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靖康稗史》成书时间献疑及其与袁祖安本《三朝北盟会编》关系初探（续）丨202402-82（总第26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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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稗史》成书时间献疑（续）
文丨杨 君
十一、宋金没有的“固新”，现于清末《靖康稗史》
完颜希尹是金初名臣，他的女真名音译，汉字有好几种写法，在清朝乾隆以前的史料里，有谷神、兀室、悟室，也偶有用胡舍的。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对宋金时期的女真人名、地名等进行了全面修改，完颜希尹的女真名写法，被四库馆臣改成“固新”或“乌舍”。在《金国语解》成书后，定为“乌舍”。
如洪皓《鄱阳集》，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文渊阁本《鄱阳集》卷一《彦清弹琵琶有感》有洪皓自注：“彦清者，金相陈王固新长子。”四库馆臣加字：“固新，原本作悟室，今依《金国语解》改正。”[1]则可知南宋时期的原文应写为“悟室”。
在现今研究文章里，也有介绍完颜希尹女真名是“固新”的，如陈爱红《洪晧在金交游考》称完颜希尹“《宋史洪皓传》中称悟室，《全金诗》中称固新，是金朝王族中的重要人物。”[2]实际查阅此《全金诗》指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由薛瑞兆、郭明志编纂的《全金诗》。此书将洪皓被扣押在北方时写的诗作归于金诗，以四库文渊阁本《鄱阳集》为底本，这首《彦清弹琵琶有感》就此收入，并保留了底本所注文字：“彦清者，金相陈王固新长子。固新，原本作悟室，今依《金国语解》改正。”[3]则可知陈爱红所引《全金诗》说法有误，不可为证。
穆鸿利《完颜希尹本事略论稿》，称完颜希尹“女真名谷神（固新），又名兀室（亦译悟室、胡舍）”，给出注释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希尹、固新。”[4]孟宪涛《完颜希尹家族与金朝政治》称完颜希尹女真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希尹、固新，清改译作乌舍、固新。”[5]
这其实是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后文简称《要录》）版本的误解。《要录》古本不存，是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其中女真相关文字都遭到改译，并非南宋时原文。现在通行的《要录》版本，一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是以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1988年本，而商务本也是源自四库本。在新世纪之前，大家普遍认为《要录》只有馆臣改译后的版本，没有保留《永乐大典》原貌的版本。但2010年，辛更儒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一个《要录》清抄本，于2011年著文《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初考》，又有胡坤于2017年和2018年分别著文《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再考》、《台湾藏清钞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版本蠡测》，介绍了早于四库本的四库私抄本。[6]“台图”实有两种《要录》清抄本，皆为四库私抄本，胡文似只知其一，《要录》版本另文，此不赘言。
综合来看，《要录》确实没有完全复制于《永乐大典》的最初抄本，但四库私抄本如上图本、南图本、两种“台图”本都有部分文字尤其前几卷是没有被四库馆臣改动过的原始文字，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原文。则可从四库私抄本未遭清人改译的前八卷里，探知宋金时完颜希尹女真名汉文写法。各四库私抄本里，卷一提到完颜希尹时有注文：
“悟室名希尹，据洪皓《记闻》。皓又记天眷二年希尹加恩制云，属为诸父，故知为晟从子也。《实录》作兀室，盖据马扩、蔡絛、张汇所书，然皓尝为其馆客，必不误。苗耀《神麓记》云，悟室母孕三十个月而生，名曰悟室，乃三十也。今从之。”[7]
则南宋原文为“悟室”“兀室”，而此处文字，四库文渊阁本、文澜阁本为“乌舍名希尹”，文津阁本、商务本为“固新名希尹”。
《要录》文渊阁本卷一此处另有四库馆臣的按语：“按：乌舍名今已改正，姑存原注。”卷七十八金人地名考证明确写：“乌舍（原书作悟室，误，改见卷一）。”[8]
则同样可证《要录》原文没有“乌舍”“固新”，这两种写法是清朝乾隆时改的。
南宋名臣吕颐浩《忠穆集》古本亡佚，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成为现在流传的《忠穆集》内容。四库文渊阁本《忠穆集》卷二《上边事善后十策》，其中“论彼此形势”部分：
“二十年间主张国事者国相尼玛哈也，为之谋臣者刘彦宗、固新贝勒、萧三太师、高庆裔、王芮、张愿恭之徒是也。”[9]
吕颐浩这个上书，南宋成书的《三朝北盟会编》，明刊本《历代名臣奏议》、《吕忠穆公奏议》也有收入，同时《三朝北盟会编》和《历代名臣奏议》都有明朝和清朝版本分别留存，为方便大家理解，列举如下：
《会编》明湖东精舍本：
“二十年间主张国事者国相粘罕也，为之谋臣者刘彦宗、兀室孛堇、萧三太师、高庆裔、张愿慕（一作恭）之徒是也。”
《会编》清四库文渊阁本：
“二十年主张国事者相尼堪也，为之谋臣者刘彦宗、乌舍贝勒、萧三太师、高庆裔、张愿慕（一作恭）之徒是也。”
《历代名臣奏议》明刻本：
“二十年间主张国事者国相粘罕也，为之谋臣者刘彦宗、兀室孛堇、萧三太师、高庆裔、王芮、张愿恭之徒是也。”
《历代名臣奏议》清四库文渊阁本：
“二十年间主张国事者国相尼雅满也，为之谋臣者刘彦宗、乌舍贝勒、萧三太师、高庆裔、王芮、张愿恭之徒是也。”
很显然，南宋时，吕颐浩原文是“粘罕”“兀室孛堇”，清朝乾隆时期，四库馆臣把金人名字按照清朝要求改译，但并没有在所有书里统一成同一个译名，各自为政，于是出现了粘罕=尼玛哈=尼雅满=尼堪，兀室孛堇=固新贝勒=乌舍贝勒。
而清末伪书《靖康稗史》里，多处出现“固新”的写法。
《瓮中人语》：
“十月，金遣左副元帅粘罕（即宗翰）、右监军固新（即谷神）……大举入寇。”
《南征录汇》：
“明日，额鲁观、多昂木、阿懒、蒲鲁虎、固新、挞懒，归所取十二人至寿圣院……”
“宝山大王押朱后一起，固新押贡女三千人二起……”
《呻吟语》：
“宫女三千，别由虏酋固新严兵押送。”
“固新所押贡女均乘牛车……”
《宋俘记》：
“右监军固新【即谷神，名布尹(按当作希尹)】……押解。”
“马舞蝶入固新寨。”[10]
造假者不清楚宋金时并没有“固新”写法，他只知道女真人名有多种写法，于是固新、谷神、希尹等混乱使用。而如果《靖康稗史》真是南宋时的史料，则不可能出现清朝乾隆以后才有的“固新”写法，这是稗史造假的又一有力证据。
十二、宋金时没有的“和啰噶路”
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徽宗和宋钦宗到达五国城，从此在这里生活。宋徽宗为此给金人写了谢表。
丛编本、笺证本《靖康稗史》之《呻吟语》：
“七月，又徙二帝于胡里改路五国城。”
“迎宋帝母韦氏自和啰噶路至上京。”
《呻吟语》又引《燕人麈》，记载了宋徽宗谢表：
“伏奉宣命，差官馆伴臣赴和啰噶路安置。”
这个“胡里改路”就是“和啰噶路”。
虽然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同一地点，但考虑到当时金朝地名对南宋人来说都是音译，那么不同作者写同一地点，用不同字也是可以理解的。
“胡里改路”，见于《金史》，有多处提到这个地方。此外，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公神道碑铭》，提到墓主“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因此，宋金时期的人写“胡里改路”是没有问题的。
“和啰噶路”则并非宋金时期的写法，是清朝乾隆时期所改。
《大金吊伐录》，记金太祖、太宗对宋用兵之事，故以“吊伐”为名，为编集官府所存案牍而成。其中收入《昏德公表》，是宋徽宗赵佶被金朝迁到五国城后写的谢表，因赵佶被金朝封为昏德公，故名。
《大金吊伐录》不同版本里，对五国城所在的“某某某路”使用的文字：
1.清朝乾隆四十六年（178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赴和啰噶路安置”。
2.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守山阁丛书本，这一版底本即四库本：“赴和啰噶路安置”。
3.明末钞本《吊伐录》：“赴鹘里改路安置”。[11]
4.清嘉庆十七年(1812)海虞张氏墨海金壶本《吊伐录》：“赴鹘里改路安置”。
5.清朝道光年间成书的《金文最》从《大金吊伐录》收入的《昏德公奏赴鹘里改路安置表》：“赴鹘里改路安置”。[12]
从流传时间上看，“鹘（胡）里改”比“和啰噶”要早很多，而将“鹘里改”改成“和啰噶”，正是四库馆臣所为——四库文渊阁本《大金吊伐录》卷四人名地名考证：
“和啰噶（原书作鹘里改，即《金史》之活罗海，并误，今改正）。”
也即“和啰噶”并非宋金时期的写法，而是被清朝四库馆臣修改后的写法，但却出现在《靖康稗史》里——谢家福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购入一套守山阁丛书。[13]
十三、被篡改年龄和名字的李从和——《开封府状》造假之二
《开封府状》被不少人当成真实宋朝公文，但其实是清末编造，前文已有相关论述，在此再加一条。
所谓《靖康稗史》七种，去掉第一种《宣和乙巳行程录》，余下六种其实应该看成一个整体。如果将其看成一部文学作品的话，它有三条线贯穿全书：
第一条主线：女性的遭遇，是浮在明面上的。帝姬、宗女、宗妇们被父兄、丈夫出卖、被金人侮辱等等，这是北宋灭亡时的“果报”。
第二条暗线：李浩的幸运人生。李浩作为忠臣李若水的儿子，他的北狩与南归，被宋一方的宋徽宗、韦太后认可、保护，同时被金一方的官员庇护，这是“忠臣之后的果报”。
第三条暗线：金熙宗、海陵王其实都是宋徽宗的孙子，他们对金朝贵族的杀戮，以及“纵淫其妻妾、女媳无遗类”，是“若专为靖康复仇”。这是一个《靖康稗史》书内的“因果循环”。
这三条线贯穿于《靖康稗史》全书，体现了编造者谢家福的思想，他对王朝灭亡的理解就是“一大宗因果”。[14]
主线女性的遭遇，这个浮于表面，大家都能看到。暗线李浩的幸运人生，崔文印、邓子勉的考证里也能串联起来，他们两位已经将李浩家族从北狩到南归到写成稗史，从稗史内部逻辑上理顺了。
另一条线，则是通过金熙宗和海陵王的复仇，完成稗史内部的果报。
《开封府状》里，列举“皇子二十三人”，其中：“仪王朴十九岁……已薨。”
“皇孙十六人”，其中：“黑郎九岁，仪王嗣郓王次子。蝶哥郎六岁，仪王嗣济王次子，即蝶古。”
“皇子妃三十四人”，其中：“仪府陆夫人，十九岁，聘定。”
《宋俘记》里交代这些人的去向：
“孙十五人”，其中：“黑郎，蝶哥……均自斋宫四起北行。”
“聘媳十人”，其中：“陆正姑入斡本寨。”
《呻吟语》引《燕人麈》：
“或曰，太祖正室生嫡长男圣果，名宗峻，早世。妻蒲察氏，为兄斡本名宗干收以为妻。又娶宋仪王妃，妃未嫁而寡，嗣子二：一曰葛罗，一曰牒古，随母入府。故事，宋女非奉赐婚，不得为次妇，所生子为奴。斡本爱二子明慧，一与蒲察氏，为圣果后，即熙宗；一与次妇大氏为己子，即海陵。其说未足据。惟二君践祚，若专为靖康复仇……”[15]
这就将金熙宗与海陵王的身世连起来：宋徽宗的儿子仪王赵朴，在靖康之前已经去世，但仍然在《开封府状》里列出来，为的就是引出他的“聘定之妻”陆正姑和两个嗣子：赵黑郎、赵蝶哥。且在《开封府状》里，就明写了赵蝶哥即蝶古。
陆正姑带着两个儿子北行，“入斡本寨”。“斡本爱二子明慧”，将老大给了蒲察氏，当成完颜宗峻的后代，就是金熙宗；老二给了大氏，即海陵王。他们两个当上皇帝后，杀金朝贵族，淫其妻女之类，是“若专为靖康复仇”。而金熙宗和海陵王的结局，又都死于非命。
在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之《呻吟语》里，此处有丁国钧的批注：
“国钧案：以《开封府状》互勘，仪王聘定之妻姓陈（陆），其嗣子二人一名黑郎，一名蝶古。葛罗当为黑郎之改名，北行时仪王已卒，聘定陈（陆）夫人年十九岁，及黑郎九岁，蝶古六岁，同入金。或说实有据，非造诬也。”[16]
现代研究者和爱好者，不会接受谢家福这种对王朝灭亡是纯粹因果报应的解释，大约因此崔文印、邓子勉以及使用稗史当信史的专家学者，都忽略了这条线。但同为清末人士的丁国钧，对谢家福的想法显然非常理解，也就顺势接受了这书里描述的宋金因果报应的思路。
再看第一条主线女性的遭遇，选取一位稗史里记录的女性，看看她的故事是否真实。
《靖康稗史》之《开封府状》列举宋徽宗妃嫔时有一个李夫人：
“华国李夫人二十一岁，名春燕。”
《南征录汇》：
“帅府以宋华国靖献夫人李氏及宫人十辈赐邦昌为后，令郎君等护送入宫，邦昌宴犒之，令旧宫人清歌劝酒。”
《宋俘记》：
“李春燕归张邦昌为后。”
这个所谓李春燕，在稗史里，通过《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串联起了她的故事：原本是宋徽宗的妃嫔，被金人掳走后又赏赐给傀儡皇帝张邦昌。
李春燕的原型人物应该是靖康时确有其人的“华国靖恭夫人李氏”。但她的名字、岁数、故事都是谢家福编造的。李氏的名字不叫“李春燕”，在真实史料中她的名字是有留存的，她叫“李从和”。[17]
李从和当时为华国靖恭夫人，从其名字、封号来看，她应该是宋朝后宫的高级女官而不是妃嫔，“从和”应是赐名。[18]
金人掳走徽钦二帝，灭亡北宋，要求宋人选一个非赵氏的新皇帝，最后定下来原来宋朝官员张邦昌当新皇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当了一辈子大宋官员，忽然能当皇帝，他一边高兴一边惶恐。而当时二圣北狩已成定局，东京城的原宋朝官员们，有的选择忠于宋朝，有的投机去支持张邦昌，更多的摇摆人，和张邦昌一起，既为新的大楚做准备，同时与原来宋朝的兵马大元帅赵构保持联系——不少人后来南渡，成为南宋官员。
外朝官员们动摇，内朝也一样。执掌政务文书的女官群体，她们虽然属于后宫一员，但并非妃嫔，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二圣北狩去了。留在开封城皇宫里的女官们，也需要做出选择。华国靖恭夫人李从和，就是女官中的代表人物。她的故事在李纲《建炎时政记》里有记载：
“（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1127）七月某日，臣同执政官进呈东京留守司鞫治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既僭窃，居福宁殿，李氏奉之，时以果实为献，邦昌亦厚答之，遂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其后，邦昌欲退归府第，因其妇入禁中，乃留亲随人，易陈氏以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内东门，有语指斥乘舆。上（指宋高宗）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用乘舆服御及陈氏事。上震怒曰，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有旨，李氏决脊，降配禁营务下民为妻。”[19]
《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宋史张邦昌传》相关都是基于李纲的记载，只是个别文字不同。
李从和的封号“华国靖恭夫人”，在了解了宋朝女官制度之后，就能看出：
第一，她应该是女官中的首领人物，有国夫人的封号，有二字赐字。
第二，她自己的年龄应该不年轻了，按其他女官任职岁数推测应为四十岁左右。
第三，她有自己的团队成员，养女、私身，是北宋后宫女官、妃嫔常规培养新人的做法。
第四，她的“从和”名字，很可能是赐名。
李纲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其实事情比较简单，北宋灭亡，皇帝都被金人带走了，张邦昌成了新的大楚皇帝，作为留在东京城里的女官首领，李从和必须为自己和自己的团队找出路，于是她派自己的养女陈氏去侍奉张邦昌。张邦昌后来不敢住在皇宫，退居自己府邸，陈氏作为后宫一员，不能和他走，就趁着张邦昌的妻子入宫的机会，李从和把张妻的亲随留下，换成陈氏送出宫去。而张邦昌离开皇宫回自己府邸的时候，李从和“有语指斥乘舆”。“指斥乘舆”就是李从和的罪。赵构登基后，派东京留守司和御药院——也就是外朝官员和宦官，一起去审问李从和。李从和供出张邦昌曾经使用皇帝仪仗服饰，以及自己派陈氏侍寝的事情。宋高宗以此为由，对张邦昌起了杀心，并判李从和“决脊，降配禁营务下民为妻”。
这位李从和李夫人的故事，侧面反映了当时并非所有后宫成员都被掳走，还是有部分留在开封。真正两宋之交的记载，是不会搞错李从和的名字和年龄的，而700年后的造假者对宋朝女官制度并不了解，也不知道李从和的名字，在《开封府状》里，将李从和设定成21岁的年轻女性，起了个名字叫李春燕，完全属于臆造。
除了留守皇宫的女官们，当时贵族女性也并没有全部被掳，如胡铨《越国太夫人郭氏墓志铭》就记载：
“丙午之变，贵妃从狩，夫人力请侍行，贵妃止之。”[20]
靖康元年（1126）为丙午年，因此靖康之变在南宋也称丙午之变。贵妃指宋徽宗后宫乔贵妃，乔贵妃作为重要妃子必须跟随宋徽宗“北狩”，但在选择随从人员上，她仍有一定自主权，郭氏请求随行，被乔贵妃拒绝。
十四、稗史七种里的其他非宋朝元素
前文及本文总结了《靖康稗史》抄袭《会编》袁祖安本、出现清朝的福晋概念、出现四库全书之后才有的写法、篡改编造女官名字年龄故事等，此处概括一下书中其他明清元素：
（一）“赵韦氏”
丛编本、笺证本《靖康稗史》之《青宫译语》：
“赐宋妃赵韦氏、郓王妃朱凤英……”
《靖康稗史》里，称呼韦太后还有“韦贤妃”“康王母韦氏”“赵构母韦氏”“昏德妻韦氏”“宋韦妃”等。此处对韦太后写为“赵韦氏”，是稗史又一破绽，宋朝对已婚女性，没有这种冠夫姓的“某某氏”的说法，更不会用到皇家妃嫔身上。
谢家福自己是清朝末年的人，他熟悉的对已婚女性称某某氏，所以一不留神就写到稗史里了。
（二）“娘娘自重”
《靖康稗史》之《南征录汇》，设定为南宋初隆兴二年就编定好的。这里描写了一个宋朝王妃与金人对话的场景：
独一妇不从，……妇言塞气恧，随侍小奄屡唤娘娘自重。[21]
这位宋朝王妃身边有个小太监“屡唤娘娘自重”，显然不是两宋之交的文字。
“娘娘”一词，在宋朝一般称呼母亲一辈的长辈，通“嬢嬢”，如南宋魏了翁为任隆庆之母祝寿，写词“九十娘娘，身是五朝客”[22]，给自己叔母贺寿：“共庆贺、嬢嬢七帙。”[23]等等。在皇家也是如此，真实两宋之交写作的笔记《铁围山丛谈》里：
“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24]
比如著名的宋仁宗称呼章献刘氏为“大娘娘”，章惠杨氏为“小娘娘”，见于多处宋朝人自己的记载。又如宋哲宗称呼向太后为“嬢嬢”等。
而到明清以后，皇家妃嫔、王妃等都是“娘娘”了。《南征录汇》里这个“娘娘自重”，显然是谢家福这个清朝人假装两宋之交的人写东西，却还是露出了后世的马脚。
（三）“抬”
《靖康稗史》之《呻吟语》：
“虏主榜朝市云，宫奴赵□母韦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并抬为良家子。沐此湛恩，想宜感悔。又榜云，赵□妹（凡六人）久侍宗子，获宠生男，应予优容，抬为次妇。”[25]
宋金时期的相关文献里，对奴婢脱籍、宫女出宫等，没有用“抬”字的，皇宫放宫女出宫一般为“放宫人”“出宫人”，民间有“放良人”。如《金史》有多处“放良人”记载。《宋史》、《金史》都有“放宫人”记载。
检索文献，明朝始有婢女扶正称为“抬”，如“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26]。清朝因有八旗制度，“抬旗”遂广为人知，如：“又乾隆斥曹锡宝劾和珅家人之谕，内有成安家人安岐之语，可信麓村虽交结名流，而讫难脱奴籍，盖清制须奉旨抬旗，始得脱籍，至其身后，则并所有书画不能保有，多入内府矣。”[27]
清朝人熟悉“抬”字，宋金时期没有这个概念，不会用“抬”。清末的谢家福用清朝习惯写成“抬为”良人。
十五、编造《靖康稗史》的原因
整部《靖康稗史》的总结，在稗史七种之《宋俘记》的开头，编造者以金朝人可恭署名：
“……坐令宫闱，辱甚石晋。是虽人事，亦有天道。翳彼太祖，上欺孤寡，得国之始，已非正道。继以太宗，勘平十国，阳示宽厚，不俘妻孥。时假内朝，尽遭淫辱。居心刻恶，历古所无。天鉴不远，祸延后嗣。授人以柄，使括其囊。尽室偕行，实相为报。用纪其详，为世金鉴。有国家者，庸有取焉。”[28]
“是虽人事，亦有天道。”“天鉴不远，祸延后嗣。”“尽室偕行，实相为报。”“用纪其详，为世金鉴。”这就是编造《靖康稗史》的原因。
谢家福本人是个非常迷信因果报应的人，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靖康稗史》时，着眼点在于：
“宋高宗之议和，见此书方知有万不能不和之故，当时惟秦桧知之。武穆诸公未到金国，未见金诏，故未能体会高宗之意耳。此真自古未有之奇变，不知如何做成此一宗大因果也。”[29]
“一宗大因果”——这就是谢家福的想法。
《靖康稗史》出于清末文人之手，这可以说是时代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清朝末年，中国面对大变局，各类人都寻求各种方式去理解这个时代，有人从外国找出路，有人从古代找，清末到民国，兴起了一股“国耻”“国难”书籍的出版热潮，《三朝北盟会编》在光绪年间两次刊刻，就是这种大潮的一朵浪花。《会编》光绪三十四年本前序：
“古有外患，无专恃外交以立国者……夫国与国交，往往判荣辱于一举一动，争权力于一举一言，订约少疏，增币数万……后之人推原祸始，将爬剔抉于当日筹议情形，与夫往来关键，以资法戒，则是编之系人家国岂浅鲜哉。”[30]
而当时的文人，出版《国耻史》等当时人撰写的普及读本，也出版古籍中如《扬州十日》等国难丛书。这其中，不可避免的真伪掺杂，如署名辛弃疾的《南渡录》，很早就被学者考证为伪书，且并非辛弃疾作品，但神州国光社出版“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依然收入此书，并署名辛弃疾。
谢家福作为清朝末年中下层文人的代表之一，积极关心时事，虽然不知道自己身处王朝末期，但知道已经身处乱世，社会急剧动荡，谢家福也在寻找出路。
谢家福出品的几种伪书，包括主讲太平天国的《磷血丛钞》、主讲北宋末的《靖康稗史》、主讲宋朝和宋末元初的署名徐大焯的《烬余录》、主讲明末的署名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天反地覆记》）、主讲自己居住的苏州五亩园历史的《五亩园小志》系列，无不显示出强烈的“果报”思想。
其中《甲申日记》包含在《磷血丛钞》里，《磷血丛钞》应该是最早成书，具体时间应该在光绪二年以后，因其抄袭的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首见于《申报》副刊《四溟琐记》，而《四溟琐记》是1875到1876年发行。
光绪十六年（1890）左右，《烬余录》《五亩园小志》成书，光绪十七年（1891）底，《靖康稗史》成书。
光绪十八年（1892），谢家福把《靖康稗史》的两个抄录本送给藏书家丁丙，现藏南京图书馆，《烬余录》最早的抄本也是谢家福送给丁丙的，现藏南京图书馆[31]。
除《磷血丛钞》外，其他几本书都是为了谢家福苦心经营的苏州五亩园，为了自己居住的这块地方，他编造了从汉朝到清朝的历朝故事，为《五亩园小志》背书。
谢家福于光绪十四年（1888）购入苏州桃花坞地方，命名为五亩园，用心经营，并为此地作志。谢家福编著的五亩园相关志书，凌泗写的序言里，介绍清朝光绪年间，谢家福把自己住的这个五亩园的历史，上追到汉代，实际记事上追到北宋梅宣义、章楶，称“熙宁绍圣间园林水石之胜甲吴中”[32]。
但是为什么南宋范成大编《吴郡志》没有记载呢？因为“建炎初兀术蹂躏”，“范文穆公（范成大）在南宋时为《吴郡志》，已不知五亩园所在矣”。
那又为什么元明几百年也不知名呢？“伯颜南下”“淮张窃据”，所以“元明两代纪载阙如”。
那又为什么清朝前期也没人知道呢？“国朝承平二百余年，而宣义碑记出自土中，旋毁于庚申之变”。因此，谢家福“惧其久而复湮也，为《五亩园小志》。”
——所谓北宋碑记在清朝出土的故事，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曾提出疑问：
“《五亩园小志》一册，谢绥之所辑，后为《志余》，则绥翁与吴江凌磬笙明经同述，亟披阅之。汉时为张长史植桑地，未知何据。……又云乾嘉间，有梅姓自江右访祖墓于园西，掘地得碑记十余种，皆宋贤撰著。乾嘉距今不过百余年耳，何以无片石存诟？𧴛卿亦莫能详也。《小志》各条皆出自朱荣庭旧志，绥翁当日必见朱志原本，今无可物色矣，惜哉。”[33]
叶昌炽对金石很有研究，苏州又向来是人文之地，如果五亩园在汉朝就有存在感，不会历朝历代都没有人记得，要到清末才被谢家福写出来。而如果真的在乾隆嘉庆年间出土过十余种宋人碑记，苏州当地也不可能没有任何其他记载，要等谢家福编出《五亩园小志》才知道有这回事。
《五亩园小志》序言还专门提到内文多处使用的《烬余录》不见于历代书目，而出现于庚申兵燹之后。得到《烬余录》这本书之后，“桃坞七百余年之事实粗具于此”。
《烬余录》对于谢家福，就是这么个作用。而《烬余录》和《靖康稗史》中，有一个共同的居住在桃花坞的家族——李若水的儿子李浩家族，将两本书串联起来，形成互证，为五亩园的历史背书。
我们看《靖康稗史》，义愤于用女子抵扣金银、屈辱的牵羊礼、金人如何蹂躏宋女等等，只看这本书，再联系靖康之变，会很难受。但再看谢家福出品的其他朝代故事，《磷血丛钞》里热衷于对女性裸身的各种描写：“被掠妇女，逼令易衣，每至当众裸露，羞怯欲死。”[34]对太平天国后宫数量的详细列数据[35]；《甲申日记》里对崇祯后宫详细列数据，并说李自成任命原明朝官员时要求：
“所有授职各官，均须将亲女或亲姊妹、妻、媳一人来献。入选官、听选官未经选女入宫，曾经幸御者，不准选授。”[36]
而李自成认可崇祯帝的地方是“宫女并未开花，知尔皇帝亦未淫乐”。
通通都在后宫和女性贞洁上做文章——这是清末文人的想象。
真实的历史里，女性固然是战利品，她们的遭遇很可能很悲惨，可以推测，可以想象，但有记载就是有记载，没有记载就是没有记载。
清末编造出的《靖康稗史》，本是地方文人的一个噱头，却被学界当成真实宋代史料甚至信史使用，亟需正本清源。
附录一：
《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各版对比
稗史本、《会编》袁祖安本、《会编》明抄本，黑色字为各版共有的，空白就是没有。
红色字为稗史本和会编袁祖安本共有的，加粗的红字是与《会编》明抄本不同的地方，加粗的紫色是《会编》袁祖安本写法，加粗的蓝色是《会编》明抄本写法。
此明抄本《会编》曾为缪荃孙藏书，现藏国图，善本书号10995。苗润博认为此本可为《会编》校勘辅助[37]。
附录二：
宋朝高级女官赐名制度初探
关于宋朝女官制度，目前最好的一篇文章是邓小南《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但关于高级女官的赐名制度，还未见有人提过。在此列个表格，抛砖引玉。
宋朝有一个系统的宫廷女官体系，除了皇家的日常生活外，还负责皇帝的文书政令传达、整理，甚至包括代御笔。这可能是从唐朝留下来的传统，宋朝保留并系统化。这批女性理论上也属于皇帝后宫一员，但实际上皇帝一般不将她们视为妃嫔，她们有自己的升迁系统和工作范围。
从北宋末年开始到南宋末，高级女官名字多为“某从某”，一般在升任知尚书内省事时赐名。如绍兴年间，司宝梁娇娘就是赐名梁从顺后担任知尚书内省事的。[38]
女官实际任职的最高职务是“知尚书内省事”，同时封郡夫人。退休时加“主管大内公事”，并可再兼“提举十阁分事”。十阁是宋仁宗时期为急剧扩大的后宫新置的名字，在南宋名存实亡，只作为高级女官头衔，并非实际存在。一般“提举十阁分事”时同时进封国夫人，并可加二字、四字乃至六字以示荣宠。临终前和前朝官员一样，可以上遗表，对她们的亲属和下属有赠官等法定程序。女官的晋升比较随意，也可能是外朝无法记录，导致记载太少，有人可以直接从最低等的红霞帔直接升任知内库并封郡夫人——完全看君主或后宫当权者的心意。
这些“从某”在同一时期应该只有一位，比如“从谨”，一位从谨死后，这个名字可能才给另一个人用。
表格说明：以《宋会要辑稿》为主，参考宋人文集，以凡未标注出处的都出自《宋会要辑稿》。
注 释
[1] [宋]洪皓《鄱阳集》卷一，四库文渊阁本。
[2] 陈爱红《洪晧在金交游考》，《哲学文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87页。
[3] 薛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第一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4] 穆鸿利《完颜希尹本事略论稿》，《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8期，第179页。
[5] 孟宪涛《完颜希尹家族与金朝政治》，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6] 辛更儒《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初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11年第4期，第167—173页；胡坤《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再考》，《文史》2017年第1辑，第201—206页；胡坤《台湾藏清钞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版本蠡测》，《文史》2018年第2辑，第87—106页。
[7]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索书号202.251.01860。
[8]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库文渊阁本卷一、卷七十八。
[9] [宋]吕颐浩《忠穆集》四库文渊阁本卷二。
[10] 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
[11] [金]佚名《吊伐录》卷四，明抄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3751。
[12] [清]张金吾辑《金文最》卷四，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9576。
[13] [清]谢家福著，苏州博物馆编《谢家福书信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33页。
[14] [清]谢家福著，苏州博物馆编：《谢家福书信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34页。
[15] 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
[16] 《靖康稗史》，《丛书集成续编》第166册，上海书店，1994年，第142页。
[17]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清抄本卷105，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3940。
[18] 关于宋朝高级女官的赐名制度，尚未见其他论述，本人抛砖引玉，见本文附录二《宋朝高级女官赐名制度初探》。
[19] [宋]李纲著，《宋三大臣汇志·宋丞相李忠定公别集》，明崇祯元年(1628)毘陵郑氏刊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书号02562-02。
[20] 曾枣庄、刘琳 主编：《全宋文 第一百九十六册•卷四三二七 胡铨二九•越国太夫人郭氏墓志铭》，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04页。
[21] 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第175页。
[22] 唐圭璋 編：《全宋詞•魏了翁•任隆慶之母正月十一日生隆慶十三日生日（醉落魄）》，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第2375頁。
[23] 唐圭璋 编：《全宋词•魏了翁•叔母庆七十（木兰花令）》，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2391页。
[24]［宋］蔡绦 撰，冯惠民、沈锡麟 点校：《铁围山丛谈•卷第一》，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7-8页。
[25] 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第214页。
[26] [明]朱象衡撰《笔道通会》卷二，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3026。
[27] 叶恭绰 着，王卫星 整理：《矩园余墨•序跋第一辑•〈墨缘汇观〉书后》，凤凰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第634页。
[28] 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第243页。
[29] [清]谢家福著，苏州博物馆编《谢家福书信集》，第334页。
[30] [宋]徐梦莘撰，许涵度刻《三朝北盟会编》，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00046，《校刊三朝北盟会编序》。
[31] 南京图书馆藏：《靖康稗史》抄本两种：书号KB0693和130863。《烬余录》抄本一种：书号KB2012。此三种本人均已过目。
[32] 王稼句点校《五亩园小志题咏合刻（外两种）》，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33] （民国）叶昌炽撰《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三，民国二十二年上海蝉隐庐石印本。
[34] [清]谢家福著，苏州博物馆编《谢家福日记（外一种）》，第196-197页。
[35] 史式《〈磷血丛钞〉考伪》，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又见祁龙威《〈磷血丛钞〉辨伪》，祁龙威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36] [清]谢家福著，苏州博物馆编《谢家福日记（外一种）》，第286页。
[37] 苗润博《〈三朝北盟会编〉整理与研究刍议》，2020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38] 《华阳集》卷八《司宝梁娇娘赐名从顺转郡夫人知尚书内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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