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冰：​《北宋三司财务行政体制研究》出版丨202307-113（总第2429期）

《北宋三司财务行政体制研究》

丨张亦冰 著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5月

ISBN：9787522817712

壹

作者简介

张亦冰，1988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财政史、政治制度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宋三司财政管理体制研究”，发表《唐宋时估制度的相关令文与制度实践——兼论〈天圣令·关市令〉宋10条的复原》《北宋京朝官“磨勘法”形成述论》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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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自北宋建国（960）至元丰五年（1082），朝廷一直以三司总领全国财政，时称“计省”，长官号称“计相”，财权集中且职掌广泛。三司理财体制的形成，同唐宋之际国家财政结构的整体演变密切关联，其分工模式、运作机制又对宋代乃至后世国家财计制度影响深远。本书梳理三司内部组织架构与人事安排，聚焦其如何履行财政决策、度支计划与财务审核等职掌，在此基础上，思考北宋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与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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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论/1

第一章 三司的组织架构与人事安排/25

第一节 唐宋之际三司职掌范围及分工演进/26

第二节 北宋三司内部行政机制及其演进——以三司长官、三部判官为中心/51

第三节 北宋前期三司官员的选任与迁转/75

第二章 三司与朝廷的职权关系/112

第一节 北宋财政决策体制中三司、中书门下的职权关系/113

第二节 权能错位：北宋财政管理中三司、中书门下的分工与互动/128

第三节 宋神宗朝“朝廷钱物”的封桩与征调/153

第三章 三司的财政计度与出纳审核/177

第一节 常程计度：北宋前期三司国计体系的运作与演进/178

第二节 簿书期会：北宋三司对钱物的支拨与勾销/203

第三节 财政集权与五代宋初幕职、州县官料钱制度演进/230

结语/247

参考文献/254

后记/275

肆

后 记

伍

试 读

三司自主处置权限的形成

北宋太祖与太宗，相较此后的君主，往往倾向于“独断”政务，如宋太宗“躬亲机务，纶旨稍频”，甚至形成“有司指挥，多以札子取圣旨”之局面。就钱谷之务而言，有司多以丛脞琐事进奏取旨，由君主直接做出具体指示。自太宗后期起，中书宰执在财政决策中的角色逐渐重要。至道元年正月，太宗规定三司“起请擘画钱谷刑政利害文字”，需由中书、枢密院“检详前后条贯，同共进呈”君主；当年五月，复命中书参校三司孔目官李溥条列三司钱谷利害七十一事，“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于籍”。可见在太宗安排下，宰执逐渐参与对三司所拟财政政策、制度方案的审核，以备君主顾问。但总的来说，面对纷繁庞杂的钱谷事务，宋廷尚缺少必要的层次划分与分流机制，各管理主体的参与方式、处置权限，主要取决于君主旨意。

随着进奏取旨的政务数量增多，君主、宰执负担日重，需将部分庶务交予行政职能部门处理。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十二日诏：“三司、提举库务、提点仓场、管勾国信官应自来承准宣敕条贯，并仰遵守，不得将有条事件再具札子，上殿取旨。若实有不便，乞行改正者，具状以闻。”对于“有条事件”，三司不得再以札子面奏取旨，纵使其间存“不便”之处，亦只得以奏状进呈。此举主要为纾解朝廷决策压力，提高政务处理效率，在当时并非特例。如为避免开封府、审刑院等机构凡事奏报朝廷，以致积滞，宋廷亦依据事件情由对其政务加以分流。

对直属中书的行政职能部门而言，政务分流未必意味着有权自主行遣，以审刑院为例，据景德四年七月诏：“自今官吏犯赃，及情理惨酷有害于民、刑名疑误者，审刑院依旧升殿奏裁，自余拟定用刑，封进付中书门下施行。”若刑名拟定允当，审刑院无须进奏，但需实封报中书施行，以便“令宰相更为约束”。相比之下，三司不隶中书，其对于“有条事件”，具有更多的自主处置权。嘉祐元年正月，知谏院范镇针对仁宗“下行有司事”，曾作如下论述：

臣伏见三司、开封府居常以明有条贯事作情理轻重，上殿进呈，及进入取旨。又诸司事有丛脞微细者，并皆奏闻。乃是陛下以天子之尊，下行三司使及开封知府与诸司事。皆有司不能任责，以至上烦圣虑；非惟上烦圣虑，又失为政之要，而亏损国体。伏乞指挥，今后三司、开封府公事，内有情理轻者，听便宜行遣。

奏议所云“上殿进呈”与“进入取旨”，指三司面奏与申奏状两类不同的进奏取旨方式。其反映的政务分流原则，与大中祥符三年诏关于“有条事件”的规定具有一致性。根据范镇论述，当时三司与开封府之政务，倘若“明有条贯”，且无“情理轻重”等适用性问题，则可“便宜行遣”，全权处置，无须进奏取旨，自然也不必关报中书“约束”。

北宋所谓“条贯”或“条”，多指在具体诏敕基础上修订、整合而成，并载于令、式、编敕、条例等“法典”的行政法条（如林特等大中祥符年间编定的“茶法条贯”），而“有条事件”“明有条贯”之事，即指三司可检得相应法规，照章处置之政务。天禧五年至天圣元年，三司曾置发遣祠部司，审核祠部发放度牒。天禧五年二月，朝廷接受三司建议，规定发遣祠部司审批开封府界度僧奏请流程，并申明其据以对勘的材料有二：其一为祠部“照证帐按（案）”，即祠部据以批度的文账底本，当度牒发放完毕，发遣司收到收据后，需对“照证帐按”加以勾销；其二为批度遵行的“宣敕条贯”，即给付度牒所依据之法规，发遣司据此勘验度僧数量无误，遂用印发放度牒。此外，在三司所下牒、帖指令中，需明确引述所据“条贯”，如欧阳修庆历五年为河北都转运使，曾引述三司牒中依据条贯做出的便籴粮草时限要求：“当司近准三司牒：为便籴斛㪷，仰依《编敕》，至三月终住便，更不展限者。”

综上，在三司财政管理中，倘若“明有条贯”，则可“便宜行遣”，君主、宰执不参与决策、施行各环节。换言之，三司的政务自主处置权限，取决于条贯之有无及其适用性。需要说明的是，条贯的本质，是对具体诏敕加以抽象升华，使其适用性、解释力及稳定性得以提升，以便尽可能涵盖千差万别、变化多样的具体事务。张方平在受命编修《庆历编敕》时，认为编敕者当“依律门类，而备其起请之因、参详之意，本末悉具，乃名‘编敕’。治宁岁久，事目滋广，天圣之后，文簿猥烦，乃许编修官删润而加损益，或数事并一条，比附有所不尽，天下承用，多失法意”。面对浩繁庞杂的诏敕，辨析其本末缘起、适用情形，进而对其删修损益，使之成为便于诸司检索参用、含义明晰的“条贯”，乃是对编敕官员的最大考验。由此观之，条贯规定的适用性与解释力，往往取决于其编修主体与编修方式。而据司马光所述“钱谷之不充，条例之不当，此三司之事也”，可见调整、维持财政管理条贯之恰当，本系三司职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三司财政管理所据“条贯”的生成过程以及三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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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延伸阅读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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