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习特会”启幕：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双方诚意有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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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开启任内首次访华行程。中美高层会晤会聚焦哪些话题？中美经贸关系会否实现突破性进展？中方在谈判中应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中美双方如何看待习特会？
就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在接受CF40秘书处访谈时表示，本次中美双方的谈判将主要聚焦经贸问题，包括资本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服务业开放，以及外资的公平待遇等。由于近期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且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预计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会成为讨论重点。
管涛建议，解决贸易失衡不能就贸易谈贸易，而是应该有一揽子的考虑，将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将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结合起来。
人民币汇率难成讨论重点
管涛预计，中美双方会谈将涉及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但主要的还是经贸问题，包括资本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服务业开放，以及外资的公平待遇等。中美双方应会回顾“百日计划”，看看哪些领域取得了进展。在“百日计划”中，中方在农产品、能源进口等方面做出很多让步，中国也希望美方更多的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不过客观事实是，尽管采取了很多努力，今年以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在扩大，今年前八个月同比增加了10%，这可能是不符合特朗普政府预期的。
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成为谈判的重点。“301条款”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一些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做法，包括要求美方在中国投资要进行技术转让等，在美方看来这不是市场行为，对美国企业不利。事实上，近年来中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技术转让完全是基于商业原则的一种转让，是一种市场自愿的行为。
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管涛认为在本次中美高层会晤中这应该不会成为讨论的一个重点。无论从双边汇率还是多边汇率来看，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都实现了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就人民币对美元而言，今年以来人民币总体上保持升值，基本抹平了去年的跌幅，且9月份以来明显进入一个双向振荡的行情。更重要的是，央行的干预大幅减少，基本退出了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目前完全是市场形成的汇率。所以在这个方面，美方应该找不到什么借口来质疑中国。
管涛还指出，虽然形势有所好转，但没有看到资本流入卷土重来。实际上，如果外管局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计入净误差，中国还是资本流出的，只不过资本流出的规模大幅减小。如果看央行外汇占款，同期还是减少的。因此，今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可能不是因为资本回流，而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正常的投资收益。
解决贸易失衡应有一揽子考虑
此前有媒体猜测，特朗普此次来华将更加“务实”，在贸易谈判的立场上可能有所“软化”。对此管涛表示，特朗普在增加美国从中国进口方面肯定不会有所谓的“软化”，但如果他是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为目标，应该会考虑在放宽美方对中国出口限制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管涛提到，特朗普贸易团队的鹰派立场正在弱化。上任之初，特朗普贸易团队大部分由鹰派人士构成，但最近这些鹰派逐渐失势或受到遏制，在贸易问题上的破坏力不像此前预想的那么大。比如此前的特朗普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离开白宫，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虽然也是一个贸易上的鹰派，但他的影响力比负责协调和制定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的加里·科恩以及商务部长罗斯等都要小的多。现在的特朗普身边已经不像他刚上任时环绕着一群鹰派，当时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在经贸关系上可能会有出格的举动，但现在来看，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管涛指出，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方面是在现有的贸易框架下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另一方面也需要美方放宽出口限制。解决贸易失衡不能就贸易谈贸易，而是应该有一揽子的考虑，将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将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结合起来。
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中国在推进，也在做积极的努力，包括十九大之后，服务业的开放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举措。在投资方面，近期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遇到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和收购被美方以威胁国家安全的名义拒绝。
用多边主义反制双边主义
对于中方在本次中美高层会晤谈判中应采取的策略，管涛指出，正如今年5月CF40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所阐述的，中方应采用多边主义来反制双边主义、孤立主义。
管涛表示，中国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这与美国形成强烈的对比，对中国来讲很加分。在改善对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上，中国切实表现出了诚意，“百日计划”里中国的承诺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兑现、生效，反观美方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这很不对等。
中国跟美国在某些领域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看到，美方一方面在积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但同时也在不断地搞小动作。就在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商务部在10月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明确否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坚持使用第三方标准来对中国进行“双反”，这实际上还是一些贸易方面的遏制措施，在高访前夕做这样的事是有损双边关系的。但同时也看到，中国现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理智，有理有节，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表现出一种包容、大度，这实际上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原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入世”后是搭便车，没尽什么义务，但近些年全球化喊的最响的就是中国，而且中国确实也在付诸行动，在很多贸易问题上也表现了克制和让步。
特朗普“弱美元”立场不会左右美联储
在造访亚太的前夕，特朗普公布了新的美联储主席提名。特朗普“弱美元”的立场会否对美联储未来政策产生影响？对此管涛指出，美元汇率不是美联储负责，而是美国财政部负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立足于美国本国的经济情况，包括就业、增长、通胀等，至于对汇率的影响，只是它的一个副产品。美联储不会刻意的针对汇率去实施货币政策。
管涛表示，特朗普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上的态度非常矛盾，一会儿表示恨低利率，一会儿又对耶伦目前的工作表示赞赏，让外界搞不清楚他到底希望慢点加息还是快点加息。当然，特朗普是非常反感强美元的，年初时就曾表示强美元将扼杀美国经济，但他并不是让美联储通过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弱美元，而是让美国财政部通过汇率报告将某个贸易对象列为货币操纵国，然后再通过贸易制裁的手段胁迫对方货币升值。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并不是用货币政策，而是用财政报告与贸易工具来影响汇率。
美国前副财长怎样看待“北京习特会”
Nathan Sheets
CF40：您对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有何期待? 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立场会“软化”吗？ 中国需要做什么准备？
Nathan Sheets：世界密切关注特朗普总统的首次访华。特朗普政府仍在努力确立对华经济政策的立场。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应采取多么强硬的立场或者是应在多大程度上寻求互惠成果的问题上有多种意见。政府内部的怀疑论者（我认为是错误地）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整体上已经损害了美国的经济。为此，总统访问的基调将具有重大意义。他是否寻求共同点以及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还是更重视分歧和抱怨？鉴于所有这些，会晤能够取得的有意义的实际成果的范围是有限的。最好的结果是，像几个月前的海湖庄园会晤一样，这次访问提出了一个关于未来关系的愿景并确定了双方在谈判中关注的问题。
为了取得有利的成果，中国也可能有必要加快推进一些基本的经济改革。特朗普政府会期望中国能够对美国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开放市场。另外，中国需要加大力度解决重点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CF40：中美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是什么？潜在的合作领域有哪些？
Nathan Sheets：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是广泛和多样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世界地缘政治、外交和安全等方面都有重大利益。这些共同的利害关系已经成为两国几十年来双边关系和对话的基础。
鉴于这样的现实，中美之间的关系过去是基于“分离原则”的。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取得了进展，同时也在意见不合的问题上积极表达诉求。据我所知，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今后的问题是这一模式是否会继续。目前，美国政府更重视经济关系中的分歧，如中国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的规模、中国在钢铁和铝等行业的产能规模、中国与朝鲜的经济互动等。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风险是这些分歧会超出和阻碍其他共同利益领域的进展。
一个正面性的议程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在上届政府执政末期，双方在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这类协议有望使两国受益。这将有助于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励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也使中国公司对在美国参与竞争有清晰的预期。另一个互利的领域是进一步鼓励中国在全球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在此方面，双方可以继续共同努力改革和加强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工作是共同努力加强多边贸易体系。这些只是从相互合作中受益的一些例子。
CF40：中国在美国的并购遇到了监管障碍，特别是在半导体等高科技行业。 在特朗普访问期间是否有可能在相关问题上取得突破？
Nathan Sheets：中国收购现有的美国公司将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 CFIUS的法定职权具体而细致。所考虑的唯一问题是拟议的收购是否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国家安全威胁。CFIUS的评估过程是受限的，法令中列出了关键的要素。
鉴于CFIUS程序是由美国法律决定的，这不是一个政府有很大谈判灵活性的领域。美方可以努力更好地解释审查如何运作和所期望的情况，但没有国会的行动，政府在修改审查要素方面没有多大余地。但是，截至目前国会提出的建议正好相反。在扩大CFIUS的职权范围，给予其审查过程更大的灵活性甚至拒绝外国投资进入美国方面，已经有很强的政治支持。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外国投资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必须保持对这种流入的开放态度。同样，美国有合法的国家安全利益需要保护，而考虑到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我认为CFIUS程序的结构在平衡这些顾虑方面做得很好。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也有应该受到保护的经济利益。我的直觉是总的来说允许外资流入对经济有好处。但即使如此，确保美国有工具来应付外国收购某一有关键技术行业中的大批公司的做法也是合理的。
CF40：杰罗姆·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将走向何方？对中国货币政策、人民币等可能产生哪些潜在影响？
Nathan Sheets：杰罗姆•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与近年来的政策走向基本一致。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表现，加息可能会持续，但加息的速度将会是渐进的。无论如何，这都取决于即将到来的经济数据。美联储将继续缓慢削减其资产负债表，并将尽最大努力向公众和市场传达其政策的机理。在金融监管方面，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可能会继续寻求一个强劲、资本充足的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美联储将会寻找缓和监管要求的机会，只要这样的行动不至于危及金融稳定。这可能包括重新调整强化杠杆率要求、修改沃尔克规则，以及放松美联储的压力测试。
所有这些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有限。美联储的政策将保持常规性和可预测性，与近期的历史相比不会有什么意外。更大的问题关乎美国经济的总体前景。这方面情况似乎也是相当有利的，在未来的一年里，美国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健而相对平衡的增长。
朱光耀：落实“习特会”共识的三点建议
朱光耀，中国财政部副部长
4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非常重要，达成了非常重要的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规划。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合作对于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都有重大意义和贡献。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强调，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就此达成重要共识。中美经济关系不仅反映在两国每年5200多亿美元的贸易规模和17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规模，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相联的密切经济关系，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密切融合，其影响已经渗透到中美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在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强化合作是可以加以解决的。例如如何应对贸易逆差、过剩产能等问题，中美两国必须以一种非常富有建设性和合作性的方式，在双边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应对好这些挑战。
在刚刚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会谈中，我特别感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为中美经济关系发展做出的努力，有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一个是去年年底拉迪教授建议中方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关于一旦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讨论了三种可能的场景。这是一份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必须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不是受到破坏。一旦中美两国经济关系、两个伟大国家的双边经济关系受到破坏，双输是唯一的结果。我也直接引用过其中的内容。当然要说明，这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知识产权。
另一个例子是在几个月之前，我和波森先生有一次长时间通话，谈及特朗普总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美联储政策的影响，以及特朗普总统的税改计划对于美国经济、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些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重要的观点。回到刚才讨论的，应当如何切实贯彻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识？
首先，必须充分地理解中美两国元首所达成共识的内涵和重大意义，中美彼此尊重、增加互信、加强合作、实现共赢，这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福祉来说是极为重要、极为有益，也有利于全球的和平和发展。
第二，基于双方相互尊重的前提，中美双方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有效利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作出更大的努力，做大合作的蛋糕，有效管控好分歧，促进和提升双边经济关系。
第三，有一些通过努力可以取得的早期收获成果，双方必须尽早开展相关工作。中长期问题也应重视，包括当前面临的两个现实挑战——
一个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对华有较大的贸易逆差是事实，不追求贸易顺差是中方的政策。就此中美双方已经开始进行非常坦诚的对话。同时，我们要分析逆差对经济的影响。从美国经济发展史看，美国贸易逆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非常高，但经济十分繁荣；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基本上实现了贸易平衡，贸易赤字基本没有了。但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却恰恰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衰退。虽然，有贸易逆差并不就说明经济繁荣，但是非常扎实的经济学研究十分必要，应从历史中借鉴如何应对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实现相互尊重，寻找双赢的解决问题方案。
另一个是过剩产能问题，特别是钢铁和电解铝的过剩产能问题。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率先采取了很多重大举措，钢铁和煤炭领域去产能已经导致一些失业问题。为此，中国建立了一个2000亿人民币的结构调整基金，用于对下岗员工进行培训、再就业的支持。在率先采取行动应对过剩产能的同时，我们同意世界各国应该就应对过剩产能问题进行政策上的沟通协调。
中美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的范围绝不仅限于贸易，还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两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等层面的协调，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中美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合作都非常重要。
回顾二十国集团（G20）的发展史， 每一次G20峰会的成功都包含中美之间进行良好政策协调的结果。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习近平主席成功主持G20杭州峰会。在G20杭州峰会前，G20财金渠道2016年2月份召开了G20财长和央行上海会议，为G20杭州峰会进行经济政策的准备。G20杭州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就包括：G20各成员要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G20各成员要就汇率政策进行紧密的沟通协调。
今天是5月7日，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一个月之际。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的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规划，正在对中美两国和世界产生着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造福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造福世界。
综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