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不断去探索和创新；希望他们在从艺路上不要总想着一帆风顺，遇到坎坷能够坚持下去，充满信念；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跟上群众的文化需求，给人以正能量，用作品去鼓舞、团结、教育人民

回首57年的从艺生涯，我最深的感受是，作为一名歌唱演员，要坚持走探索、创新的路，为时代和群众唱出美好的歌曲。

我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广为人知的歌唱界“新人”。1979年，我演唱《乡恋》，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具有时代性的作品。创作时，就是要让老百姓喜欢。实际上，这首歌曲原名叫《思乡曲》，第一稿风格独特、技巧要求比较高，适合专业人士演唱，但是不容易在老百姓中传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我、词作者、曲作者、录音师、音乐编辑等在内的创作组，在创作时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认为这首歌在创作上也应该解放思想，不能再按照以前的音乐节奏、和声编配和旋律走向来写。于是，词曲作家重新创作，大胆突破，以更符合时代要求，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修改后的第二稿也就是今天听到的《乡恋》，这个版本音域不高，但是很抒情，娓娓道来，如诉如泣。它还运用了探戈和打击乐桶桶鼓的节奏，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新鲜的。在演唱方法上，我也进行了探索和创新，选择了新的声音表达方式。《乡恋》问世后，受到广大群众的强烈认可和喜爱，它推开一扇门，吹来一股清新的风，被称为“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第一首流行歌曲”。

1984年，我演唱《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在当时也是探索和创新的结晶。它是6/8拍节奏，引入国外的华尔兹，节奏欢快，在当时主旋律歌曲中是很少见的。这首歌的创作同样体现时代性：“我和我的祖国”，自己的国家在变得越来越好，人民充满喜悦，我对此也深有感受。所以，我在演唱时，很自然地将自己对祖国、时代和生活的感情填进歌中。当唱到“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时，我会想到正在建设中的农村；当唱到“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时，心中更是充满自豪。

伴随改革开放，出现一批有影响的电影。我为大约100部影视片配唱过200首歌曲，如《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知音》《心中的玫瑰》等。因为我声音甜美，加上是戏曲演员出身，对剧情和人物性格把握得较准，所以演唱的这些歌曲都深受群众喜爱。为了将这些电影歌曲唱得更好，更深入地挖掘人物情感，我运用了“气声”技巧。“气声”不是唱法，只是技巧，它有全气和半气两种手法，强调的是此时此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1986年，中国轻音乐团正式创建，我担任团长。之所以成立这个乐团，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想创立一个新的音乐艺术品种。这个艺术品种后来决定叫“轻音乐”。我之前所在的中央乐团以西洋音乐为主，创建中国轻音乐团，就是想在唱法、乐队演奏形式等方面有所变革。歌唱形式不拘泥一种，有流行、美声、民族等；在混合乐队中，除一部分弦乐、铜管、木管，电子琴、电钢琴、电吉他等电声乐器外，还有二胡、琵琶、古筝、京胡等民族乐器，这样它的演奏、伴奏更加丰富多彩，雅俗共赏。这在现在看来很普通，在当年是很有开创性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又提出“戏歌”的概念。我本身是戏曲演员出身，唱了大量“戏歌”，如《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等，它们已成为我演唱歌曲中重要的一类。“戏歌”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指原来戏曲中的经典唱段，如《刘海砍樵》《浏阳河》，歌唱演员采用的是与戏曲不同的演唱和表现方法；二是指用中国戏曲元素创作出新的艺术品种，它们的风格非常独特，也是由歌唱演员来演唱。作为探索和创新，“戏歌”既丰富词曲创作者和歌唱演员的艺术创作形式，又对戏曲进行了发扬、保护和传承，同时因为很接地气，所以深受群众喜爱。

今天的年轻歌唱演员很认真、刻苦、努力。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不断地去探索和创新，为文艺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也希望他们在从艺路上不要总想着一帆风顺，遇到坎坷能够坚持下去，充满信念，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跟上群众的文化需求，给人以正能量，用作品去鼓舞、团结、教育人民，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倡导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符合新时代、服务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无愧于“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光荣使命。

57年从艺生涯，我不断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我在艺术上所有的追求，取得的一点点成功，都来源于群众的滋养和支持，都来源于时代的呼唤和激励。我愿永远为时代和群众歌唱。

（本报记者周舒艺采访整理）

李谷一，194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湖南长沙，民族声乐歌唱家、戏曲表演艺术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音乐代表作有《乡恋》《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我和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曾多次获“最佳演唱奖”“云雀奖”“金唱片奖”“当代中国电影特别贡献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