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文 | 何冠環：宋初高級內臣閻承翰事蹟考（一）
文 |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何冠環先生
北宋前期高級內臣閻承翰（947–1014），從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繼位開始，先擢內侍省左班副都知，遷內侍省都知，最後官至入內內侍省都知，擔任內侍兩省主管長達十七年。他深得真宗信任，宮內宮外大小事務都由他經度辦理。事實上他是北宋閻氏內臣世家的起家人，其養子閻文慶（後改名閻文應，?–1038），養孫閻士良在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朝均擢至高級內臣，一度權勢薰天。養曾孫閻安在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朝擔任內侍省押班，到徽宗（1082–1135，1100–1125在位）朝官至入內內侍省押班。閻氏四代均任高級內臣，儼然是內臣世家，是北宋內臣中一個特例。筆者曾撰文考論閻文慶（應）的事蹟，本文則考論閻承翰的事蹟，[1]讀者可以比較二人才具、行事和性格的同異。
閻承翰在《宋史‧宦者傳》有傳。[2]他在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及真宗朝屢任兵職，職至諸路都鈐轄。從他的職位及擔任的主要職務上看，他當屬於內臣中的「武宦」。雖然誠如真宗對宰相李沆（947–1004）所言，他「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3]但他在治河、營田、馬政、對遼夏交聘等事務均頗有建樹。另外，他行事安分守紀，雖然被人批評「性剛強，所至過於檢察，乏和懿之譽」。但並沒有弄權作惡的紀錄，算得上是正派的內臣。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曾賜他〈內侍箴〉，也間接肯定他的人品。[4]過去研究宋代內臣的學者，少有從個別內臣的事蹟入手，而閻承翰一方面沒有重大的事功，另一方面也沒有嚴重的過惡，故此，除了研究北宋營田、國信所及宋夏關係的學者，略為提及他在這方面的事功外，他的生平事蹟，特別是由他起家的閻氏內臣世家方面，就沒有太多人注意。丁義玨在他研究北宋前期宦官的博士論文雖然評說「劉承規和閻承翰，卻正是真宗朝最得力的吏幹型宦官」，惟他考論劉承規（即劉承珪，950–1013）的生平事功之餘，卻沒有同時考述閻的事蹟。[5]筆者過去曾對與閻承翰同時的兩員高級內臣藍繼宗（960–1036）及秦翰（952–1015）的生平事蹟作過研究，[6]本研究正可讓我們進一步了解真宗朝高級內臣的面貌，以及真宗君臣使用和駕馭內臣的手段。
一、閻承翰於太祖及太宗朝事蹟
根據《宋史》及《宋會要輯稿》的記載，閻承翰卒於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一月，得年六十八。[7]以此上推，他當生於後漢高祖（895–948，947–948在位）天福十二年（947）。據《長編》及《宋史》所載，他原籍河北真定（即鎮州或真定府，今河北石家莊市正定縣），與他同時及稍後的四員高級內臣秦翰、張崇貴（955–1011）、石知顒（951–1019）、王守忠（?–1054）份屬同鄉。[8]據本傳所載，他在周世宗（921–959，954–959在位）顯德中（約956–958）年約十歲至十二歲時已入宮為內侍。他的養父是誰，史無所載。入宋後侍太祖（927–976，960–976在位）為小黃門，史稱他「以謹愿稱」。不過，他在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庚午（初四）已年十九之時，卻以隱瞞太祖孝明王皇后（942–963）親弟、權侍衛步軍司事王繼勳（?–977）縱部下掠人子女的不法事，而被杖責數十。[9]
閻承翰在太祖朝的事蹟，就只有上述一條，可見不受重用。太宗即位後，他才嶄露頭角，擢為殿頭高品。[10]太平興國三年（978）二月辛未（十六），他以殿頭高班副四方館使梁迥（928–986）攜湯藥往揚州（今江蘇揚州市）迎接來朝的吳越國王錢俶（929–988）。三月初抵揚州，是月乙巳（廿一），梁、閻二人陪同錢俶抵開封，完成太宗交付的任務。[11]
太平興國四年（979）二月，太宗親征北漢。五月甲申（初六）克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北漢投降。太宗隨即揮軍進攻幽州（今北京市），卻於七月癸未（初六）兵敗高梁河（源於今北京城西直門外紫竹院公園，東流至今德勝門外，折東南流斜穿今北京內外城，至今十里河村東南注入古水，今永定河前身）。[12]在這兩役中，閻承翰以入內供奉官之職從征。不過，他大概武幹有限，並沒有像其他從征的內臣如竇神寶（949–1019）、李神福（947–1010）、李神祐（?–1016）、秦翰、張繼能（957–1021）、衛紹欽（?–1007）那樣親冒矢石上陣作戰，而只是負責傳達軍令。七月丙戌（初九）太宗敗回涿州（今河北保定市涿州市）南的金臺驛（今河北保定市）時，閻承翰飛馬馳奏，稱敗走的宋大軍不整，向南潰散。太宗即命殿前都虞候崔翰（930–992）率衛兵千人前往制止。崔翰請單騎前往安撫敗軍，敗軍在他曉諭下安定下來。在這次事件中，自然以崔翰功勞最大，而閻承翰能及早奏報緊急軍情，也功不可沒。[13]
自高梁河之役以後，直到端拱二年（989）前後十三年的多場宋遼大戰，都無記載閻承翰曾經參預，大概太宗認為他不具武幹，因此沒有委任他擔任甚麼兵職。他倒是在其他地方顯露出治事才幹。約在太平興國七年（982），閻承翰以八作司出納的積弊，建議於都城開仁坊西置場，治材而後授八作司，時人稱便。閻承翰大概因此被委監領。[14]
太平興國九年（雍熙元年，984）四月廿一日，太宗準備東封泰山，命駕部員外郎劉蟠、監察御史索湘（?–1001）為泰山路轉運使，閻承翰與儀鸞副使康仁寶、高品夏侯忠等六員內臣就部丁匠七千五百人負責修宮壇及作石（左石右感）。[15]
雍熙二年（985）底，閻承翰又奉詔乘傳前往廣州（今廣東廣州市），與知廣州、樞密直學士徐休復、轉運副使李琯一同按劾廣南轉運使王延範（?–985）謀反大獄。王延範伏罪，與共犯卜者劉昴、前戎城主簿田辨、掌市舶陸坦，俱斬於廣州，延範家被籍沒。牽涉在內的朝臣左拾遺韋務昇除名配商州（今陝西商洛市商州區），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等均抵罪。告發王延範的懷勇軍小將張霸獲賜錢十萬。王的姻親、宰相宋琪（917–996）在十二月丙辰（十七）遭牽連而罷相，被指知情不報的樞密副使柴禹錫（934–1004）也被罷。王延範一獄，據《宋史‧徐休復傳》所載，徐無他能，卻好聚財殖貨，履行也不見稱於搢紳。晚年在潞州（今山西長治市）苦病，瘍生於腦，病重時卻隱隱見到王延範的鬼魂，徐但號呼稱死罪，數日後病死。據此觀之，王延範一案很有可能是徐休復挾怨誣告的冤獄，王延範交結術士可能真有其事，但眾人可能是刑求之下，不堪拷掠而自誣。《宋史‧閻承翰傳》即記王延範被逮捕下獄後，閻「就鞫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16]閻承翰大概只是奉太宗先入之見辦事，來個殺雞儆猴，借殺王延範以警告十國舊部遺屬。從他獲委按治這一場大獄來看，太宗對他顯然信任有加。
閻承翰官職直到淳化四年（993）仍是內供奉官，他在這年三月壬子（廿四）才獲委較重要的職務，擔任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六宅使潘州刺史何承矩（946–1006）的副手。何徵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在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縣）、莫州（今河北滄州市任丘市北）、霸州（今河北廊坊市霸州市）、平戎軍（即保定軍，今河北廊坊市文安縣）、破虜軍（即信安軍，今河北霸州市東24公里信安鎮）、順安軍（今河北保定市高陽縣東舊城）興建長堰六百里，並置斗門，從霸州界引滹沱水灌溉。利用河北地區連年霖雨造成的陂塘，興辦水田，種植水稻，既解決河水泛濫成陂塘之患，又補助河北屯兵的糧餉。在何承矩、閻承翰及水田專家、原滄州臨津令（今河北滄州市）後充制置屯田判官黃懋等半年的努力經營下，是年八月，何派人運載河北新水田所產的稻穗數車部送京師，於是反對開河北水田之議平息。據載此後河北諸州軍水田的「葦蒲、蠃蛤之饒，民賴其利」。[17]
就在這年十月，河決澶州（今河南濮陽市）北城，「城堞頹圮，舟梁蕩絕」。太宗命太祖駙馬、彰德軍節度使魏咸信（949–1017）再知濮州，並親諭他治郡修河方略，同時命已擢為內殿崇班的閻承翰負責修治濮州河橋。閻承翰與魏咸信對整治河患意見分岐：魏咸信請在流水未下時趕造舟橋，但閻承翰卻「惑於輿誦，執其所議」，認為時已入冬，「歲暮風勁」，「結冰聚凌如山，水勢涌急」，難以施工，請暫罷其役，以俟來春。沒想到魏咸信在閻承翰啟程入京奏報後，已在短時間內鳩集諸工，自乘小舟，衝著巨浪，排層冰建好浮橋，更派快差入奏太宗已建成舟橋。這時閻承翰方向太宗陳奏舟橋難成，沒想到魏的奏報已至。據載太宗對閻的上司入內內侍都知李神福說：「朕選魏某，果能集事。」[18]這次閻承翰在太宗面前大失面子，幸而太宗對他仍寵信不替。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民王小波起事於四川。是月戊申（廿五），王小波與西川都巡檢使張玘戰於江原縣，張陣亡，王也中流矢死，眾人推李順為首領。翌年（淳化五年，994）正月戊午（初五），李順攻下漢州（今四川德陽市廣漢市）。己未（初六）下彭州（今四川成都市彭州市）。己巳（十六）攻陷四川首府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甲戌（廿一），太宗命首席內臣昭宣使王繼恩（?–999）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伐李順；以崇儀副使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招安捉賊事，擔任王繼恩的副手；另以入內押班韓守英任王繼恩的先鋒。閻承翰也獲委為川峽招安都監，其他從征的較低級內臣還有黃門鄧守恩（974–1021）和高品王文壽（?–994）。是年十一月，蜀亂才完全平定。衛紹欽和韓守英平亂有功。韓守英以功遷西京作坊使、劍門都監，衛紹欽也「深被褒勞」。閻承翰以勞從內殿崇班遷西京作坊副使，進入諸司副使行列，不過他在平定蜀亂中立了甚麼具體戰功就不見載。[19]
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又委閻承翰以京城治安之任。太宗以京城地面浩大，奸豪所集。新招募的公人二千，以四營處之，而總轄於左右金吾司。惟當時判左右金吾街仗事的魏丕（918–999）與趙延進（927–999）均年邁，太宗以這年既有郊禋大典，而是月壬辰（十八）真宗冊為太子，仗衛至繁，恐怕二人不勝其任，於是命西京作坊副使閻承翰以及內殿崇班劉承蘊分別充左右金吾都監勾當本街事，協助魏、趙二人，然而稍後又罷免二人。[20]
閻承翰在各種職務中，仍以治河為其擅長。至道三年（997）正月，閻承翰向太宗上「力」水、瀷水（源出河南鄭州市新密市西南大騩山，向東注入潁水）二水圖，又請求停京師所屬的鄢陵縣（今河南許昌市鄢陵縣）修汴河民夫之役，量事而行，並築堤塘。太宗接納他的意見。[21]
感謝何冠環先生賜予大作！
【編輯】仝相卿
【來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十一期，2015年7月。
[1]參見何冠環：〈小文臣與大宦官：范仲淹與仁宗朝權閹閻文應之交鋒〉，《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8期（2014年1月），頁65–88。
[2]脫脫（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頁13610–12。
[3]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1995年；以下簡稱《長編》），卷五四，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朔條，頁1196。
[4]《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頁13611–12。
[5]好像吳曉萍在她的著述中，便提到閻承翰在成立國信所的角色及他對都亭驛的管理；羅煜則以閻承翰為例，說明北宋內臣活躍於宋夏關係以及軍事色彩濃厚；程龍在論北宋在華北戰區糧食籌措與邊防的專著，也提到閻承翰主張在定州地區從唐河引水至邊吳泊以接納漕運糧食的謀議；丁義玨僅在討論群牧司設置的章節提及閻承翰曾任群牧都監，另在討論宦官在北宋前期河政體系的位置一節中，略談到閻的治河事蹟。參見吳曉萍：〈宋代國信所考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頁135；吳曉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47–57；羅煜：〈北宋與西夏關係史中的宦官群體淺析〉，《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07年第3期，頁99–100；程龍：《北宋糧食籌措與邊防──以華北戰區為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130–32；丁義玨：〈北宋前期的宦宦：立足於制度史的考察〉（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頁54、102–5、127–32。
[6]何冠環：〈北宋內臣藍繼宗事蹟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0期 （2010年1月）, 頁1–40；何冠環：〈宋初內臣名將秦翰事蹟考〉，同刊第55期 （2012年7月），頁23–57。在秦翰一文，筆者亦論述了另一立功西北的高級內臣張崇貴的事蹟。
[7]《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頁13612；徐松(1781-1848)(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第四冊，〈儀制十三‧內侍追贈‧贈防禦使〉，頁2571。
[8]《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秦翰、張崇貴、石知顒〉，頁13610、13612、13617、13625；卷四六七〈宦者傳二‧王守規〉，頁13638；《長編》，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庚午條，頁159。
[9]《長編》，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庚午條，頁159；《宋會要輯稿》，第十四冊，〈刑法七‧軍制〉，頁8575；《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禁軍上〉，頁4571。在這次事件中，太祖怒斬王繼勳麾下雄武卒百餘人，閻承翰以知而不奏被責，罪魁王繼勳卻以王皇后之故獲釋不罪。關於太祖縱容妻舅的始末及王繼勳的下場，可參閱何冠環：〈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載何冠環：《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頁73–77。
[10]據《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六‧內侍省》所記，內侍省屬官有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及黃門六等，掌分番入值宿、出使之事。據此，宋初內侍省似沒有「殿頭高品」一等。而《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丑」條則記：「改入內內侍省內侍供奉官為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為內侍殿頭，高品為內侍高品，高班內品為內侍高班，黃門為內侍黃門，凡六等，並冠本省之號。其初補者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黃門。其內侍省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準此。」亦證明「殿頭高品」一職置於入內內侍省，而不為內侍省所置。龔延明又據《職官分紀》卷二六，考證殿頭高品當為「入內殿頭高品」，為宋初宦官職名，景德三年（1006）前先後隸入內高品班院、入內內班院、入內黃門班院、入內內侍省。在太平興國四年為入內高品班院三等宦官之一，高於入內殿頭小底，次於入內殿頭高班。此職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改為內侍殿頭（龔氏誤作「內侍高品」）。根據上述的考證，閻承翰在太宗即位後自最低級的小黃門，歷黃門而遷至的「殿頭高品」，當為入內殿頭高品。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48，「入內殿頭高品」條；《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丑條，頁1593；《宋會要輯稿》，第七冊，〈職官三十六‧內侍省〉，頁3887。
[11]《長編》，卷十九，太平興國三年二月辛未條，頁423；三月己丑、癸卯至己酉條，頁424–25；卷三六，淳化五年八月癸巳條，頁791–92。錢儼（937–1003）：《吳越備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遺〉，頁十一上；吳任臣（1628–1689）（編）：《十國春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二，頁十一下；《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58。按《吳越備史》及《十國春秋》以梁迥為閤門使，《長編》作高一階的四方館使。二月辛未梁、閻奉命往淮西，在三月何日抵揚州迎接錢俶不詳，當是月初。又宋廷在三月己丑（初五），派錢俶子錢惟濬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市）迎接。同月乙巳（廿一）錢俶抵開封近郊，己酉（廿五）即入見太宗於崇德殿。又《吳越備要》及《十國春秋》二書均記閻承翰的官職為「內班」。考「內班」可以是內侍省的「黃門」。按太宗在淳化五年（994）八月癸巳（十四），詔改內班為黃門，而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不過，閻承翰當時的官職應是比入內殿頭高品高一階的入內殿頭高班。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頁48，「入內殿頭高班」條。
[12]《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0–63。
[13]《長編》，卷三，太平興國四年七月丙戌條，頁457；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丑條，頁1593；《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李神福、李神祐、閻承翰、秦翰、張繼能、衛紹欽〉，頁13600、13605–7、13610、13612、13620、13624。《宋史》稱閻的遷官為「內侍供奉官」，當為入內侍省的內侍東頭或西頭供奉官。據龔延明的考證，官從八品，在入內東頭供奉官之下，入內內侍殿頭（即入內殿頭高品）之上。推想閻承翰由入內殿頭高班遷入內內侍供奉官，當是低一級的入內內侍西頭供奉官可能性較高。參見《宋代官制辭典》，頁51，「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
[14]閻承翰改革八作司積弊、建事材場一事，《隆平集》記在太祖建隆間。王瑞來據《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的考證，以「事材場，掌計度財物，前期樸斲，以給內外營造之用」，但他沒有懷疑閻承翰提出改革八作司的年月。《宋史》閻承翰本傳將此事繫於太宗朝，而喬迅翔據《宋會要輯稿》考證事材場及退材場同置於太平興國七年。按閻承翰在太祖建隆初年只有十五六歲，從歷練及官位上看不可能提出興利除弊的建議，《隆平集》所記有誤。考事材場置後，以諸司副使、閤門祗候及內侍四人監領，領匠一千六百五十三人，雜役三百四人。參見曾鞏（1019–1083）（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一〈官司〉，頁24、26（校證一）；《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頁13610；《宋會要輯稿》，第十二冊，〈食貨五十四‧事材場〉，頁7245；喬迅翔：〈宋代將作監構成考述〉，《華中建築》2010年第10期，頁161、162（注30）。
[15]《宋會要輯稿》，第二冊，〈禮二十二‧封禪〉，頁1109。考此處閻承翰的官職與夏侯忠同為「高品」，然閻在太平興國四年已官內供奉官，到此時不應為低於內供奉官的「高品」或「入內殿頭高品」或「入內高品」。
[16]閻承翰在雍熙二年何月前往廣州按劾王延範謀反之獄不詳，但相信是在當年十二月十七日宋琪被罷之前。據《宋史‧徐休復傳》，閻承翰前往廣州所帶官職為「內侍」，同書〈王延範傳〉則作「高品」。考閻承翰早已擢為內供奉官，不應是殿頭「高品」，〈王延範傳〉所記有誤。王延範謀反一事，除上述《宋史》兩傳外，《宋太宗實錄》、《長編》、《皇宋十朝綱要》、《宋會要輯稿》均無記載，而《長編》雍熙二年十二月條也沒有記宋琪及柴禹錫罷職。《宋太宗實錄》雖收錄宋、柴被罷的制書，但沒有解釋二人被罷與王延範獄的關係。范學輝指出，《宋史全文》卷三〈宋太宗〉詳記宋、柴二人之罷與王延範謀逆有關。據載太宗將遣使（即閻承翰）往廣州按劾前，剛巧二人入對，太宗問王延範為人如何，宋琪不知徐休復已密告王謀反之事，回奏王彊明忠幹。柴禹錫與宋琪素來相結，也在旁附和。待王延範被定罪後，太宗即將二人罷免，只是沒有公開他們交結王延範的罪名。據群書所記，王延範是江陵人，為荊南高氏之疏屬及舊部，又是宋琪的姻親。生得形貌奇偉，任俠而家富於財，性豪率尚氣，偏好術數而愛交結左道之人。他隨高氏入朝後，自大理寺丞累遷司門員外郎，歷任秦州（今甘肅天水市）、梓州（今四川綿陽市三台縣）通判、江南轉運使。太平興國九年任廣南轉運使，卻與知廣州的徐休復不協。他通判梓州時，有以左道惑眾的杜先生對他說：「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之助。」太平興國六年（981）九月，王延範以江南轉運使兼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時，有卜者劉昴對王說：「公當偏霸一方。」又有術士徐肇為他推算命相，說：「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說王「有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某日有豹入其公宇，咬傷數人，從者懼而不敢前，王獨拔戟殺豹，於是越加自負。他又與部屬趙延貴、雷說會宿，夜觀天象，趙延貴二人都說天象「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王延範於是日夕與掌市舶陸坦議起事，會陸坦代歸，王託他寄書給友好左拾遺韋務昇，以隱語偵察朝廷機密事。然王延範素來奴視僚屬，會懷勇小將張霸給事轉運司，王延範因事杖之。張霸知道徐休復與王延範不睦，遂向徐告發王將謀不軌及諸多不法事。徐休復馬上密奏太宗，言王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發書予故人韋務昇作隱語，偵朝廷事，反狀已具」。王延範被指的種種作為，正犯了太宗的大忌，於是立命閻承翰乘傳按劾。又廖寅一篇談論宋琪與太宗朝政治的文章，也失察王延範案引致宋琪的失寵罷相。參見錢若水（960–1003）（修）、范學輝（校注）：《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三四，雍熙二年九月壬寅朔條，頁364；十二月丙辰條，頁403–6，注10；《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壬子條，頁459；卷二六，雍熙二年十二月，頁600；李埴（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二〈太宗〉，頁十三下（頁64）；《宋會要輯稿》，第十二冊，〈食貨四十九‧轉運司〉，頁7096(按：《宋會要輯稿校點本》仍將王延範寫作王「廷」範，未有改正)；元佚名（編）、李之亮（校點）：《宋史全文》（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卷三〈宋太宗一〉，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條，頁121；《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77；卷二七六〈徐休復傳〉，頁9399–9400；卷二百八十〈王延範傳〉，頁9510–11；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頁13610；廖寅：〈宋琪與宋太宗朝政治散論〉，《北方論壇》2011年第4期，頁62–67。
[17]開河北水田之議發自何承矩，原籍福建泉州（今福建泉州市）、熟諳以緣山導泉種植水田的黃懋上言支持。太宗於是派何承矩往河北諸州軍實地按視，覆奏如黃懋之議，於是任命何承矩等人充職。閰承翰的職銜為同提點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擔任何承矩副手還有殿直張從古（《長編》作段從古）。起初反對何承矩開水田的人數不不少，而河北諸州軍的武臣守臣又恥於營葺佃作，加上開始時所種之稻又因天氣問題未如期成熟，於是更招非議，以致太宗幾乎令罷其事。參見《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三月辛亥至壬子條，頁747；卷四五，咸平二年九月乙巳條，頁964；《宋會要輯稿》，第十冊，〈食貨四‧屯田雜錄〉，頁6029；《宋史》，卷九五〈河渠志五‧塘灤〉，頁2364–65。有關宋代屯田的研究，可參看趙振績：〈宋代屯田與邊防重要性〉，原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3卷第11期（1970年11月），頁80–82；收入宋史座談會（編輯）：《宋史研究集》第6輯（臺北：中華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年），頁487–496。按趙文第一節「北宋屯田與邊防重要性」（頁487–488）即引述是年何承矩等開河北水田之事。
[18]〈魏咸信墓誌銘〉及1985年3月在洛陽白馬寺附近發現的〈魏咸信神道碑〉，同將魏咸信修造澶州舟橋事繫於淳化元年後，惟群書均未載當年冬澶州河決。據《稽古錄》及《皇宋十朝綱要》所載，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西北流入永濟渠〔《皇宋十朝綱要》作「御河」〕，浸大名府」；《宋史‧太宗紀二》也載當年九月，黃河及長江均泛濫成災，「河水溢，壞澶州；江溢，陷涪州」。太宗於是下詔：「溺死者給斂具，澶人千錢，涪人鐵錢三千，仍發廩以振。」十月，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所記正與《宋史‧魏咸信傳》吻合。又閻承翰在淳化元年官職尚為內供奉官，並非內殿崇班。據《宋史‧太宗紀二》，內殿崇班一職始置於淳化二年（991）正月乙酉（十四）。因此，魏咸信受命再知澶州，閻承翰奉命修橋，不可能發生在淳化元年，而當在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時。另〈魏咸信神道碑〉記魏咸信修橋事較〈魏咸信墓誌銘〉詳細，可以參考比較。參見司馬光（1019–1086）（著）、王亦令（點校）：《稽古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卷十七，頁687；《皇宋十朝綱要》，卷二〈太宗〉，頁十八上（頁73）；《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86、92；卷二四九〈魏仁浦傳附魏咸信〉，頁8805–6；夏竦（985–1051）：《文莊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九〈故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贈中書令魏公墓誌銘〉，頁五上至六上；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頁673–79。
[19]《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92–96；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王繼恩、閻承翰、衛紹欽、鄧守恩〉，頁13602–4、13610、13624–25、13627；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頁13632。平蜀主帥王繼恩雖然軍紀不佳，但太宗仍以其功特授宣政使進順州防禦使。王繼恩命麾下王文壽領虎翼軍二千往遂州路（今四川遂寧市）進討李順軍，但王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王文壽臥帳中，西川行營指揮使張嶙遣開守門卒，入帳將王斬殺，挈其首級投降李順手下的嘉州帥張餘。
[20]據《群書考索》及《玉海》所記，太宗以京師地面浩大，街司循警用禁軍非舊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千人，優以廩給，使傳呼備盜，並分營管理，又命判左右金吾街仗魏丕召募新卒以充其數。淳化五年八月，魏丕以新募金吾卒千餘人引對崇政殿。太宗親選得五百七十人。其中取身品優者為三等，分四營。每營設五都，每都有員僚節級，如禁軍之制。太宗命大將田重進（929–997）之子田守信知右街事。至道元年，魏丕年七十八，趙延進年六十九，均已老邁，太宗命閻承翰、劉承蘊二人佐之。參見《宋會要輯稿》，第六冊，〈職官二十二‧金吾街仗司〉，頁3621-3622；《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98；章如愚：《山堂考索》（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正德十六年〔1521〕建陽書林劉洪慎獨齋本，1992年），後集，卷四十〈兵門〉，頁十三下（頁713）；王應麟（1223–1296）：《玉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三九〈淳化金吾四營〉，頁十三上至十三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傳〉，頁13610。
[21]《宋會要輯稿》，第十六冊，〈方域十七‧水利〉，頁9611。考開封附近並無「力水」，疑《會要》所載有訛。又瀷水可能是潩水之誤。考鄢陵縣有潩水，發源於河南新鄭市辛店鎮西大隗山鳳后嶺北，東南流經長葛市、許昌市、臨潁縣和鄢陵縣，於鄢陵縣南部趙莊閘以下2公里處注入潁河。參見王存（1023–1101）（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一〈四京‧東京‧鄢陵縣〉，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