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卫民著：《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史》全三卷出版丨202312-108（总第2580期）
以下文章转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特此致谢。
《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史》（全三卷）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丛书
史卫民 著
ISBN：9787522725031
2023年10月
定价：698.00元
内容简介：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王国政治思想的嬗变。本书所陈述的，就是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所具有的不同政治思想，并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示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本书分为三卷六编。上卷第一编陈述的是辽朝的“儒化”政治思想，第二编陈述的是西夏的“佛化”政治思想。中卷第三编、第四编和下卷第五编、第六编，详述了金朝“治化”政治思想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
辽朝、西夏、金朝都引入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使之成为本王朝或王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这恰是当时政治思想发展的关键所在，读史者切不可忽视这一点。
作者简介：
史卫民，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新范式基金会高等政经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府理论、公共政策、元史等领域研究，近年出版和再版的主要著作有《政策民主》（1-4部）、《大一统》《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代政治思想史》（3卷本），以及合著的《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元代政治制度史》《元代经济史》《元大都元上都研究》《中国大通史·元代卷》等。
图书目录：
辽、西夏、金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王国，在政治思想方面显露的五大亮点，值得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重视。
第一个亮点是文治。无论是辽朝的“儒化”政治思想，西夏的“佛化”政治思想，还是金朝的“治化”政治思想，都带有浓厚的崇尚文治色彩，而与之相关的文治观念，并不是契丹、党项、女真的“内生型”观念，乃是通过学习而被引入的“外生性”观念。学习的过程有长短，学习的态度有不同（全面接受、部分接受或拒不接受），学习的程度有深浅，造成了辽、西夏、金文治水平的差异。尚武的少数民族在建立王朝或王国的过程中由武功转向文治，首先要有政治观念的转换，然后才能带来政治实践如制度、法律、政令（政策）等的变化。当然，由政治观念转换，到新政治观念定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文治观念定型的时间，辽朝应是圣宗时，西夏应是仁宗时，金朝应是世宗时，三位君主去世的时间距离立国的时间，分别是115年、155年和74年，可见全面引入新观念、新思想，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亮点是尊孔。辽朝、西夏、金朝的皇帝大多有尊崇孔子的言行，并且越是到王朝或王国中、后期，尊孔的表现越为强烈。究其缘由，在教育背景方面，不少皇帝幼年接受儒学教育，尊师崇孔是其本份表现；在政治方面，尊孔代表崇尚文治，有利于改变少数民族所建国家的过分崇尚武力的形象；在文化方面，尊孔表明向往“华风”或“汉风”，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融汇；在政治思想方面，尊孔就是尊崇和接受儒家的治国理念，有利于国家统治和对臣民的教化。但是尊孔与“重儒”即信用儒者并不是一致性的关系，辽、西夏、金只有少数皇帝倾向于“以儒治国”，多数皇帝倾向于“以吏治国”，只是以一些儒者作为点缀，所以入仕的儒者颇多不满，容易滋生厌官、去官的观点。在尊孔的大背景下，辽、金、西夏的儒士地位虽然不低，能够出任宰执的人并不多见，与同期宋朝的“重儒”有相当大的差距，对这一点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个亮点是科举。辽朝、西夏和金朝都引入了科举制度，尤其是金朝科举的科目最多最全，由此需要注意三个重要观念。一是人才观念，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择人才，既可以使儒士有进入官僚队伍的途径，也可以使国家得到栋梁之才，还可以有限地改变官吏的构成形态，所以是否重视科举，已经成为衡量君主是否重视人才培养和选用的重要标准。二是兴学观念，由科举考试带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在辽朝和金朝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做法，不仅有中央一级的学校，亦在地方普遍设立学校，还有专门针对契丹人、女真人的学校以及习学契丹文、女真文的学校。西夏的情况略有不同，是建国初期先有汉学、蕃学的设立，中、后期才有科举取士。尤为重要的是，兴学与科举的一体化，造成了辽、金官学的不重实学的“科考学风”，这样的学风引来不少儒士的批评，但形势使然，难以扭转。三是重文观念，辽、金两朝都以词赋取士，并有重策论轻经义的取向，带动了文人的重诗词歌赋和重华彩文章的风气。这样的文风既造就了辽朝的“诗风”和“诗政”，也造就了金朝的诗词大成和文章大成，还促进了“诗论”和“文论”的发展。应该承认，辽、金两朝的进士是颇值得重视的群体，对政治观念的进步有重要的贡献，由此确实不能忽视科举的正面作用。
第四个亮点是政论。辽朝和金朝都形成了议政之风，西夏也出现过具有代表性的议政人物，“政论”成为官员、儒者等表达政治观点的有效方法，具体方式则可以表现为上言、奏疏、问答、专论等。以古讽今的词赋、文章和记录现实政治状况的诗、记、序、碑文等，亦包含不少政论内容。政论既有助于当时的主政者接触新思想、新观念、新对策，也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政治观点的碰撞情况，但是政论的理论性不足，对政治问题的解释流于肤浅，是辽、西夏、金的通病。辽、金、西夏缺乏理论家，没有对后世政治理论带来重大影响的大儒，除了著作散失的因素外，重视政论、轻视理论研究应是更重要的因素。在注重政论对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一时期在政治理论方面较少贡献的缺点。
第五个亮点是重农。辽朝、金朝和西夏都将统治区域扩展到了农耕地区，重农观念亦随着农耕地区的扩大而日益增强。除了强调以农为本和重本抑末的理念外，重农要着重解决的是劝农、税役、田制、水利、钱钞、救灾等方面的问题。在劝农方面，只有金朝到中、后期建立了成系统的劝课农桑机制，并明确了地方官的劝农职责。在税役方面，辽、金两朝都有轻徭薄赋或均平租税徭役的建议，但是大幅度减轻租税、徭役负担的行为并不多见。在田制方面，辽、金两朝都有括田的举动，都是要以强制手法将一部分土地转给军人及军人家属务农所用，所起的是激化矛盾的作用。在水利方面，西夏、金都有重要的水利工程，尤其是金朝有过大规模治理黄河的举动。在钱钞方面，辽、西夏用钱，金朝开始大规模发行纸钞，但是始终未处理好钞、钱、银的关系，因为币制混乱造成了严重的伤农恶果。在救灾方面，辽朝已经建立一套有效的做法，金朝更发展出了成系统的救灾机制，只是到王朝后期因能力不足而无法延续各种救灾方法。也就是说，既有强烈的重农观念，也有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各种措施的作用有限，有的措施还起反作用，是辽、西夏、金在农耕问题上的常态化表现。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需要一个熟悉农耕经济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造成重农观念与务农实践的较大差距，对这一点应予以理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中，辽朝、西夏、金朝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先后尝试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引入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王国，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为后来元朝政治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示范和奠基作用。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以两编分述辽朝和西夏的政治思想。中卷以两编叙述金朝前期的政治思想。下卷以两编分述金朝后期政治思想以及金朝理学与宗教政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