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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2018-01-10 王凡 刘东平 空山野语 空山野语

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2018-01-05 王凡 刘东平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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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毛主席在河南考察


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共度难关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势,史书曾有如下记载: 


  “1960年粮食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 


  据统计,1960年与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减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号召,再度被刷写到了墙上:“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谨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最快地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起“大跃进”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一组的人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为了共同度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算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毛主席在河南考察


◆充分利用自然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膨胀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起码让肠胃里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榆钱儿在嫩的时候,可以食用。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同是二两面的馒头,却能在胃里多占一点的空间。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权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虽说是有限的一点,但孩子尚未对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自然不该享受这种待遇。从克己奉公原则、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就应该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候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于是,孩子们都跟着吃大灶的叔叔、阿姨们,“享受”到了特殊时期的新鲜食品。偶尔吃上这样的食品,口感还挺新鲜的,所以中南海的孩子,对这类面食的印象并不坏。后来听有人回忆困难时期如何苦,把吃掺和野菜、“榆钱儿”的面食也算上,孩子们都觉得有点不合适。 


  吃着滋味不太好的,孩子们记得的是那种地瓜面窝头,黑乎乎,粘唧唧的。大师傅为了让它好下咽,动了一番脑筋。有时加一点糖精,有时加一点盐,但次数多了,加什么也不起作用。 


★困难时期的生产


  ◆没有特殊对待


  当时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出于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了21斤。 


  听女儿这样说,毛泽东感到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在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着。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着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不料此事被毛泽东得知了,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了桌子:“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见毛泽东如此较真儿,谁也不敢再违规了,李讷一点接济也得不到了,消瘦了许多。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进中南海以后,毛泽东的所有子女,就一直按照父亲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饭。 


  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霉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


  她没等父亲下完“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被烫得直咝咝吹舌头。“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李讷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着碗里的饭,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她握着

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线条惯了的李讷诧异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吃得这么少?”“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说着,又用手揉着心口。待了一会儿,她低头离开了饭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讪:“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晤,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说完,毛泽东又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转向报纸,直到李讷把桌上的盘子都拾掇干净。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落忍。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 


  “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因为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所以毛泽东一句“你吃了吗?”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他是绝对不碰,但是他不坚决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于是,他们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朱德与家人合影

 

◆朱德家的菜地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菜蔬: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菜蔬、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家里的人早已训练有素。 


  果然有一天的午餐,西楼小灶的饭桌上,端出了一盘掺了马齿苋玉米面窝头。家里的其他人都抢着吃,却不让朱德吃:“您上了年纪,就不要吃了,让我们吃吧。” 


  朱德说:“我怎么不能吃啊,这比长征中吃的好多了,那时候马齿苋还是最高级的野菜哩。现在生活好了,我们这些东西也吃得少了。今后就是在丰收年景,野菜也应该吃。每年吃点儿野菜,这对你们对我自己都有好处,还能使我们不忘记过去。”说完,拿起窝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一副吃得特别香甜的样子。 


  从那以后,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粮菜不足的问题。像以往一样的是,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仍旧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和平回忆说:“当年我们自己种植的杂粮蔬菜,对度过艰苦的日子可是起了作用了。星期天食堂只吃两餐,中午我们就在房前屋后采摘点东西,自己做顿加餐充饥。为此,还专门置办了个小煤气灶,我们几个孩子也上手当过家庭厨师。” 


  这种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菜蔬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老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 


  许多甬道边,墙根下,也被撒上了种子。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那种容易生长的野菜,像扫帚菜等,各种瓜豆菜蔬种上后,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地开出来,种子撒上后,人们便又操心上如何积肥,改良土质的事,以使作物长得更茁壮,结出更多的果实。笔者还记得,当年为了积肥,还做出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例如,当年大人们在秋后,把干树叶和干杂草什么的,烧成的草木灰,当作肥料撒在开出的地里。孩子们就以为,凡是烧可燃烧的东西,烧完的灰,都可以作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处搜罗可燃烧的东西,堆在我们自己开出的荒地边上烧。 


  一天,我们几个政治秘书室的孩子,在拆了的旧房子瓦砾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毡。也把它和干树枝叶一起烧,以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毡燃着后,冒出滚滚的黑烟,惊动了中南海里的警卫人员,以为着火了。 


  警卫人员跑来,扑灭了火,并通知我们的家长,说我们在放火。我们的家长随即赶来,问明了原因,都有点哭笑不得。在训了我们一通后,告诉我们,并不是什么东西烧成的灰都是肥料。 


★1961年毛主席在江西


  ◆在大灶吃饭


  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样,每顿有几样菜肴供人们选择了。仅有几样,还都凭票供应;稍有点荤腥和油水的菜,要凭另一种数量极少的票。主食也分粗粮、细粮,也都按量按比例供应,细粮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数时候要吃粗粮。 


  这样一来,到大灶食堂吃饭,除了要带饭菜票外,还要带各种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烦,除了卖饭菜票外,还要分发出售各种票券。 


  许多原先在家吃饭的孩子被家长们赶到了大食堂吃饭,食堂里的孩子多了,而且这些新加入食堂吃饭队伍的孩子特别兴奋。因为他们原先在家里吃饭,人很少,而且在家长的睽睽目光之下,总有些拘束。到大食堂后,要好的孩子挤在一堆儿吃,没大人的管束,就自由自在多了。 


  饭桌上的胃口好坏,多数情况下并不在于食物精糙优劣,而在于和谁在一起吃。这里没有家长,可以自由组合,志趣和话题相近,有轻松欢快漫无边际地瞎聊天佐餐,即便是窝头、熬白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即便是独自吃起来很费劲的黑色白薯面饼子,也能不知不觉地咽进肚里。 


  自己排队,自己掌握和运用手中的饭菜票,自己选择决定购买哪样饭菜,对初来大食堂就餐的孩子来说,和在家时大异其趣,特别有新鲜感。 


  稍有点荤腥的菜,有时即使是凭特殊的票券,也不一定能买到,要早到、要排队。于是孩子们就互相站队,早到的孩子让后来的孩子夹进队伍。孩子有时还喜欢凑热闹,看见第一个买了什么后,就都买什么,致使某些数量比较少的菜,多被孩子们买了。


  “我们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一些单身的成人的不满,因为是孩子,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全。但多数情况下,成人还是很体谅孩子的。”当年热心为别人站队的李紫阳,回忆起在国务院大灶食堂吃饭时的情景。 


  说到国务院大灶食堂,还要加叙几句。国务院本来分大、中、小三个灶,相互挨的很近,就在进国务院西门不远往南一拐的地方。1958年,周恩来检查国务院干部生活情况,到食堂吃饭时,他坚决不到中、小灶吃,而是在大灶食堂排队买饭吃的。周恩来在大灶吃饭后,有人写了大字报,提出高级干部应该向周恩来学习,破除等级观念。小灶、中灶随之取消了,只设大灶。 


  虽然中南海里的情况比起重灾区好多了,但也是相当艰苦的,但共同的到大食堂吃饭的经历,使孩子之间的过往更频繁,友谊也更加深了。 



★人民公社食堂


    ■太阳鸡蛋、乌鸦的味道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分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8个人能喝7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机关的叔叔、阿姨们,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吴日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吴继光的妹妹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的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按摩。” 


  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营养不良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上会,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都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纪,总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一只装着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有点甜有点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的难耐,便把那发甜的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他们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没喝过酒的他们都醉了。 


  回忆说对三年困难时期感受不深的,是陈晓鲁,他恰在那个时候患了肝炎。 


  那一时期为了支持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斗争,中国人民在自己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用外汇从这些国家购进一些产品。北京市场上一度比较多见的“伊拉克蜜枣”,大概就属这种性质。陈毅家就有时买点伊拉克蜜枣。 


  可过了一阵子,传说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市场上这种蜜枣渐渐绝迹了。陈晓鲁患肝炎,有的朋友说是吃伊拉克蜜枣传染的;而他家里的其他人大概也会品尝这种枣,却未因之罹病,可见这种传言不一定准确。 


  肝炎这种病,需要好好休息。中国人对肝炎,历来有一种以养为主、以治为辅的传统疗法。所谓养,就是多吃些有营养的食品,多吃糖,避免操劳。虽然在困难时期,家里还是想方设法给他弄来一些糖。他这一养,在家中整整蹲了两年。 


  陈晓鲁说他就是在养病期间,开了窍。以往整天学习,生出厌恶感。患病后,成天窝在家中,没学可上,没同学陪伴了,反而生出渴望,想读书上学了。从病愈返校后,学习大变,刻苦奋发,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当然,这都是后话。 


  即便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陈晓鲁还是因为油水少而特别馋肉。一次,天色已晚,他和张寰在中海边溜达,从在国务院这边看船的老张师傅住处经过。老张师傅看他们,说:“我拣到了一只死乌鸦,烧好了,你们想不想吃?” 


  乌鸦,中南海里特别多,冬季的黄昏之后,岸边的柳树上,结冰的海面上,尽是乌鸦,有时黑压压的覆盖了一半的冰面。但它那丑陋的样子,谁也没想到过吃它,记得鲁迅改编的中国神话故事里,提到过嫦娥就是忍受不了人间日子清苦,丈夫只能给她打到乌鸦吃,才奔月而去。在故事里,乌鸦肉被形容得酸涩难吃。 


  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打过乌鸦,改善伙食。但几天之后就难觅乌鸦踪影了,而且杯水车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就不再打了。陈晓鲁、张寰过去也没尝过乌鸦肉,但此刻仿佛只要带个肉字,就能让他们垂涎欲滴。 


  他们跟着老张师傅进了房间,用手抓起一块乌鸦肉就吃。张寰开始对吃乌鸦肉还有几分犹豫,问陈晓鲁:“好吃吗?”陈晓鲁一面说不好吃,一面吃个不停。张寰一看再不动手,就要被吃光了,赶紧抓起一块大嚼起来。一只乌鸦总共没多少肉,几下就吃完了,如今回忆起来,张寰说:“究竟是什么昧,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 


  能说出乌鸦滋味的,是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在困难时期之前,陈毅老嫌乌鸦吵,影响休息。就曾建议要打,不知为什么没有打,直到困难时没吃的,才打了乌鸦,一开始打了好多,食堂做了给大伙吃。我就是从此知道了乌鸦的味道,当时觉得挺好吃的,跟鸡好像没什么区别。”但也就吃了几顿就没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食堂吃到了。


(来源:《党史博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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