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发布会，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正式命名为COVID-19。从2019年12月1日武汉市首例病人的发病，再历经1月23日的武汉“封城”，当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到关键时期，中央指出：“各地区要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采取更加周密精准、更加管用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在新的疫情战役中，社区成为阻击疫情、联防联控的前沿阵地。党中央要求通过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来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以网格单位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和以社会化为手段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基层治理的一个创新，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就是网格化管理的成功典范。基层网格化疫情防控就是全面启动社区防控工作，把家庭医生、居委会、民警和民政等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建立防控的工作组织体系，实现网格化管理，地毯式排查。要及时了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特别是外来人口和返乡人员的健康状况，做好监测、消毒、通风和卫生环境整治。在网格化管理模式基础上配套网格化疫情防控系统，形成具有全面排查摸底、合理搭建联防联控体系、实时掌握全域疫情态势、快速做出工作部署、加强防控宣传和科学引导的能力。
各地区积极响应，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采取更加周密精准、更加管用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全国如北京、深圳、天津、河北、贵阳、佛山、聊城、荆门、汝州等地积极建设网格化社区疫情防控系统，采用网格化管理模式进行疫情防控，效果良好，为全力阻断疫情传播扩散做出了突出贡献。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是破题之钥、治理之基。2019年11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向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奋进，就是要更好地适应时代变化、顺应人民期盼，以更加科学完备的制度实现“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日新月异相匹配，制度的现代化已然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本次疫情发生之后，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7日，总理亲自来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总书记多次组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并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仍暴露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盾：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接极不顺畅，也不匹配。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下一个二十年，或下一个十年内，我们不会再次爆发这样类似的疫情？我们又是否能承受起这样接二连三的重大疫情打击？我们应积极吸取国际近十年来疫情不断爆发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强化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国民科学素质，超前谋划，布局防患，准备好以更高效的应急机制、更健康的大国心态、更精细的网格管理、更高级的科学防范、更扎实的应急预案来应对未来变异更强大、传染更可怕的病毒疫情。
数字政通遵照十九大四中全会文件并深入参与全民防疫重深切体会到：只要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及时转化为治理效能，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为战胜疫情提供有力政治保证；坚持总揽全局、统筹协调，可精准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党对疫情防控网格化、地毯式地精细防控要求，为战胜疫情赋予科技力量。而新时期的网格化内涵，旨在我国党委政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长效考核的方式让各职能部门按照指挥手册的规则进行协同联动把城市各类事件进行闭环化高效处置，进而提升城市乃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湖北和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其意义自不待言。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同日，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武汉疫情爆发后曝光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至今依然救治乏力，物资调配紧张，此次武汉在面对新冠肺炎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将武汉乃至湖北全省范围内碎片化、分散化、无序化问题凸显出来，折射出的是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方面的短板与差距，都远远无法匹配这次特别重大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复杂局面。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本次疫情暴露的本质问题，不能仅仅视为湖北武汉一个地方的个别问题或特殊情况，2020年注定是我们国家、民族和政府的大考之年。这次大考，考验的不仅仅是政府，不仅仅是官员，也包括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心力、智慧和韧劲。 以黄冈卫健委唐主任一问三不知新闻事件为例，唐主任固然水平不足，但若上下级治理体系敏捷再辅以相应的疫情防控信息化系统，做好明确以什么标准筛选定点医院，收治能力如何评估，核酸检测试剂何时到位，如何指导检测等，唐主任也就不会那么慌乱茫然。
国难当头，形势严峻，时间紧迫，容不得疫情过后再痛定思痛。当下最紧要的就是痛中思痛，在疫情认知预判、危机治理思想、应急管理方法、社会治理结构等层面进行系统的问题梳理和分析思考。
数字政通愿贡献自身对网格化管理模式深研特长，配合各地党委政府提倡以科技化、工程化思维构建本地治理体系，如基于信息化大数据技术结合当地管理实际基于流程图表分析、实用数据表格、梳理履职清单等，透过城市大脑数据治理理念，让整个政府的信息流通和执行落地尽快标准化、数据化、专业化，最大化发挥制度优势，进而通过科技支撑的方式实现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的现代化。2月6日，中国智慧城市论坛提出要“以防疫为契机，全面提升智慧城市”，倡议各地政府要在非常期间，万众一心防疫，齐心协力联控的大好氛围下， 以“抗疫“为抓手，全面提升智慧城市。 疫情是一面镜子，能照出领导干部的作风、担当和能力，也能反映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设水平。从网格防疫有效压实数据报送，从地图大数据预测人流趋势，到同程人员查询；从智能外呼平台助力社区筛查，到口罩预约和智能问诊……哪些地方“智慧城市”建设得好，哪些地方在摆“花架子”，一目了然。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日趋完善的产业体系、厚积薄发的科研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成为战“疫”的强力武器。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因工作疏忽或盲目自信导致的技术短板，影响了疫情防控的成效。当前，我们亟须打好技术战“疫”，但那些“智慧城市”去哪儿了？有些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投资动辄以亿元计，却连“在线预订口罩”“线上收治登记”等基础功能都无法实现；一些宣称“智慧城市发展领先”的地区，网上政务系统崩溃停摆，无法为民所用；有些街道社区的通知传达、防控知识普及，依然靠嘴、靠腿、靠手动；体温上报、申报疫情线索、相关文件签字、信息填报等，用的仍是20年前的人工处理方式。
在重大疫情面前，“智慧城市”的作用，不躺在蓝图和账本里，也不停留在响亮的口号里。治理现代化和精细化，既体现在城市医疗、交通、物资等重要资源的科学调配上，也体现在能否解决“口罩预约”这样的小事上。如何让“智慧城市”建设成果“下沉”，推动新技术新应用与治理现代化的融合，是这场疫情“技术大考”留下的思考题。既然斥巨资、花大气力搞“智慧城市”建设，那么该“硬核”的时候，就不能“掉链子”“拖后腿”，让群众干着急。对比各地战“疫”中交出的数字化答卷发现，我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不论是数据采集应用能力、资源整合共享能力、公众数字化应用能力等基础支撑，还是运用已有技术针对突发问题的预判机制、解决机制和运营服务力量等方面，都亟待有关各方寻找差距、补齐短板。
建设智慧城市，不仅仅对疫情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而是要全盘洞察城市数据，让数据从下到上快速化，真实化，让决策精准化，科学化，使政府对未来发生的包括疫情在内的重大风险，都能尽早知晓，消灭危险于萌芽中。建设智慧城市，不仅仅对政府提供管理工具，更要给人民更好的服务。围绕各类人士在非常时期，应该提供怎样的技术支撑，隔离人员如何监控，社区工作人员如何排查，正常人民的生活如何得到保障，都需要通过智慧城市大数据去运筹帷幄。
战“疫”是一张试纸，“试”出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成色。此次战“疫”中暴露危机和问题，正是改进和提升的良机。疫情防控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相信“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从此次战“疫”中发现短板和不足，后续一定会有针对性地做出调整。
十九大四中全会也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体制上，新增了科技支撑的指导思想。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
数字政通致力于采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支持城市治理体系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基于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需求，助力各地打造信息共享、相互推送、快速反应、联勤联动的城市综合运行中心，建设职责匹配的事件协调处置流程；创新城市运行数据分析，加强综合研判，构建“城市大脑”增强城市综合管理的监控预警、应急响应和跨领域协同能力，实现高效处置“一件事”、“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智慧化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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