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陈峰：庆州兵变与宋神宗熙宁四年对夏策略的调整丨202312-98（总第2578期）
以下文章转自史学月刊，特此致谢。
摘要：宋神宗即位后，意在制服西夏，辗转求索于横山、河湟二策间。熙宁三年末，神宗采纳种谔之谋，开展横山进筑活动。次年二月，正当宋夏军事拉锯的艰难时刻，前线庆州爆发兵变。神宗君臣在果断镇压反叛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现行对夏策略。促成这一反思的缘由，正是其戒惕动乱，坚决维护内部秩序稳定的需要使然。兵变不仅引发陕西军政系统核心层的大调整，还直接导致中央中枢机构人员的变动——韩绛罢相，更成为神宗搁置横山策略的决定性因素。之后，宋朝表面上停止了西北用兵，与夏通和，实则充实边备，于异论纷纷中全面启用王韶收复河湟的策略。制夏策略在熙宁四年的重大转向，使得河湟地区成为此后熙宁时期宋廷推进的唯一对夏战略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庆州兵变的影响可谓深远。
关键词：宋神宗;庆州兵变;宋夏战争;横山;河湟;
在宋夏战争中，庆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夏竦就指出：“今之关塞，延安险阻，秦州地远，易为控扼。所最忧者泾原，次则环庆。泾原莫急于镇戎，环庆莫急于庆州。”爆发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的庆州兵变，规模虽有限，却深刻影响了当时从地方到中央的军政格局，乃至对夏策略。以往学者对这次兵变问题已有关注，但受主旨所限，仅论及部分原因和后果,而对神宗朝拓边西北政策的讨论，多聚焦于熙河之役的相关议题,较少留意前期求索路径的辗转过程，故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从考察庆州兵变起因和善后入手，探究其与时局的内在联系，以期厘清是年宋朝对夏策略演变的轨迹。
韩绛赴陕与庆州兵变
熙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庆州二千广锐军士在都虞候吴逵的带领下发生变乱，“焚北城，大噪纵掠，斩关而出”。揆诸史书记载，此次兵变的起因与韩绛在陕措置失当有着直接的关系。
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知青涧城种谔攻取绥州，拉开了神宗朝宋夏战事的序幕。为了夺回绥州，西夏于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以三十万大军进攻庆州，“陕右大震”。宋廷朝堂之上，参知政事韩绛、王安石均请求出使陕西应对边事，九月神宗选定韩绛为陕西路宣抚使。韩绛到达陕西后，“用种谔谋，欲取横山”。位于今陕西北部的横山，“乃山之极高处”,是宋夏之间的天然界线，其北“尽为西夏所有”。宋人认为得到横山“可据高以临彼”,断西夏右臂。种谔的策略就是进筑啰兀等城寨，从而打通绥州和麟府地区的通道，以经略横山防线。神宗肯定了这一战略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十一月复命韩绛为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允许其“不须亲至河东，止移文往来”;十二月拜在外的韩绛为首相，居内的王安石为次相，希冀二人“内外相成”。
在陕期间，韩绛被赋予指挥陕西、河东前线对夏战事的全权，“凡兵事惟绛指挥，经略司节制不得行于所部”。熙宁三年十二月，权鄜延钤辖种谔率两万宋军进发，次年正月便兵取抚宁堡、啰兀城。随后韩绛又命种谔进筑永乐川、赏逋岭，命河东路修筑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四寨，以实现“通接道路”的目标。然而，诸城寨的进筑很快引发异议，史称“调发仓猝，关陕骚然”。神宗先是派出御史范育前往河东调查，二月范育上奏反映情况，称“宣抚司妄举重兵，军须暴并”,修寨“纵或成之，于边防有小利，于国计有大害”。与此同时，权发遣庆州赵卨、太原走马承受李宪也多次上言，称抚宁城、啰兀城“不可守”。神宗只得又派户部副使张景宪、枢密都承旨李评实地考察。正当宋廷踌躇二城守弃之际，西夏开始发动反击。张、李“行未半道”,抚宁已失陷,韩绛命令诸路出兵牵制急攻啰兀城的夏军。王称《东都事略》指出，“庆州兵再出，遂作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称，庆州兵“亟出，人不堪命”而为乱。由此观之，韩绛进筑抚宁、啰兀等地，造成西北前沿宋夏军事冲突升级，是引发庆州兵变的外因。
庆州兵变的内因，则在于韩绛厚待番部和重用番将王文谅。依照宋朝规定：大将每次出征，“置随军赏给库，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听大将便宜爵赏，不待中覆”。韩绛宣抚两路，即持有宋廷颁授的空名告身、宣敕及锦袍、银带，可以“除补所部官”,“抚纳降附”。北宋西北沿边分布着大量的番部，其态度向背会对宋夏战局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优抚番部成为北宋御夏的惯常做法。韩绛在开展进筑的行动中也尽力招纳番部，“厚赏犒之”,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前线驻军的不满，致使“军士皆怨恨”。王称就记述了这样一则极端事例：“(韩绛)又夺骑兵马，曰：‘此辈不能战!’以与蕃部，有抱马首号泣者。”而神宗、王安石听说的韩绛区别对待官军与番户的事例还不止这些，如“一降羌除供奉官，即差禁军十人当直，与之控马。军人以此尤不平”;“募兵与属户同出战，其劳费等。至遇贼取功赏，则惟属户专之，募兵皆不预，至令贫窘无以自活”。庆州兵变数月后，在神宗与中书、枢密院(合称二府)商议如何应对番部内属问题时，枢密使文彦博就曾引韩绛事为鉴：“如韩绛厚蕃兵，便致汉兵作过。”
自西夏归附的番将王文谅，深受韩绛信任。熙宁四年初，王文谅统兵出界期间，“凡官军斩级，多夺与蕃兵，至掘冢戮尸为级”,并在夺取吴逵所获战功后，诬告其临阵违犯军法。韩绛听信王文谅之言，先是将吴逵羁押在庆州狱长达四十余日，后来又打算动用便宜之权斩杀吴逵。此举使得业已紧张的兵将关系彻底激化，“部卒喧呼，欲剚刃于绛”。知庆州王广渊及时阻止了韩绛，才暂时缓和了事态。然而数日后，趁夏军进攻啰兀城之际，庆州广锐军士还是“拥逵为乱”。据此可知，吴逵反叛确如李焘所论，“由文谅激之也”。
由上可见，韩绛宣抚陕西期间，采用种谔的谋取横山计划，进筑啰兀等城寨，由此加剧的宋夏陕北战场形势，成为仓促被调发的庆州军人兵变的外在诱因；而韩绛未能妥善处理番汉军士关系及用人不当，使庆州军队内部交织的矛盾激化，是庆州爆发兵变的内因。不可否认，诸多史籍将导致兵变的责任全部归之于韩绛，或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书写问题。首先，韩绛与王安石政治关系密切，时人视其为王安石的“死党”。随着变法引发反对派的激烈批评，王安石的形象受到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南宋以后逐渐呈现污名化倾向。主流史家对与其有关的人事载录，怀揣着或多或少的否定态度，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撰者李焘亦难免受其影响。韩绛因之遭到指摘，当有此可能。其次，韩绛是神宗决策的执行者，宋人加大其罪责，无疑可以起到回护皇帝的作用。即便如此，韩绛作为神宗派往陕西的最高军政长官，举措失当引起兵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直接影响到他个人的政治命运及其主持的横山制夏策略。至于庆州兵变的其他隐性因素，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主旨。
宋廷对庆州兵变的处置
庆州兵变发生后，王广渊紧急召集军队抵御。柔远寨北路都巡检林广迅速平定庆州北城乱军，“擒戮皆尽”;又追击三百余名残兵至朝天驿，“一夕皆斩之”。当地官司的果断处置，使得这场二千人的兵变波及范围不大。宋廷曾任命泾原副都总管张玉、入内副都知张若水为正、副陕西招捉贼盗，然在张若水抵达陕西时，庆州“叛兵已溃散”,张玉遂返回泾原。吕大防在上神宗的奏疏中提到过叛兵的后续情况：“散亡之党才数百人，并逃匿山林，未尝干犯城邑。”庆州兵变的规模及范围虽有限，却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陕西上报庆州军乱的奏疏送达宋廷时，正值三月三上巳节假日，神宗仍将二府官员召至资政殿，商讨兵变的善后事宜。
如何惩处参与兵变的军士，是统治集团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得知兵变消息后的次日，神宗便遣内臣前往环庆路经略司传旨：“两营军士必非尽同谋，宜止推究造首谋者家属处置，其余父子兄弟毋得监守，其务安存慰谕之。应被诱胁从如能归首，皆免其罪，如能执杀元结构之人，当议厚赏。其已擒获，即具得贼之人，驰驿以闻。”这是宋廷最初步也是最核心的处置措施，为之后一系列的政策确立了基调，即区别对待兵变军士及其家属：首犯家属株连，从犯自首免罪，能捕杀叛军者厚赏。十四日，针对在逃的兵变军士发布诏令，许诺除首犯和杀害命官者不予宽赦外，其余自首免罪。十六日，正式出台对叛军家属的惩治办法：“庆州叛兵亲属缘坐者，令环庆路经略司检勘服纪、年甲。应元谋反手杀都监、县尉，捕杀获者，其亲属当绞者论如法；没官为奴婢者，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流者决配荆湖路牢城。非元谋而尝与官军斗敌，捕杀获者，父子并刺配京东、西牢城；老、疾者配本路为奴。诸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余亲属皆释之。”可见，宋廷根据兵变军士是否为首、是否斗杀官军，裁量其家属缘坐刑罚的轻重。不久，环庆路经略使王广渊对这条诏旨提出异议，称其在权宜措置兵变时已宣布“应缘坐家属皆特免罪”,宋廷遂再次下诏：“庆州叛军已就戮，其同居骨肉配充奴婢及年二十以上刺配京西牢城者，令永兴军路安抚司勘会，内有服纪于法不该缘坐者即放令逐便，内充军者仍给与公据，所有元系军人配往湖北牢城者即令依旧收管，更不改配。”该诏仅严格了叛军家属的缘坐范围，并未触动此前诏令的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宋廷坚持了处置兵变的基本原则，即叛军家属须承受缘坐刑罚，或杀、或配、或没官为奴。通过上述系列诏书，可知宋廷对兵变的善后宗旨是严惩叛军及其家属，从而以严刑峻法遏制兵变。
虽然最初宋廷对兵变从犯自首者予以宽免，但是后来政策出现了反复。根据记载，神宗曾密谕陕西路转运使张诜“便除所招庆卒”。这次君臣会面的时间已不可确知，但张诜出任陕漕在熙宁四年十月,距兵变已经过去近八个月。该密谕因意外泄露或未实施，但无疑反映出即便在事态平息后，宋廷仍坚决铲除叛军余党的立场。兵变中的失职官员，也被宋廷深究。如前所述，王文谅的冒赏、诬告等行为是激起吴逵反叛的重要因素，故神宗诏令陕西官员鞫讯，至熙宁四年八月结案，王文谅伏诛。此外，邠宁环庆副都总管窦舜卿因对兵变“失觉察”,被降一官；权庆州北路都巡检崔昭用、柔远寨主孙宗信和都监木信之，因不能制止所部番落响应叛军，各被降两官;环庆路兵马钤辖郭忠嗣在兵变发生时送家人外逃避祸，且“虚散首功贴子”,被降徙；兵变一年余，孙坦、李师锡、韩铎仍以“前任陕西转运日，庆州兵叛，不能招安”,各夺一官。
自宋初以来形成的治军传统，对后嗣君臣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兵乱不息的教训，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对军队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考，即“军队以维护统治秩序为主，开疆拓土为辅，而军队内部的稳定又是前提”。他本人就曾亲自制定“阶级法”,所谓“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目的便是在军中确立森严的等级制度，保证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以绝其犯上之心”。经历两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在内政与边防的关系上作出重大调整，从此秉持“守内虚外”的原则，以维护域内稳定和追求“文治”功业为朝政重心，边防则退居其次。求稳惧乱、绝对管控军队，成为宋朝突出的施政原则和治军特点。对于军事叛乱行为，历来从严惩处。如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彭州士兵谋乱，“凡百余人，悉擒斩于市”。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利州戍兵谋叛，皆被诛。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保州云翼卒据城哗变，官方诱降后将四百多名叛卒“悉坑杀之”。故此，无论是庆州兵变期间当地官司的果断杀伐，还是兵变后宋廷绵密的罚罪政策以及数月之后神宗诛杀降卒的密诏，都属于宋朝惯例的体现。然而，庆州兵变的不同之处，在于爆发的时间点正值宋廷对外战争的艰难时刻，发生地又处在西北前线的敏感位置，一时之间使宋廷陷入内外交困的窘迫局面。长期坚守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惯性思维，不仅将神宗的眼光由对外拓边拉回到内部维稳，更促使他重新布局下一阶段的对夏策略。
庆州兵变后陕西军政格局的变动与宋夏“通和”
在陕宣抚期间，韩绛主持和推进的横山制夏策略遭到多位陕西边臣的反对。郭逵力言不可出兵，指出“此举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为朝廷忧”。赵卨极言不当进筑啰兀城，认为“孤远终难保。河东经略司、转运司亦称，“应付宣抚使科率，民力已不堪”。中央核心层的态度也不一致，文彦博本就担忧韩绛此行——“恐绛无功，并任其责”,所以当初才奏请赋予韩绛指挥全权,而王安石也未做到神宗所期许的与韩绛“内外相成”,从而使得神宗成为横山策略的主要支持者。为了保障该策略的顺利实施，神宗一度将“沮军事”的郭逵召回京师。但是熙宁四年二月前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抚宁堡被夏军攻陷，啰兀城岌岌可危，加之庆州爆发兵变，宋朝西北防线遂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于是，宋廷一方面断然平定兵变，另一方面则着手调整用兵部署。
三月初，神宗下诏停修河东荒堆三泉寨。随后鉴于抚宁堡失陷后宋军“士气沮怯”,为防范夏军继续进攻，神宗没等前往按视的使臣的奏报至京，便下诏放弃啰兀城。宋廷对夏军事防线的收缩，是因为已有了暂时与西夏谋和的考虑。是月，王安石在与神宗讨论西夏请和事时提出，“当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此攻敌人心之道也”。这一构想成为此后短期内对夏关系的权宜之策。
与之相应，陕西军政系统要员出现了重大变动。横山制夏策略的反对者被神宗委以重任：郭逵出判永兴军，赵卨调任权鄜延路经略使。随后，宋廷集中问责韩绛及其身边官员：韩绛被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宣抚判官吕大防落职、夺两官，知临江军；种谔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宣抚陕西、河东，边事未成却致兵变，或是韩绛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韩绛身后，执笔墓志碑文的范纯仁、李清臣，语及庆州兵变，颇用文辞为之回护：“其攻讨防守，既有成策，而庆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抚司，以谓‘数出师，烦劳致怨’,遂罢相，知邓州。时庆州卒才两出塞，怨自他起，然公以身任咎，未尝自明”;“而庆将失抚御，兵有叛亡者。时内外多与公异意，争归咎宣抚司，边事摇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责”。就此不难发现，这些文字恰好印证了庆州兵变是致使韩绛罢相的直接原因。
尔后，虑及“环庆新经兵变，且西夏未庭”,神宗遂调遣环庆路都钤辖亓赟、秦凤路钤辖刘舜卿、永兴军路钤辖刘斌分驻要郡邠州、泾州、河中府，专门负责训练一万五千名驻泊士兵。神宗高度重视此次军事训练，责成三将严格教习，以练就“精锐破贼之军”。五月，又令判永兴军曾公亮专提举三将训练，并预备用其军马支援对夏作战，即“遇有边事须增兵策应，即审度事势，遣兵将往，事定抽回”。在曾肇撰写的《曾太师公亮行状》中，就点明了宋廷训练这支军马的用意，所谓“训练三将以备边”。
随着西北边备的加强，宋朝开始按照“明示欲和，以怠其志”的策略与西夏接触。五月初，环庆路经略使王广渊、鄜延路经略使赵卨皆奏称夏人有意通和。其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范育所撰种诊墓志，可知在西夏尚未请和时，宋廷就已密谕边臣停止军事行动。在之后的议和过程中，神宗始终保持慎重的态度。他戒饬边臣，勿私自与夏人接触。知环州种诊，便因“擅回韦州牒许夏国通和”被降一官。九月，西夏国主秉常遣使入贡，在表示“愿依旧约”的同时，索要绥州城，遭到宋廷的拒绝。神宗还多次发布诏令，禁止陕西、河东诸路民间与夏人互市，并令王广渊“谨敕边备”。是年年末，宋夏通和。然而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宋廷未向西夏下达誓诏,这种做法或进一步表明了议和仅为权宜之计。接着，宋廷要求诸路放归“去秋以后所获夏国人口”,似有落实议和成效之意。次年正月，却又命令边臣如遇夏人入境抄掠，不必碍于通和而“不敢追袭”,可以“杀逐出界”。由是观之，熙宁四年三月之后宋夏关系表面上朝着“通和”的趋势发展，但细察此间宋廷颁布的涉夏事务诏令，可知其仍在积极御夏，并未懈怠。
概言之，当横山军事行动遭遇挫折与庆州兵变爆发后，暂时缓和对夏关系以稳定西北局势，是宋朝的必然选择。除妥善处置兵变外，宋廷主动收缩防线、调整陕西军政系统。韩绛因此罢相，其助手亦受责离开，反对者被委以要职。这虽然都标志着横山制夏策略的搁置，然而神宗进取西夏的目标并未动摇，而是在对夏通和的遮掩下，积极寻觅新的突破口。王韶经略河湟制夏的策略即由此得以启动。
庆州兵变与制夏策略从横山到河湟的转向
宋神宗即位之初，王韶便上《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的策略，即用武力开拓河湟地区，切断该地区吐蕃与西夏的联系，从右翼方向实现制服西夏的战略目标。史称神宗“览而奇之”,遂召见王韶，授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安石执政后力主王韶之策，熙宁三年二月以其提举秦州西路缘边番部，兼管营田、市易事。正如前辈学者所论，此举“实际上是要把制服河、湟地区吐蕃诸部落的任务，由王韶负其全责了”。然而内部意见不一，使得宋廷并未在河湟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经略活动。到了八月，王安石不得不敦请神宗尽快采用王韶策略：“朝廷措置事诚要审，然亦要敏速，乃不失事机。如王韶所擘画，本路早从之，则无托硕、董裕之变。”可是次月，在王安石与韩绛争赴陕西时，神宗不但因朝中变法“方赖安石”而没有选择王安石,也没有将河湟策略交付韩绛实施，这或许说明神宗当时对该策略的迟疑及信心不足。
较之王韶的河湟策略，谋取横山之策自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刘平首发,经过了长期的酝酿与讨论，有着更为深厚的认识基础。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薛向等人都是该策略的倡导者，但均未获得君主的支持。直到治平四年十月，种谔在神宗的暗中许可下，出兵招降横山番部嵬名山、夺取绥州,是宋朝从左翼横山方向军事压制西夏的开始。基于这些因素，神宗肯定并支持了韩绛、种谔以绥州为根据地进筑横山的计划。他不仅打破常规，授宣抚使韩绛为正相,还接连赐其两封手札予以嘱托：“比遣卿西路者，朕意实有望于卿，必可成就疆事”,“卿其益励忠诚，以副朕素望”。由此足见神宗对韩绛及其实施的横山策略充满信心，寄予了厚望。及至抚宁堡失守、庆州兵变的消息接连传到宋廷，神宗才意识到此次军事行动可能过于急促，不禁发出“边城举动，后宜深戒也”的感慨，于是“深以用兵为忧”,重新审视横山策略。
从熙宁三年九月到次年三月，韩绛所主持的横山军事行动不仅使宋廷西北用兵受挫，而且导致庆州兵变。在宋代士大夫的笔下，庆州兵变造成的影响不只是边地，还波及关中。范祖禹《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载：“庆州兵作乱，关中骚然，诸郡皆警。”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称：“卒叛庆州，声摇关辅。”王岩叟道：“致庆州兵叛，几至关中之危。”这些文字虽因撰述者立场不同而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夸大，但兵变引发的局部恐慌无疑触动了宋统治集团最敏感的神经。果断处置兵变以及为缓和兵变地区社会矛盾而做出的罢春宴、曲赦陕西与河东两路等系列动作,都反映出统治集团急迫的恢复内部秩序的心态。在这种执政心理的支配下，神宗下罪己诏，对横山决策进行了深刻反省：“朕德不明，职任失当，外勤师旅，内耗黎元。秦、晋之郊，并罹困扰。使人至此，咎在朕躬。”最终宋廷停止用兵，谋取横山计划也随之告一段落。在此过程中，庆州兵变无疑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数年以后，范祖禹在针对李清臣的奏疏中论及韩绛宣抚陕西事，明确指出神宗因兵变而罢兵：“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奏辟清臣管勾机密文字。绛发兵讨伐西夏，及庆州兵叛，朝廷下诏罪己罢兵。”是后宋廷虽与西夏通和，实则渐启王韶河湟策略。此间居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自是王安石。
韩绛在陕期间，王安石并未从中央层面予以必要的支持。如韩绛先后请求任用范纯仁为陕西、河东宣抚判官，韩铎为权河东转运使，皆遭到王安石的反对。韩绛曾赋予外出执行公务的吕大防便宜权，王安石便在神宗面前责怪其行事失当：“朝廷便宜只付韩绛，岂可转付大防?”韩绛与知太原府吕公弼不和，相互上书抨击对方，王安石显然支持了吕氏，认为“今边事皆如公弼言”。然而，当神宗与二府议定韩绛等人罪责时，王安石直指种谔应为军事失利承担首要责任，所谓“谔前后诡妄，致误韩绛，其败坏两路，皆谔之由，谔实罪首，恐不可但言使之者过也”,言语中不乏为韩绛开脱之意。如前所述，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就此后二人的关系来看，王安石视之为政治盟友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那么为何王安石在韩绛主持西北军事时有如此态度呢?其实，透过他深究种谔的做法，即可窥知个中原因。种谔安置潭州后，在王安石的坚持下，继而被责为贺州别驾。种谔从荆湖南路的潭州又被责贬至广南东路的贺州，神宗一语道破王安石的用意——“须谔离陕西”。将种谔贬至远离陕西之处，不仅能否定其提出的横山策略，更能防止该策略复生转机。由此综观王安石的上述作为，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其一，他针对韩绛的不合作，是对事不对人。熙宁三年秋冬之际，神宗、韩绛君臣决意实施种谔的横山策略。而力主王韶河湟策略的王安石，不免对之后西北前线的军事举措有所抵触，所以才会居内龃龉韩绛。其二，王安石打压的是种谔及其策略，而非韩绛。庆州兵变后，宋廷停止横山用兵，无疑为王韶策略的被采纳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当神宗问责韩绛等人时，王安石以坐实种谔“罪首”的方式，为王韶策略的施用扫清了道路。
熙宁四年上半年，王韶尚处于受责状态。究其原因，在于他的开边策略多不为人认可。熙宁三年六月，前知秦州李师中向宋廷举告王韶，事关营田用地和市易司的设置：“今韶乃欲指占极边见招置弓箭手地，有违诏旨；又欲移市易司于古渭寨，臣恐自此秦州益多事，所得不补所失。”朝堂上，神宗也抱怨王韶“奏报一日两说”,“乃如此不审”,文彦博批评王韶“不知边事”。王安石则极力为之解释，并请求罢免与王韶同职却“沮坏”其招抚行动的向宝，专用王韶。七月，新任知秦州窦舜卿，又奏称王韶招诱番部不当。同应对向宝事一样，王安石提请黜责窦氏，以保障王韶行事不受掣肘。八月，便有了前述王安石敦促神宗早用王韶策略的对话。然而在韩绛赴陕之后，神宗渐将精力放到谋取横山上，王韶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十月，宋廷以“妄指闲田”为由，责降著作佐郎王韶为保平军节度推官。从此直至次年六月，宋廷才查实营田用地确是荒田。即是说，王韶无辜受责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王安石遂就此展开朝堂论辩。他质问神宗：“王韶为陛下尽力，臣不知陛下尚夺其官何意。”面对文彦博、冯京等对王韶的攻讦，他坚执其无罪。最终，王韶得以平反，复为著作佐郎；两个月后，受命主持秦凤路缘边安抚司，正式开启宋朝恢复河湟的行动。其策略能够被付诸实践，全赖王安石的大力推动。神宗就曾称赞王安石：“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
要之，虽然收复河湟策略一经提出便引起神宗的兴趣，但是臣僚的反对以及神宗本人的犹疑，使得王韶的经略行动动辄获咎，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当韩绛主张种谔之谋时，神宗的视线再度被吸引至横山；直至庆州兵变发生，宋朝制夏策略经历了从横山到河湟的重大转向，河湟地区成为此后熙宁时期宋廷推进的唯一对夏战略方向。在随后的熙河拓边过程中，神宗总是不自觉地将其成果与韩绛陕西败军一事做对比。如熙宁五年(1072年)二月，他与二府讨论如何处置木征问题时说道：“如前日用兵，乃坐韩绛措置乖方，非兵不可用也。”是年八月，宋军收复武胜军时，他又说道：“昨韩绛费六百万贯都无所成，令[今]武胜虽更有所费，且非妄费。”神宗话语的主旨自然是对自己调整制夏用兵方向的肯定，而这种反复的自我肯定或也透露出他于二策取舍间曾经有过的内心较量。
余论
清人顾祖禹曾言：“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这一说法得到当代学者的认同。太祖因力有不逮，无暇拓疆西北。太宗虽曾对夏州党项势力有过收服的举动，但随着第二次北伐辽朝失败后“守内虚外”国策的确立，在消极防御战略的背景下，最终还是予以放弃。从真宗到仁宗前期，对夏持续奉行姑息羁縻政策，其后果就是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的称帝建国。为了应对与西夏的战争，朝臣先后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谋取横山之策也应运而生。但是受宋廷长期保守的边防观念的影响，该策略一直未被采纳。诚如顾氏之言，宋神宗时代不同于以往，意在制服西夏，即位不久就一改前代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主动出击，占领了横山之东的绥州，为横山策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面对横山、河湟策略做何选择，毫无先例可循的神宗一度徘徊其间。二策除前文所述的认知基础上的差异外，路径、性质、难易程度和战略意义等也有不同。宋人李心传总结北宋对夏用兵是“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即横山为正面战场和主要方向，河湟处于侧翼战场和辅助地位。进取横山将会面临与西夏的正面决战，而经略河湟则不易引起西夏的激烈反应。不过，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前者的战略意义大于后者，因为横山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宋朝边防安危和对夏战争的成败。神宗在摸索制夏首选途径的过程中，在决意全面推动河湟策略之前，曾将精力倾注于横山方面，期待韩绛、种谔能够继绥州之后实现突破。
熙宁四年的庆州兵变，虽然规模有限，却因爆发于宋夏军事拉锯的艰危时刻，直接影响到横山行动的执行，并对治军传统造成挑战，遂产生了连锁效应。兵变不仅引发陕西军政系统的大调整，还直接导致韩绛罢相，更促使神宗开始反思和修正现行对夏策略。是后，宋廷暂时搁置横山策略，在与西夏通和的表象下，启用王韶提出的河湟计划。就此言之，庆州兵变可谓促成了神宗朝制夏策略的转向，从而有了其后开拓熙河的系列军事胜利。此外，进一步观察宋廷制夏策略转向中的君臣立场，不难发现：王安石与神宗在横山策略上的分歧，并未能阻碍一度的横山军事行动；王安石对河湟策略的坚持，也须通过说服神宗的方式才能最终付诸实践。可见，神宗始终主导着王朝对夏策略的走向。尔后宋朝西北经营的重心全在河湟，神宗虽然没有完全放弃横山策略，但也只能等待时机。及至元丰四年(1081年)、五年，神宗再度进兵横山，尽管仍遭失败，但是其在横山、河湟二策间的辗转探索以及积累的实战经验与教训，却为哲宗绍圣以后继续从两翼出击西夏奠定了方向。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注释从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