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丨202301-05（总第22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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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批评当前的纸币制度和纸币流通中的问题时，南宋议论者常选择、删削乃至虚构北宋交子的形象，将其塑造成为纸币制度的理想模型。在他们的设想中，作为理想模型的北宋交子，拥有充足并能够即时兑现的现钱作为本钱。但这些议论或将制度规定同时视为交子的真实流通状况，或只谈制度设计并有意忽视交子流通中的弊病，使得作为理想模型的北宋交子形象与真实的北宋交子相去甚远。而在现钱铸造不足的情况下，南宋朝廷将茶、盐等专卖品作为纸币的价值保障，并利用多种国家财政资源调节币值，降低现钱对纸币的重要性。因此理想模型只能成为批评纸币流通中弊病的参照物，无法成为评价南宋纸币制度有效性的标准。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既不合史实，又非南宋纸币制度效法的典范，这是由理想模型自身的局限性和南宋财政状况所决定的。解读古人对制度的认识，既要分析这些认识与制度本身及实践状况的差异，又须洞悉制度的运行机制。由此对议论文本的解读才能超越字面，回应更深层次的制度议题。
关键词：交子；财政；纸币；形象
引言
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随着发行量增长，纸币逐渐出现通货膨胀，财政、物价乃至社会控制都随之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现代学者笔下的研究议题，更是时人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当时既涌现出了如提出“钱楮母子”说的杨万里、秉持“钱实楮虚”说的杨冠卿等一批对货币理论较有建树的士人，又有大量官员在财政运作中建言献策，并实践了某些货币政策。
前人梳理南宋人关于货币的代表性议论，已有许多成果。这些议论试图观察纸币困境的起因、表现、后果，抽象出某些自认为正确的理论逻辑，进而为朝廷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参考。既有研究也在整理宋人议论的主要内容后，参照现代经济知识，归纳宋人说法所体现的某些经济学原理，论辩其是否能够成立。可以说，今人对于南宋货币议论的研究，主要是以理论原理作为讨论对象。
然而，除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和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少数著作对纸币历史做出了相对严谨的考证，并被研究者视作讨论宋代纸币制度的基本史料外，绝大部分宋人议论的落脚点或是说理、或是论政。尽管多少提及了纸币制度的沿革变化，这些议论并不以历史考证见长，相反还多将过去的制度改写为论证自己观点的注脚。因此，作为纸币制度源头的北宋四川交子，虽时常在南宋人的货币议论中现身，其形象却与真实情况不尽相同。议论者为了更好地实现论述目的，选择、删削乃至虚构北宋交子的形象，将其塑造成为纸币制度的理想模型。看似逻辑缜密、说理密实的南宋货币议论，其实也包含了许多有意为之的“不真实”之处。这些“不真实”并非无用，恰恰投射出议论者对于理想纸币制度的关切之处和设计要点，并在分析议论观点的理论内涵之外，给予了我们利用和解读南宋货币议论的另一种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整理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入手，考察这些形象与真实的四川交子之间的差异，进而说明南宋人究竟重视纸币流通中的哪些要素，他们理想中的纸币制度是什么，他们的意见能否作用于南宋货币实践，以期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宋代纸币思想提供一些新的向度。
必须说明，本文所称的货币议论主要指南宋人讨论货币问题的奏疏、劄子、策论等，不包括历史考据专论。
北宋交子制度及流通状况述要
北宋交子的制度与流通状况，是货币史、财政史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议题。此处试从前人研究中归纳几个北宋交子的关键性质，稍作解释。这些性质对说明北宋交子的制度与流通状况具有重要提示意义，亦是南宋议论所重点关心的内容。
（一）官营北宋交子具有浓厚的财政性质
交子起源于民间经济，一般认为铁钱过重、难以搬运因而无法满足经济活动的需求，是交子产生的重要原因。私营交子起初由16富户主办，后因主办者经营不善，无法按承诺兑现而陷入困境。天圣元年（1023），新设的益州交子务接管交子发行工作，交子由私营转变为官营。这是交子进入财政的开端，但其影响力仍局限于四川本地。使交子具有国家财政意义的事件，是宋廷将其投放于陕西，购买军需粮草。大致的运作流程，可见天圣四年（1026）三司的说明：
“辖下秦州所入纳粮草，取客稳便指射，赴永兴、凤翔、河中府及西川嘉、邛等州请领钱数。准益州转运司牒：近就益州置官交子务，书放交子行用，往诸处交易，其为利济。当司相度辖下延、渭、环、庆州、镇戎军等五州军最处极边，长阙粮草。入中客旅上京请钱，难为回货，兼榷货务支却官钱不少。欲乞许客旅于前项五州军依秦州例入纳粮草，于四川益州支给见钱或交子，取客稳便请领。”
筹集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军需，是北宋国家财政的一大要务。交子被指定为支付陕西粮草和籴的工具，使其真正走上国家财政运作的前台。自此，交子不仅仅是四川本地的流通货币，更是国家实现跨区域物资调度的重要结算手段，交子的发行、流通也就具有了浓厚的财政性质。相较于在四川本地的流通职能，交子的财政意义显然更在国家层面受到中央官员重视。南宋绍兴六年（1136），当时的中书省官员追溯称“交子、钱引并沿边籴买文钞，皆系祖宗旧法”，将上述票据归为一类，可谓一语中的。（二）北宋官营交子不能完全兑现
私营交子尚为货币兑换券，需保证兑现，16富户经营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无法履约。交子官营之初的发行制度保留了许多私营时期的做法。李攸《宋朝事实》记载：“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从“回纳”“合同字号”“合同簿历”等词汇可知，早期的官营交子仍是一种兑换券，依合同在人户和官府之间出入。随着交子流动范围扩大、转手率增加、发行量扩大，其日渐渗透于货币流通领域，要求“一一对应”的合同兑换体系被弃用。以新一界交子兑换旧一界的换界制度成为官府循环交子的主要方式。根据每界交子的发行数量，基本可以认为新一界交子全额回收了旧交子，官府事实上不再组织日常兑现。此外，按天圣时期的制度设计，交子一界发行125万余贯，备本钱36万余贯，但本钱“新旧相因”，并不用于日常兑现。可以认为北宋官营交子是以铁钱为本钱的不兑现纸币。南宋钱引沿用了换界制度，也要求全额换界。少数收换不尽的钱引，被称为“水火不到钱”并成为总领所的收入。
作为官府购买陕西军需结算手段的交子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兑换券的性质，理论上能够兑现。宋廷试图将交子作为便钱，既便于商人携带，又能调动多地财赋支边。如熙宁七年（1074）中书省官员称“若于陕西用交子，止当据官所有见钱之数印造。假如于边上入中万缗，却愿于某州军纳换，即须某州军纳换处有钱万缗，画时应副支给”，但大多数情况却多是官府没有准备兑现的现钱，致使交子贬值。
（三）北宋交子屡因多发而贬值
北宋交子的发行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在交子被用作为国家财政结算手段后，其日渐增发以致贬值。增发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第一，熙宁五年（1072）后，交子改为两界同时流通，市面上的流通量增加了1倍；规定的发行量也多次被调高。第二，为满足财政购买的需要而临时增发。
若细读《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可知交子的制度动荡与币值下跌在熙宁之后已成为常态。熙宁五年后，“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至价太贱，继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绍圣（1094—1098）以后，为了兼顾陕西军需和四川本地开支，“界率增造……每岁书放亦无定数”；蔡京改交子为钱引后，发行数量的增幅愈甚。大观（1107—1110）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后经张商英整顿，钱引的流通状况才有所好转，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已经不远了。
综上所述，北宋交子一方面是四川本地的不兑现纸币，另一方面承担着西北军事财政结算手段的重要职能。这既使交子带有浓厚的财政性质，又使其发行和流通状态受制于国家财政运作。具体的表现主要是交子发行数量远多于四川本地的货币流通需求量，币值因而下降。
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并未呈现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状态，而是作为一个制度源头，或是理想的模型出现。尽管交子的演变和发展是不难获取的史实，但几乎没有获得议论者的关照。论者大多先树立起北宋交子的理想形象，再引出所关心的货币问题。以下对这些理想形象的主要内容略作分析。
对北宋交子的最高评价无疑是毫无弊病。杨冠卿在其《重楮币说》中设问：“西州之楮币其便用亦东州之楮币也，东州之铜钱其流通亦西州之铁钱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无弊？”他认为交子流通无弊的一个原因是铁钱易坏而不可长存，蜀人便乐于持有纸币。相反铜钱能够久藏，东南地区的民众不愿用纸币形式来保存自己的财富，这是东南地区的先天不足。但两地之间更大的区别则是交子的流通性远远强于东南会子。他说：
“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则是我不欲此矣，而求民之无轻乎此，其势固不可得也。”
看起来交子能够在四川地区的各种财政收支中行用，官府还通过称提等手段，使用贵金属来调节交子的币值；东南会子则在财政活动中处处受限，官吏甚至利用纸币与铜钱的差价来牟利。问题是，文字中交子的良好流通状态乃是“蜀之立法”，并不一定是实情，用以对比东南地区的实际流通状况，未见公平。事实上宋廷也设计了诸多保障东南会子流通性的法令条例，如按“钱会中半”比例征税，命商人按比例使用现钱、贵金属和纸币购买茶盐钞引，至于使用贵金属、度牒等称提东南会子市价的案例，更是屡见于史料。上文呈现的种种问题多因地方官员作弊而起，并非结构性难题，无法说明朝廷不重视东南会子的流通性。杨氏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不外乎是坚守“钱会中半”的使用比例，由官府掌握纸币的“轻重之权”等早已出台的政策。蔡戡也曾发表相似意见。他称当时的纸币受伪造影响，无法长久流通。若要使纸币经久可用，须“用蜀之制，必治欺伪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奸人不敢伪”。实际上南宋朝廷一直很重视纸币伪造问题，多次出台相关法律，欺伪之罪可谓必治。而北宋也曾出现过严重的伪造交子事件，险些导致交子被废除。
有论者甚至认为交子直至南宋都毫无弊病。
绍兴六年，朝廷试图按四川法在东南地区发行交子，但据说没有准备本钱。许多臣僚纷纷上疏反对朝廷不蓄本钱的做法，其中一位上言者说：“四川交子行之几二百年，公私两利，不闻有异议者，岂非官有桩垛之钱，执交子而来者，欲钱得钱，无可疑者欤？”至绍兴六年，四川交子发行不过略超百年，言者称其流通“几二百年”，着实夸张；而无论是作为不兑现的日常流通货币，还是作为时常无法兑现的财政结算手段，北宋交子都难以实现“欲钱得钱，无可疑者”。南宋初，钱引更是因宋金战事而增发数千万贯；于此相对，铁钱则大幅减产，根本不可能逐一兑现钱引。那么，官府究竟储蓄多少本钱才能做到即时兑现呢？上言者以当时发行的货币兑换券“见钱关子”为例，称：绍兴四年（1134）官府仅部分兑现，见钱关子币值相应打了折扣；绍兴五年（1135），朝廷发行关子130万贯，“先令（和）〔榷〕货务桩足见缗，日具数申省部，民间行使，亦依见缗用”。在上言者看来，纸币本钱需备足100%，这是两宋官方均难以做到的。
如果说绍兴六年上言者的议论侧重于北宋交子作为财政结算手段的一面，宋光宗时淮东转运副使虞俦的《被诏上殿劄子》则以北宋交子法为日常流通货币的理想制度。他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虞俦的建议自有其道理，然而四川钱引既非“事体素定”，又颇有人议其不便。崇、观间，交子多发而制度变更无常，致使币值大减；即便在官营之前，官员们也十分激烈地争论了是否有必要接手并发行交子。
北宋交子近百年的发行过程中问题频出，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述无弊病论无疑失实。接下来的问题是，议论者如何在将北宋交子塑造为纸币理想模型的同时，规避其弊病？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选择性地分隔交子制度设计与流通状态，尤其是切割天圣制度和崇、观弊政。
李纲是反对发行绍兴六年交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数次与右相张浚通信论及交子。李纲将交子制度上溯至起源之时，认为交子只能行于四川，而不可流通于其他路分，理由是“四川山路峻险，铁钱脚重，难于赍挈，故以交子为便”。他接着批评绍兴六年交子没有本钱支撑，而北宋时“常预桩留本钱一百万贯，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均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但即便四川地区也是“近年不桩钱本，其法已弊”，更何况绍兴六年交子。是否有本钱，是李纲判断纸币制度能否成立的决定性条件。总之，李氏大体支持北宋官营交子的部分储备本钱制度，并借此批评南宋纸币。然而崇、观制度却不在李氏所指称的北宋交子制度之内。在给张浚的另一封通信中，他说：
“某窃见交子之法，初若可行，其后官私皆受其弊，而卒于不可行。与其至于不可行而后改，曷若未行而罢之为愈也。崇、观间盖尝行之矣，然未几改法，则是不可行之明验也。”
上段文字仅仅将绍兴六年交子的制度源头上溯至崇、观交子（钱引），而不涉及天圣制度，人为地割裂崇、观制度与天圣制度的联系。总而言之，在李纲看来，天圣交子是纸币的理想模型，有本钱储备而便民使用；崇、观改法则开南宋纸币乱象之先，制度上更接近绍兴六年交子。这就将北宋交子制度中问题较大的部分“开除”，转而与南宋纸币归为一类了。
运用类似手法的议论者为数不少。湖广总领周嗣武曾在淳熙五年（1178）上奏，建议朝廷不再多发四川钱引。他以“蜀中钱引自天圣间创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万道”开头，之后却径直说明建炎以来的状况，几乎不涉及北宋的发行经过。由天圣祖额直接对比南宋的钱引发行量，周氏的行文手法渲染了近年来钱引数量的巨大增幅，有力地实现其论说目的。吴泳曾向宋宁宗进《乾淳讲论会子五事》，他认为天圣交子“与钱相权，或便商贾之懋迁，或佐公上之不给”，并给出“造端立法实本于周”的高度评价。此后话锋一转，称“然法之创也，求以便民，而其弊也，或以厉民”，批评当前纸币数量过多，又无足够本钱，再举宋孝宗涉及纸币数量的言论若干，请求皇帝重视纸币问题。
戴埴《楮券源流》一文对于南宋纸币发行数目记载详细，颇受今人关注。此文将纸币源流追至西汉皮币、唐代飞钱，随后简单论述北宋私营交子出现及其转为官营的过程。然而，下文却转向绍兴三十年（1160）东南会子发行之后的纸币流通情况，重点论说庆元（1195—1200）以来的数次增发。天圣元年以后的整段北宋交子发行史、南宋前30年的纸币发行状况，均被其忽略了。尽管戴埴所述确为事实，但他有选择性地回避了北宋交子在流通中出现的增发、贬值问题，又将这些问题集中展现在南宋东南会子之上，可见《楮券源流》的重点并不在于考论“源流”，而在于批评当时的货币制度和流通状况。事实上，戴埴认为南宋纸币制度的主要弊病在于没有足够的本钱储备，难以使用现钱回购纸币来提升纸币币值，正所谓“以州郡不能秤提为病”。而北宋交子制度则被他简化：“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则曰秤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秤提之也”，美化为称提的理想模式。
总结而言，由于上述南宋货币议论的目的大多是批评当前的纸币制度或流通状况，并给出解决方案，论者更关注作为宋代纸币源头的北宋交子及其制度，而较少着墨于交子在北宋的流通状况和制度流变。这些议论的论述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将制度规定同时视为交子的真实流通状况，从而认为交子（钱引）毫无弊病；二，将制度设计与流通分而论之，突出天圣制度，切割流通中的问题。两种论述方式的交汇点均在于试图说明交子背后需要有足量的价值保障。在南宋人的想象中，价值保障应由可随时兑换的现钱来提供，这也是作为理想模型的北宋交子的根本特质。至于官司在财政活动中削减纸币的使用范围、制度规定经常变动、伪造现象频出，只是从外围加剧了纸币贬值程度，并非决定性问题。那么，议论者建构的理想模型，对于宋廷健康运作南宋纸币，究竟有多大的提示作用？又，南宋的财政、经济状况，能否允许理想模型得以实践？
既然南宋货币议论构建理想模型的目的在于批评当前问题，我们可以从构成模型的要素入手，反推出他们推崇的纸币制度，而南宋纸币制度明显不在其中。另一方面，尽管被议论者指出了大量弊病，甚至被质疑制度的合理性，以东南会子为代表的南宋纸币却长期流通。东南会子自绍兴三十年发行后，几乎流通至南宋灭亡。会子虽然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而贬值，却并未成为废纸。如宋元之际的方回（1227—1307）指出，发行于嘉熙四年（1240）的第18界东南会子1贯大约相当于铜钱250文，其流通自“庚子（嘉熙四年）至甲子（景定五年，1264），阅岁二十五，民颇安之”。显然，直到南宋晚期，东南会子仍然拥有相对稳定的流通秩序。至于钱引、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区域性纸币，也都流通了相当长的时间。被议论者批评颇多的南宋纸币，为何能够长时间顺利运行？在诸多弊病之外，南宋纸币制度是否也存在未被理想模型包括，对保证流通又十分奏效的机制呢？
首先考察理想模型的运行机制。推敲前引货币议论文句，可知议论者集中批评的问题是，南宋纸币发行量与本钱储备数不对应（甚至没有本钱），使纸币因无法被即时收兑而贬值，所谓“不桩钱本”“以州郡不能秤提为病”均属此类。与之对应，有足够的本钱储备、能够即时兑现，是议论者观念中理想纸币制度所应该具备的特质，并多用于对照南宋的缺陷之处。在前引议论之外，吕中在其编撰的科举参考书《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仁宗皇帝·行楮币”条下所作的评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许多南宋士人对理想模型的认识。他在概述天圣元年朝廷设益州交子务的史实后说：
“此楮币之始也。然其有钱以行楮，有楮以榷钱，子母均通而无偏重之患，故民视钱犹楮，视楮犹钱。今则为是币，而初无是钱，以虚驾虚，宜乎楮币之不行。”
如果没有足够的本钱，那么纸币制度便是“以虚驾虚”，不可能顺畅流通。虽然现钱与纸币应该是相互依托的关系，但在“为是币、无是钱”的情况下，实际上仅有现钱的重要性被突出了。足够的本钱，是理想纸币制度的必须要素。
储备本钱、即时兑现虽十分理想，但未必是最切合实际的机制。实践理想机模型需要储备相当数量的本钱，这就使得官府必须通过铸造或征收取得大量闲置的金属铸币。这样一来，纸币当然是金属铸币的附属品，其币值基本上取决于本钱与纸币发行量的数量比。而问题恰恰在于官方不可能为发行纸币准备充足本钱。即便在金属货币铸造量较高的熙宁时期，官府也时常没有本钱兑现交子，对和籴等财政购买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商人不再寻求兑现，转而借助不同地区的交子差价套利。进入南宋，不仅四川地区少有新铸铁钱，东南地区的铜钱铸造量也大幅下降，东南会子正是为了弥补财政中铜钱数量的缺失才被发行的。毕竟货币发行不足，宋廷便减少了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东南会子发行后不久，宋金再起战端。宋廷为了准备兑现会子的本钱，挪用财政资金、大量出售度牒，对财政收支和社会控制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乾道四年（1168），东南会子正式立界，并成为不兑现纸币，宋廷不再设置机构负责兑现东南会子。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朝廷发行多少东南会子，都会背离理想模型的运行机制。因此，虽然南宋议论者对当前的货币制度颇有微词，但朝廷却绝无可能长期实践他们设计的理想模型。
在不兑现之后，东南会子等纸币的流通情况反而更为顺畅。成为不兑现纸币，不能说明它们没有价值保障，是宋廷发行的“白条”。相反，朝廷为了在现钱不足的情况下保障纸币价值，动用了金属铸币以外的国家财政资源。
马端临《文献通考》概括了东南会子的流通机制：
“（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桩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明年二月，诏会子务隶都茶场。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
他指出东南会子有两大价值保障，现钱和茶、盐等专卖产品。东南会子成为不兑现纸币后，现钱不再作为日常价值保障，专卖品的重要性上升。宋廷事实上将和籴—专卖贸易作为东南会子最主要的日常发行—回笼渠道，充分借用了专卖品和专卖票据的价值来保障纸币币值。由此，东南会子的运行和专卖体系牢固地捆绑在了一起。绍兴末，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也发表过类似意见，他说目前四川钱引有4147万余贯，而铁钱仅有70万贯，钱引“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湖北会子能够在京湖地区流通，也仰仗当地的粮食、茶引贸易。当地官员甚至认为，若无茶引贸易，湖北会子将丧失流通基础。总之，以专卖体系来保障纸币价值，已成为南宋纸币运行机制的重要环节。这虽起于现钱不足，却也使现钱储备的必要性大大下降。同样面对和籴，北宋陕西、四川官府承担的巨大兑现压力，在南宋消失了。
当然，专卖体系的容量有限，纸币数量过多也将贬值。宋廷采取了议论者多次提及的“称提”手段，回收市面上的部分纸币，以达到暂时提高纸币币值的效果。与议论者设想的不同，现钱在称提活动中并非主角，金银等贵金属、度牒等身份证书、香药等专卖奢侈品更多地被朝廷使用。这应当受到了南宋较低的铸币量的直接影响。此外，在南宋纸币数量过多时，称提的有效性颇受质疑。如孙梦观在淳祐六年（1246）的轮对劄子中说“秤提殆几无术，毋已，则权之以盐筴乎”，认为保证纸币币值最终还是以盐为主。南宋晚期，土地也开始进入某些官员的视野，他们试图以部分官田和农作物产出来保证纸币币值。方岳在轮对中建议官府收回被民众占佃的土地。之后“斛可收楮五十缗，是千斛之谷岁收五万楮也。百之则五百万，千之则五千万，合天下而言当不止万亿顷亩也。发廪有若干之入，印造无若干之出，则凡收百万者为二百万，合而计之，收楮之数多而造楮之数少矣”。此种做法集大成者，便是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
平心而论，两宋纸币的基本运作方式较为接近，纸币背后均有价值保障，官府也通过各种回收方式来调节纸币币值。但与议论者以北宋交子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模型不同，不论从价值保障还是从回收称提来看，现钱都与南宋纸币渐行渐远了。朝廷发行纸币的目的既在于弥补金属铸币铸造不足带来的财政损失，便不可能再以大量现钱作为纸币的本钱，并承诺兑现。在纸币流通的过程中，固然存在批评者指出的若干问题，但南宋人已将纸币的价值保障转变为专卖品，并利用多种财政资源调整纸币币值。这既是对现钱不足的妥协和变通，又是发行纸币的一条新路，实用性超过了理想模型。当然，若纸币的流通量远远超过南宋国家财政资源的容纳量时，通货膨胀便是应有之义。只是理想模型无法如议论者设想的那样，承担起挽救南宋纸币流通困局的重任。
南宋议论者多以北宋交子为基础，建构纸币的理想模型。他们以理想模型为标准来对照南宋纸币制度，批评纸币流通中发行量过大、贬值等问题，由此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理想模型虽以北宋交子为外在形象，实际却只是议论者自己的建构，并不完全符合北宋交子的实际制度与流通状况。在议论者的理想设计下，纸币应有充足的现钱作为本钱，且能被即时兑现，这与天圣交子制度颇有相合之处。但北宋官方一方面逐渐变更制度，不再兑现作为四川本地流通货币的交子；另一方面，流通于陕西、四川之间，以兑换券形式作为财政结算手段的交子也因本钱不足而难以被完全兑现。北宋后期，交子制度与流通状况日渐混乱。这些与议论者建构的理想模型不相符的北宋现象，或被有意忽视，或被抛弃于北宋交子形象之外，而与南宋制度归为一类。被选择、删削乃至虚构之后的北宋交子，成为理想模型的蓝本。
问题是，论者费心包装的理想模型不能作为南宋纸币制度效法的典范。在现钱不足的情况下，南宋纸币多以茶、盐等专卖品作为价值保障，贵金属、身份性证书也被朝廷用于称提活动，现钱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可以说，南宋朝廷在理想模型之外，探索出了一条纸币运行的新路径。
因此，南宋议论者的理想模型最多只能用来批评纸币流通中弊病，而无法成为评价南宋纸币制度有效性的标准。从运作方式上看，理想模型与南宋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以何种物品作为纸币的价值保障。在这个角度上说，南宋朝廷反而意识到不应完全以现钱为基础来发行纸币，专卖品、贵金属、粮食乃至土地等国家财政资源都可以用来保障纸币制度，从而大大拓展了“本钱”的范畴，货币流通领域的容量也大幅增加。理想模型虽有其道理，却不符合南宋的实际情况；南宋纸币流通百年而价值尚存，可谓制度有效性的明证。
解读古人对制度的认识，既要细心分析这些认识与制度本身及实践状况的异同，又须洞悉埋藏于制度之中的运作机制。由此，论者对议论的解读才能超越文本字面，从而回应更深层次的制度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货币与国家财政体系建设研究”（22CZS024）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申，男，浙江萧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盐业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ND编辑 | 烟岚云岫
文字 | 转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二零二二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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