行进读典礼，首相吕大防“于帘前披读。未久，帘中恸哭。止读，令进”，[15]场面感人。然而，哲宗亲政之后随即推翻重修。绍圣元年（1094）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为“《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请求重修；旧录“尽书王安石之过”，新修则“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16]“《旧录》本用墨书”，绍圣年间重修，在《旧录》上删改，“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抹”，由此形成“《神宗实录》朱墨本”[17]——原本清楚的墨迹上朱书黄抹纵横，就像是一场大战之后尸横遍野的战场。南宋高宗时，在“朱墨本”的基础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实录》。三种《神宗实录》，今皆不存。然而，透过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们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剑影。

我们所接收的和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批带有强烈意图的“文字”。我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苏轼的《司马光行状》、《司马光神道碑》、《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书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读。执政初期即具呼风唤雨能力的司马光，即出自苏轼笔下，而那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苏轼特别强调的神宗对司马光的特别知遇，同样也无关事实，而是苏轼的“建构”，这大概是苏轼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满了赞美，但仔细阅读并与苏轼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对，便会发现苏轼的皮里阳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刻画了一个刚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见并试图打击异议人士的“司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于晚年司马光的认识，然而，联系写作时间，便会发现苏辙的真实用意——他要尽力撇清兄长与司马光的关系，以求自保。排除“书写”的偏见，才能接近真实。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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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王安石言王广渊语，施之安石，当无大碍。《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一，李常《上神宗论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原注，1204页。

[2]这句话出自王安石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五一，《论本朝百年无事》，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774页。

[3]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4]这一宰相概念来自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8年重印。

[5]我有意没有使用“党争”这样常用的词语，主要是因为“党争”含义的不确定性。个人认为，既往的党争研究大多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君子-小人二分法，并且习惯于站在传统的“君子”一边论其成败，对于政治中本来就应该存在的分歧与斗争的涵容度不够。

[6]葛金芳1988《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1990《王安石变法新论》认为王安石的目标是“富民”，宋神宗的目标是“富国”。李华瑞2008《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辨》引用葛说。笔者认真阅读葛文，没有被说服。所以我在这里不严格区分王安石主政时期与神宗主政时期。

[7]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常平义仓》， 4279页。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9904页。

[9]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01页。

[10]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77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九，8161页。

[12]张呈忠《神宗法度与北宋晚期改革史研究》，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3月，83页。

[13]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録卷二《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连典大郡》，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2648页。

[14]漆侠批评梁启超《王荆公》的话，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9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六，10918-10919页。

[16]《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九，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404页。

[17]《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 50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