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卞东波编校：《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 | 202005-79（总第1317期）
4月29日
中日两国有悠久的汉籍交流史。据日本古代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公元三至六世纪已有中国人和朝鲜人到日本来教学，他们带来了汉字和汉籍。后应神天皇年间，百济王仁赴日，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密切和频繁，大量的汉籍东传到日本。汉籍在日本传播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抄写、翻印和注释三类。
在江户时代，印刷术没有普及之前，汉籍在日本主要以抄写的方式流传，现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中国典籍的古钞本、古写本，这批文献可以与上个世纪敦煌发现的古文书相媲美。印刷术传到日本后，日本也翻刻了大量内外典汉籍，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五山版”汉籍。
近年来，日本古钞本、和刻本汉籍，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国内也影印出版了一系列大型日本汉籍丛书，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一至五辑（《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15年）、《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金程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和刻本四部丛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集的日本注本也有关注，影印出版了一部分古注本，如中田祝夫先生所编的《抄物大系》别卷收入了笑云清三所编的苏诗古注本《四河入海》（底本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移点本”，更正了古活字本的一些讹误。东京：勉诚社，1970年；[日]冈见正雄、[日]大塜光信先生所编的《抄物资料集成》也影印了《四河入海》，但无“移点”。大阪：清文堂，1971年）。
黄永武先生所编的《杜诗丛刊》第四辑中，影印了津阪东阳的《杜律详解》（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唐诗篇》第三辑收录了宇都宫遯庵首书的《鳌头增广杜律集解》（东京：汲古书院，1974年）。
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篇》第一辑收录了秦士铉头注的《古诗纪》、津阪东阳注释的《古诗大观》、原公逸的《古诗十九首解》、石作贞的《古诗十九首掇解》，第三辑收录了东梦亭的《唐诗正声笺注》，第七辑收录了井上通熙的《明七子诗解》（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等中国文集的汉文注本。一海知义先生影印了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市河宽斋所撰的《陆诗考实》（附本传年谱）写本（京都：朋友书店，1996年）。
柳田圣山、椎名宏雄先生共编的《禅学典籍丛刊》第五卷影印了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京都：临川书店，2000年），第十卷影印了《襟带集》《江湖风月集略注》《江湖集夹山钞》《首书江湖风月集》《江湖集考证》《江湖风月集训解添足》等《江湖风月集》的日本古注本（京都：临川书店，2000年）。
大冢光信先生所编的《新抄物资料集成》第一卷收入了《中兴禅林风月集》室町时代古注本的钞本（大阪：清文堂，2000年）。
最近陈广宏、侯荣川先生所编的《日本所编中国诗文选集汇刊·明代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收入了多种明人诗集、尺牍集的日本古注本，于是书可见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对明代文学研究的热衷。
近年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团队致力于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综合研究，也注意到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的学术价值，先后点校出版了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宋]释惠洪著，[日]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郭醒、童岭、卞东波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出版了《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卞东波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张伯伟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中国典籍日本古注本的最新成果，是日本汉籍中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宝贵文献，也是研究日本汉学史的珍贵资料。
朱熹是中国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其思想在中国从元代以后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对同属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诸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运而生的朱子学成为东亚近世社会共同的思想平台与价值体系，东亚诸国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东亚朱子学。同时，朱子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也影响了整个东亚的汉文学创作。
《斋居感兴二十首》（下简称《感兴诗》）是朱子理学诗的名作，该组诗以韵文的形式全面表达了朱子学的核心思想，包括宇宙观、历史观、正统论、持敬观、对科举与佛老之态度、经学文献舛乱之看法等。
古人尝云：“予观朱子《感兴》之作才二十篇耳，天人禀赋之理、圣贤传授之旨、异端悖谬之失、俗学支离之陋，与夫千古史学难决之是非,而超然得于独断之余者，率于此发之。诚无愧于三百篇之作矣。”（夏尚朴《夏东岩先生文集》卷二《书感兴诗后》）这段话比较好地概括了《斋居感兴二十首》的内容与主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甚至认为其诗不亚于《诗经》之作。
还有学者将其与其他的理学经典著作并列：“此诗究极道体，纲维世教，与《太极图》《通书》《近思录》实相表里，指示学者甚切也。”（胡炳文《感兴诗通》末引宋人胡升语）宋人王埜云：“先生此诗，凡太极阴阳之理，天理人欲之机，古今治乱之分，异端末学之辨，精粗本末兼该并贯，加以兴致高远，音节铿锵，足以追俪风雅。学者优游讽咏，良心善性，油然而生。”（胡炳文《感兴诗通》末引）则从哲理、文学与教化的层面概括了《感兴诗》的多重价值。
因为《感兴诗》义理比较深奥，使用的典故也比较多，故在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有多种注本，现存的尚有蔡模《感兴诗注》、何基《解释斋居感兴二十首》、刘履《选诗续编补注》中的注释、熊刚大《性理群书句解》中的注释、胡炳文《感兴诗通》、吴曰慎《感兴诗翼》等。
更为难得的是，《感兴诗》不但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涌现了数量众多的注本、追和诗以及评论资料；而且在日本与朝鲜半岛也激起了较大的反响，亦产生了众多注本、唱和诗和评论资料。在中国学术史上，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感兴诗》在东亚文学史上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注本，吸引众多东亚士人长达几百年的关注。
《感兴诗》之所以得到强烈的关注，与这组诗集中地以文学的形式展现朱子的核心思想有关，因而东亚三国对《感兴诗》的注释与评论也是研究东亚朱子学的重要资料。细绎东亚这些《感兴诗》的注本与评论，不但可以读到它们对《感兴诗》语汇与诗意的细致解释，而且它们对《感兴诗》主旨的解释并不相同，从而体现了东亚朱子学的不同侧面。
《感兴诗》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得到最多注释的单篇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东亚古注本就有近二十种。而且从宋代起，就有诗人开始追和《感兴诗》，一直到清代及朝鲜时代末期还不断地有人追和，这些和诗努力模仿《感兴诗》的风格，有的还加以创新，从而形成了一个渊远流长的“感兴诗谱系”。
东亚汉籍中还有大量“读/论朱子感兴诗”之类的题跋。这些评论或就《感兴诗》全诗大意加以阐发，或就《感兴诗》中具体的文字予以考订，或讨论《感兴诗》某句诗的意涵，或以《感兴诗》为中心阐发朱子的思想。这些文献都是研究《感兴诗》文学与思想的珍贵文献。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汇集了编校者从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各图书馆中收集到的所有有关《感兴诗》的汉文注本，既包括中国的明清时代的刻本，又包括和刻本、日本钞本、朝鲜本等域外文献，其中不乏的稀见的珍贵文献，如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的朝鲜清州牧刊本蔡模《感兴诗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明炳文《感兴诗通》，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江户初期儒学家林鹅峰的《感兴诗考》、九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日本钞本《感兴诗笔记》《感兴诗考注纪闻》，韩国、日本所藏的朝鲜本《朱文公先生斋居感兴诗诸家批注集览》以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的和刻本《感兴诗考》、朝鲜本《朱子感兴诗诸家集解》等。
此外，编校者又择要汇集了东亚汉籍中有关《感兴诗》的唱和资料与评论资料。通过这些文献可以透视东亚三国学者对《感兴诗》的不同理解以及东亚朱子学的不同特色。本书前有编校者研究《感兴诗》在东亚三国流传与影响的长篇前言，可以以此了解《感兴诗》在东亚汉文化圈的经典地位。
该书不但对宋代文学研究、朱子文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研究宋明理学、中国思想史、东亚朱子学、东亚汉文学都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本书是卞东波主编的《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第一种，下面会陆续推出域外有关《诗经》、寒山诗、杜诗、东坡诗、山谷诗等的研究资料，希望以此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据悉卞东波、石立善两位教授合编的《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四辑24册已经完成，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20年1月出版。该《丛刊》共收入50种中国古代别集、总集的日本古注本，极富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资料。全书前有卞东波撰写的长篇《前言》，所收入的每一种书都有详细的解题。
另外，卞东波标点校证的日本苏诗古注本《翰苑遗芳》、《坡诗脞说》、《天下白》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几年会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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