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何谓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张明：何谓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摘要：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批判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式喊话之中，而首先需要真正理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即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与理论姿态的历史辩证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原则审视毛泽东，必须具体的研究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从而规避历史虚无主义所预设的理论陷阱，以实现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转型与当代关联；必须历史的研究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在“三大历史坐标”中对毛泽东进行“总体性”定位，以提升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整体性丰满程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审视毛泽东、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样还需要进行理论的顶层设计，即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之中综合透视毛泽东，将毛泽东研究真正打造成一项思想史的议题。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辩证法；思想史议题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如同幽灵一般侵袭着中国社会与学术界，尤其在哲学与历史研究领域呈现出尘嚣日甚的趋势，而毛泽东研究作为当代中国研究的“显学”无疑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自我卖弄、自我兜售的“绝佳”舞台。其间，各种“非毛化”操作伎俩可谓是层出不穷，从基于道德层面攻击、谩骂的初级版本，再到基于所谓“严肃学术探讨”层面消解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的高级版本，可谓是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学术热景”。学界对此种错误思潮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展开了集中的理论反拨与批评，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诸如，从研究的针对性角度而言，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两大“发难点”——毛泽东的生平与实践等经验事实层面的责难与所谓学术理论探讨层面的矮化，相关研究展开了集中的回应与反批评；从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言，相关研究探讨了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背景、表现及其错误所在，并且集中阐释了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进行历史虚无主义反批评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路径。其中最显著的代表性事件便是2014年12月20日在湖南韶山由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毛泽东论坛”，此次论坛以“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评析”为讨论对象，邀请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问诊把脉”，并对批判这一错误思潮进行了理论的顶层设计。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评必将构成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并且对此问题的相关理论澄清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历史虚无主义相关论题的反批评也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在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相关研究中，贯穿其中的一条“理论红线”便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相关批判。但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歧义丛生”的多元概念，其本质究竟何谓？这种经典语境中的精神原则关联到毛泽东研究之中的针对域及其理论实质又是什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批判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究竟应当应用什么以及如何应用，等等。这些都是关涉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核心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并形成相应的学术规范。目前许多研究并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作出细致研究，而是习惯于将其视为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标签而泛化于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倘若不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与真谛作出科学的界划，那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操作必然只能是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批评，而缺乏深刻的理论穿透力。理论的批评效应关键在于理论的穿透力，而理论穿透力强弱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握问题的实质与核心。笔者以为，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核心问题便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科学把握。因此，本文拟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语境中的回溯出发，在理清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精神的基础上，为将这一理论原则应用于毛泽东研究领域进行基本的逻辑界划，以期彰显毛泽东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并界划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反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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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耳熟能详的“热词”，以绝高的频率出现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成为学界主流意识的表征而发挥的理论研究的基本导引功能。但究竟何谓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为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又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过多使用这一概念的“奇象”中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资源库中，较之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零星出现的概念表达，他们更加倾向于使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表述方式。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定型化表述以及大规模使用，是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便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释，使历史唯物主义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型化表述方式。那么，何谓历史唯物主义？在斯大林的“理论圣旨”颁布之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也主要是从这种传统教义出发所展开的，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历史领域内的应用与推广，“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界定著名的“推广论”。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诸如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世界的物质性、运动性、联系性、矛盾性，等等）的简单应用与推广，其实质上仍然不过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固定规律的认知。这种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固化规律的做法，在特定政治因素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特殊性（在东方落后国家的异质性存在样态）的共同作用下，成为后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种理论潮流，并且这种操作路径也可以直接简便地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某种在“教义体系”（望月清司 语）看来的所谓理论合法性。因为马克思本人在诸多著作中也似乎从规律论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规定性作出了某种界划，诸如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论，等等。诸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指导他从事研究工作的“总的成果”的“简要地表述”，更是被后人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理论表述。
上述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固定规律的理论操作，固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其以直接简明的方式向世人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性质及其价值诉求。但问题是，基于特定政治诉求的简便化操作是否真正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语境与精神实质，这一点在理论上至少是存疑的。“推广论”很明显将历史分割为自然史与社会史两大领域，并且以相对硬化的逻辑边界来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二者独立自存，运用自然规律研究社会历史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前者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其实，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科学可以从自然史与人类史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而人类实践活动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我们以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不妨从构成这一概念的两个重要关键词出发，即“历史”与“唯物主义”。历史与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并非是马克思本人的发明，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其时代已成为言说的重要范式，而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则在于将二者的结合并赋予了革命性意义。这里的历史并非历史学意义上单纯时间流动或事件累积所构成的时空范畴的历史，而是作为一种过程的历史意识与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也并非是经验层面的客观物质存在形态或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范畴。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所谓理论揭示，而是表征着一种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即对事物的理解始终从一种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性过程出发，并始终基于实践所形塑的客观关系范畴展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知。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不应当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应是现实客观具体的可供经验所觉察到的人，并且人的实践活动形塑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过程。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首先是以实践的客观性为基础，并且以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性理论姿态对待历史，即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发生学态度对待现实、对待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表征。
因此，笔者更加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理解历史的方法论原则，而非抽象固化的规律或理论规定。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界定为固化的规律，在本质上其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严重矮化。有学者指出，中国学界流行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并非是对所谓历史规律应用范畴不同的界划（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过是马克思的不同叙述与表达方式的差异而已。倘若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固化的规律而把握，其必然存在一个重要的弊病，那就是忽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历史性而采取抽象的非历史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的理论规定，“极易导致政治行动策略上对历史复杂性、跳跃性与历史主体能动性作用的误解与忽略。”这一理论弊病，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可以窥见一般。第二国际正是基于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固化规律——人类社会历史的直线进步论与决定论之规定，而走上了“坐等革命”的修正主义道路；苏东传统社会主义实践走向困境的根本性理论原因就在于，以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置于理论的神龛之中加以供奉而丝毫不敢逾越半步。上述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固化规律而加以顶礼膜拜、视为不容质疑的金科律例而照搬照抄的做法，从表面上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其根本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严重阉割。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笔者更加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不是具体结论而是方法的理论判断。“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表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作为科学方法或理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是将一切事物（社会历史、实体）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加以把握，在历史发展的谱系之中洞察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范围的限度，即该事物存在作为历史发展矛盾客观结果的必然性以及其在历史发展宏大谱系中的阶段性与未来可能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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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初历史语境的回溯，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作为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与理论姿态而“出场”的，其彰显了以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原则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态度。然而，国内学界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歪曲、丑化与否定之中，历史唯物主义要么被视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标签而被直接系于理论的批判大旗之上，缺乏对其理论内涵与精神实质以严谨细致的理论分析；要么更多地是视为诸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固化的教科书式原理而用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非历史性，而缺乏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缘何在这些问题上走向了非历史性理论误区的深入细致分析。可以说，从整体上而言，目前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在引入历史唯物主义资源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标签化的生存样态之中，这种标签式生存既可以表现为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空洞的批判口号或工具，也可以表现为将历史唯物主义界划为脱离历史的抽象规律。那么，毛泽东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其针对域或理论实质又究竟如何？在我们看来，作为一种理论原则或科学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应用于毛泽东研究领域之中，应当从具体的与历史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方面，必须具体的研究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从而规避历史虚无主义所预设的理论陷阱，以实现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转型与当代关联。在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具体的”一直是被马克思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而加以坚守。在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始终基于“哲学基地”的非历史性抽象批判进行了集中批判，他明确将历史发展的基础置于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并且是在从事现实的具体生产活动、可供现实经验活动加以观察的个人。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丰富与完善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之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更是成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进行结构的方法论基础。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歪曲与否定，诸如，在“大跃进”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上的纠葛，学界所采取的理论回应一般具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所谓数据的收集、分析论证历史虚无主义在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上的夸大与歪曲；二是从理论或者方法层面论证历史虚无主义在论证数据过程中的非科学性。但这两种回应方式从本质上而言都具有较强的“尾巴主义”色彩，即跟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尾巴而动、无意识地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所预设的理论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因为无论是就史料数据层面的反拨亦或是方法理论层面的证伪，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历史的具体性而直接进入到由历史虚无主义所设定的讨论域之中，这在本质上并非是以具体历史的视角对待毛泽东研究，而是超脱了历史的具体性以一种“垂直性研究”的方式直接切入到由历史虚无主义所建构的伪问题之中。“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这一看似十分具体的问题，其实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操作中是以真空化的方式而出场的，它的逻辑关键词与关联环节其实可以化约为如下等式：毛泽东+死人=罪恶。
历史虚无主义所集中关注的便是死亡人数的多少问题，甚至以夸大的方式加以进行，并辅之以大量感性经验层面的材料（诸如回忆录、口述史）加以描绘。倘若学界的回应方式仍然停留于论证死亡人数并未历史虚无主义所夸大的那样多，那么，相关讨论便完全被引入到历史虚无主义所设定的理论误区之中。因为无论如何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的多或少都是党执政的重大失误，都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因而纠葛于人数的多少就从根本上无法形成在此问题上的共识，甚至会引起基于道德情感层面考虑而产生的焦虑与分裂，从而无法整合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方式便是以具体的视角坐架相关研究。当然，这里的具体并非是指进行具体数字上的争论，而是将这一问题具体的置于其当时产生的场域之中加以具体的把握。因此，研究的路径必然会发生一定的转向，即从原先在历史虚无主义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抽象的数字争论与方法批评，转向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中把握这一问题。也就是将毛泽东晚年在此问题上的失误真正地置于当时的实践环境之中加以把握，即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足的主观原因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并非提供丰富的可供直接使用经验的客观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全国人民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防止被“开除球籍”的紧迫心理压力与焦虑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在探索过程之中遭遇曲折与磨难，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所决定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如历史虚无主义一般固守于细节的纠缠与道德的谩骂，而应提升了理性认知的高度、提升到总结经验变成宝贵财富的高度，方能真正摆脱在此问题上的情感纠葛并凝聚广阔共识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邓小平当年总结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其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要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将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误置于具体的时代环境之中加以考察，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原则的彰显，其从根本上有助于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转型，有助对毛泽东思想肖像丰满度的提升，更有助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开展。
另一方面，必须历史的研究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在“三大历史坐标”中对毛泽东进行“总体性”定位，以提升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整体性丰满程度。对毛泽东的研究并非等同于对单纯历史人物的研究，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实践改变了世界人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之一，并且其仍然构成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与争论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并未随着其个体感性生命的消逝而消失或弱化，相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其影响力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显著趋势。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当代中国已然获得一种政治的象征性地位，成为评判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走向的“晴雨表”与“参照系”。这一点非常清楚地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上，诸如，在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系列社会问题（社会不公、道德滑坡、党风建设）的讨论中，“毛泽东”的形象往往以显性或隐性方式支配着整体性大众话语与公共讨论。可以说，毛泽东的影响已经从有形与无形双重维度影响了当代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从物质基础、理论准备与宝贵经验等不同维度阐释了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影响所在，甚至在国外一些学者那里毛泽东对当代中国正发挥着“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的影响力。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由于其本身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历史主体对于毛泽东态度、情感、目的的不同，而使得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与历史遗产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与变动性。对此，澳大利亚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奈特教授曾以“棱镜”比拟毛泽东遗产的复杂性，他认为最近的过去与现在的变化造就了一个可以折射出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棱镜，一旦棱镜转动，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在何种坐标下定位毛泽东或者以何种参照系界划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构成了开启毛泽东研究科学化路径必须要回到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因为不同历史参照系或理论坐标坐架下的毛泽东形象有可能是完全相异甚至是对立的。
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攻击与否定而言，其使用的基本坐标与参照系很明显存在着非历史性、抽象化与单一化的倾向。所谓非历史性与抽象化，即是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面对毛泽东时，更多地是从抽象的理论预设出发——歪曲、否定、丑化毛泽东的先在理论前见与理论目的，因而毛泽东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试验台”上被抽离了其本应当所具有的丰富理论面相，也被抽离了毛泽东的具体历史环境而以非历史性的样态存在着。因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便可以在先在理论目的（包含着直接的政治目的）的指引下，直接在非历史的真空状态下强行切入到毛泽东的研究之中——直接以非历史性态度对待毛泽东、以今人的条件与眼光来审视毛泽东（甚至以畸形的眼光与要求对待毛泽东），这种垂直性切入其实是对作为具体历史对象性存在的毛泽东的平面化，是无视具体历史条件而进行的非历史性、非逻辑性的“理论强暴”。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是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综合形塑的产物，离开这些复杂历史因素与历史参照系根本无从勾勒出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也根本无法从真正意义上理解毛泽东、透视毛泽东。所谓单一化倾向即是指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模式之中，因为其先在否定毛泽东理论前见的限制，造成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单一性存在——作为“怪物”（monster）的毛泽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生平、理论的无止境攻击与鞭笞，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将其先在的理论设想付诸于现实而已。这一点在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彰显得玲离尽致。因此，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主流学者对于张著非历史化、单一化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批判之中，其书名便是《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怪物吗？——对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学术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的非历史化、抽象化与单一化操作，在相关在史料的运用上必然存在着不容克服的缺陷。因为，其先在的理论前见就决定了相关材料的使用必然是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展开的，即必须挑选符合其先在否定毛泽东理论目的的材料，并且在这一理论目的指引下对相关材料进行剪辑、拼接处理，甚至为了服务这一理论目的不惜伪造史料。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必须将重新复原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情境。在我们看来，以历史的眼光对待毛泽东需要在“三大历史坐标”中定位毛泽东，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历史坐标。只有综合使用上述三大坐标，才能完整地呈现出关于毛泽东具体的、历史的思想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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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与理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在毛泽东研究中应用的核心问题便在于以历史的、具体的姿态审视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这种历史的、具体的理论姿态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从这种具体的、历史的视角出发，是理解毛泽东的科学范式，并且这一范式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态度的彰显。这里所言的“辩证”并非是教科书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所谓自然领域内客观规律的彰显，而是对于一种科学理论姿态的表达，即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原则。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实质在于其革命性，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构成其精髓）在对任何事物的肯定性理解之中都包含其否定性理解，对任何事物都是从其暂时性与发展性之中加以把握。在此一理论姿态的指引下，绝然不可能对任何事物产生单一性、固定性的片面理解，而只能是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因此，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研究毛泽东，在历史辩证法的姿态下审视毛泽东，必然会摆脱毛泽东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化片面思维。具体而言，以往毛泽东研究基于不同理论立场与情感纠葛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思维范式，即激进主义的“全盘肯定说”或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论”，在此问题上很难形成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
上述两种倾向都不外是以一种非历史、非辩证的眼光坐架毛泽东。其中，“全盘肯定说”承认了毛泽东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但更多地是一种绝对主义姿态片面地肯定，甚至为肯定而肯定、以肯定（成就）压制、掩盖否定（失误）。当然，这里所言的否定，并非是一般意义上如历史虚无主义那样对毛泽东的攻击，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发展意义上的有限合理性。换言之，“全盘肯定说”不是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对待毛泽东，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过度肯定、美化毛泽东，在这样一种脱离历史具体语境的肯定之中绝然不可能存在历史辩证法意义上所言的肯定之中包含否定的意蕴，即不能从具体历史情境之中理解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的相对合理性——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其具体历史环境之中才具有有限合理性范围，并且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而言，这种合理性必然在历史辩证法面前呈现为一种相对的合理性——从而只能陷入一种无意识的崇拜之中难以自拔。而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论”在理论逻辑上与“全盘肯定说”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二者都是以一种非历史、非辩证的姿态对待毛泽东从而走向极端化理论误区。只不过“全盘否定论”只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并且是以“有色眼镜”——不是为了总结经验变成宝贵财富、而是为了否定毛泽东——对待毛泽东的失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放大镜”加以夸大化处理），这从根基上与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历史辩证法始终强调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即是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对其历史性价值与意义作出了充分肯定之后才集中进行了理论批判。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关键在于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以非历史的眼光对待毛泽东。因此，摒弃毛泽东研究中的极端化倾向，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指引之下以辩证的态度审视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这里就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加以应用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真正意义上贯彻历史辩证法的精神？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英语用毛泽东研究之中，必须搭建一个基本的理论平台——毛泽东研究的顶层设计，即以历史视角审视毛泽东必须将毛泽东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加以审视，而这才理论上自然引申出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毛泽东研究之理论定位问题。因为如前所言，因为毛泽东历史遗产的复杂性问题限制，使得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能获得一种绝对排他性的唯一真理，倘若人为强行设定一种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唯一肖像，那么这必然是对毛泽东思想整体性的损害。研究毛泽东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审视距离、需要多元参照系的相互交织，需要不断地逼近历史的真实，在不断的逼近之中逐渐构筑出毛泽东的完整思想肖像，这是提出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毛泽东研究的重要考虑所在。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毛泽东研究之理论定位？
笔者以为，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毛泽东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许是在政治意蕴的烘托中不断加以呈现的。如果说随着毛泽东“走下神坛”及其所引起后续效应——作为政治象征性地位的衰减，那么，很明显当前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应该实现立足点与目的的深刻转型，即转向开启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性、理论性趋向。因为当前关于毛泽东的研究，除了最基本政治层面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性之外，从学术研究的布展角度而言，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更多地应该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深入推进，即彰显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史效应。就毛泽东的时代而言，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深刻转型的特殊年代，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由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折的过渡性时期，是链接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关键节点。因此，毛泽东时代必然呈现出其内在的特殊性与矛盾性，即追寻步入现代社会的冲动与传统保守力量的阻碍之间存在的紧张张力关系，以及对现代性的向往与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基础上形成的对西式现代性尤为警惕的矛盾心态。正确理解毛泽东时代，从更宽广意义上而言亦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及其发展命运的深刻把握。并且，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从有形层面的物质成果、制度设计到无形层面的行为方式、话语逻辑等“日常生活方式”的建构，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走向都发挥着潜在的形塑作用。李泽厚先生在二十余年前的研究中就曾明确指出，“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来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长久”、“反复”深刻指明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复杂性、易变性，因为随着研究主体、研究条件以及时代的变化，对毛泽东的研究永远不可能存在休止符。毛泽东的研究犹如一壶浓茶，只有在反复不断的细细品味中才能真正品得其原初滋味之所在。并且，这种味道不仅仅是对于已逝历史之回溯，而且也是关乎当前与未来之体味，这就是毛泽东研究所具有的整体性思想史意义。
因而，如果从时间的延长线上衡量的话，对毛泽东时代的理解不仅仅是关乎对中国过去、现在的透视，它也是对于未来的把握；就对于毛泽东个体研究而言，毛泽东本身蕴含着极为复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截然冲突的因素。诸如，毛泽东一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晚年领导的“文革”运动中却对中国传统和知识分子以近乎“歇斯底里”式对待，并且吊诡的是“文革”中所流行的所谓彻底反传统面貌出现的东西在底子里面却又是以传统思想为根基的，诸如封建专权以及蒙昧、迷信，等等。正如国内有学者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倘若说毛泽东早年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成为他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重要契机的话，那么，他晚年对于传统文化的迷恋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理论负担，使得其晚年为传统文化所累并导致犯下严重错误。再如，毛泽东尽管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且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实现了党内理论家的定位。但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又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在所谓“正统”思想看来是带有深刻的“异端”色彩。可见，无论是对毛泽东个体的解读，还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整体透视，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的梳理、无法摆脱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思潮（可以简单区分为现代性知识体系与现代性制度设计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效应（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作为其中的一支并逐渐取得了统治性地位），无法摆脱对中西文明冲突及其在毛泽东时代呈现形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具象化为“中国现代性问题”。所以，从学术治理层面而言，当前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无疑应该是需要加以关注与重视的重要领域，因为当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而存在的。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置于思想史的宏大坐标之下进行透视，确实有助于突破单纯个体人物研究或者是阶段性研究所不可避免带来的“视距”限制，从而有助于从更加深远、宽阔的意义上理解毛泽东。
概言之，批判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能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批判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化喊话，而必须首先理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即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与理论原则，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理解毛泽东。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审视毛泽东、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样还需要进行理论的顶层设计，即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之中综合定位毛泽东，将毛泽东研究真正做成一项思想史的议题。
张明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于《湘潭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注释略）
编辑 | 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