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僚政治遇到了资本主义（一）
【按】自秦以后，帝王常改姓，不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官僚呢？却可以侍奉新朝。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用不断地改朝换代来调整政策，解决社会矛盾。这一体制接续夏商周之前缘，在农业文明时代促成了至少延续了五千年，很可能是八千年的中华文明，建立了可以傲视欧亚大陆的汉、唐、元、清帝国。代价呢？战乱，“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不管怎么讲，人类唯一一个可以延续几千年而没有断绝的文化共同体，唯一一个保留了大部分疆土没有沉没在西方殖民大潮之中，是这一体制的成功之处。作者所说的儒表法里是约束官僚的，既有道德的约束也有法制的强制。其实还有内圣外王在约束这帝王，凡不能为圣者便不可以为王。这就给最高权力的更迭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所以，两千多年前，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老夫子直言无讳地告诉他：“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失去了做君主的资格，谁都可以干掉你。至于诛杀贪官污吏，那更是替天行道。那时的官僚不和资本结合，一般只和土地结合。士大夫对商人总有几分瞧不起。近代，当官僚遇上了资本，也就迅速适应了资本。于是你来我往，你方唱罢我登场。按此文的说法，当下是第四次官僚与资本的结合，那么这次有何特点，如何结局呢？值得琢磨。
当官僚政治遇到了资本主义（一）
作者：王中宇
发布时间：2014-09-19 15:25:3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轨迹当官僚政治遇到了资本主义
一、倭仁:“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二、洋务运动:“平中国”、“敌外国”?
三、北洋时代：乱世枭雄
四、从“国家资本”到“接收大员”
五、“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六、从“隔世报”到“现世报”
东亚大陆上，周代是典型的封建政治，周灭商后，宗室亲贵裂土封疆，只需对周天子表示效忠，封地之内，俨然独立王国，很像西欧的领主制。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八百年后，中央衰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争夺中央权力的霸主们不得不考虑周王朝式微的教训，寻找新的方略，以防止诸侯坐大、危及国家统一。 楚武王熊通首创了郡县制，每得一地，不再分封亲贵，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自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秦始皇选择郡县制，原本指望大秦江山万世不竭，没想到二世而亡，此后朝代更迭如翻烙饼；而推翻秦王朝的各路雄杰们，恐怕谁也没想到此后居然“百代皆行秦政制”。 民谚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秦政”从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1911年，真可谓“铁打的营盘”；而指望“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皇帝们，从秦始皇到溥仪居然有270位，平均在位不到8年，真正成了“流水的兵”。在这样的格局下，行政官僚群体却“既寿且昌”，成为这片土地上事实上的主导政治力量。也可以换句话说，成了精英集团统治这片土地的主导模式。
官僚政治无疑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底色，这片土地上的统治精英在历史的试错过程中，淘汰、筛选出了这个最具适应能力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长寿，必有其内在原因。和一切政体一样，它也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的自然寿命取决于其抑制内部瓦解趋势的能力。史实告诉我们，王朝崩溃多因官僚群体聚敛无度，导致底层百姓无以为生，结果就是揭竿而起，四海沸腾。可见对官僚政治而言，抑制官僚贪欲的机制决定了王朝的寿命。而这一机制就是“儒表法里”。
很多人将“儒表法里”理解为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儒”推崇的“礼教”是一套行为准则。“礼”的适用对象是精英集团，所以“礼不下庶人”；礼的功能在于遏制精英集团的私欲，所以要“克己复礼”。
然而事实证明，自觉“克己”的人，在精英集团中总是稀缺的异类。绝大多数追逐官位的人，其所谋者无非“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使其循“礼”，不能仅靠其内在的自觉，必须有外部强制力，这就是“法”。法家主张靠“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分权制衡）、“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迫使官僚们循“礼”而行。而这套体制的运行，需要一个最高权威—皇权。
可见，“儒”、“法”关系的实质并非“儒表”、“法里”。“儒”其实是建立官僚群体的内在约束机制，而“法”则是对官僚群体外在制约力量，两者的“表”、“里”位置刚好相反。“儒表法里”之说不过证明了官僚群体对制约机制的态度：内在约束机制被他们视为对外标榜的口号，而外在制约力量才是他们需要从内心认真对待的。
历代开国之君从前朝覆亡的教训中都明白这一点，并在开国的奋斗过程中获得了运用“法”、“术”、“势”的资源与能力，故而能使吏治较为清明。然而，数代之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嗣君，见识与能力递减，而官僚群体却渐成盘根错节之势，渐渐摆脱皇权的制约，其私欲遂日益膨胀，直至搞得天下大乱，将社会拖入新的轮回。
当来自西方的异样文明敲开中华大门后，这个官僚群体感受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言）。面对变局，官僚群体展现了其卓越的适应与生存能力，而这种能力带给社会的，却是令人深思的后果。
倭仁:“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除了清史研究者，倭仁是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但当时他的社会影响力绝不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下。
咸丰皇帝即位时，他上书讲吏治与用人：
“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乡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
用这个标准考察，今天不知有多少官员会汗流浃背。在叶尔羌帮办大臣任上，他就参劾叶尔羌回部郡王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当皇上要动工重建因火灾被毁的武英殿时，他偕徐桐、翁同龢上疏，要求“停罢一切工程”，要皇帝“勤修圣德”。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战争后，河南官民矛盾激化，倭仁尖锐地指出：“今日河南积习，祗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他直指“寇乱之源”在于“盖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
显然，倭仁是传统文明的忠实捍卫者，深知精英集团的贪欲实为祸乱之源。事实上，倭仁先学王阳明心学，后皈依程朱理学。在道、咸、同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中，倭仁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官场上众多人士不过是表面标榜，以图适应生存环境，谋取进阶而已。而倭仁却是自觉的维护、践行者。时人这样评价倭仁：“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所谓“身体力行”，突出表现在他每天做“札记”，自省修养。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兴名臣”曾国藩。倭仁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亦照艮峰（倭仁字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如此道德化的正人君子，连皇帝都怕他，“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两宫皇太后偏选他给同治当老师，“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授穆宗读”,可怜的同治皇帝。然而，后来暂短的“同治中兴”，焉知没有这位老师的功劳？
这种意识形态使他不可能理解海盗商人的“文明”，更不可能认为人家代表了“先进文化”。于是面对主张“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洋务派，倭仁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家族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死于咸丰十年。其后“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倭仁的四个弟子，道光乙未科进士陶恩培、孙铭恩、吕贤基、罗遵殿都死于天平天国起义，“先后殉粤寇之难，世称倭门四忠”。无论面对内忧还是外患，传统文化都被证明已经无能为力了。倭仁死时，翁同龢悲叹：“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此时，无论“国家”还是“后学”，都已进退失据。官僚群体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以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历史证明，这个群体的演化、适应能力举世无双，然而，对社会的责任感似乎再也没有回到倭仁的水平。
洋务运动:“平中国”、“敌外国”?
“同治中兴”的干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切实体验到人家“长技”的厉害。这不仅是武器方面的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还有机动性方面的铁路轮船对步卒帆船；通讯方面的“六百里加急”对电话、电报。而这背后则是材料方面的钢铁对木材；能源方面的人力骡马对蒸汽机。再向深处探则是“格物致知”对“数理化”。用今天时髦的术语，是科学技术上的“代差”---一个时代的差距。让官僚集团从“天朝”梦中醒过来的，是冷酷的现实：“落后就要挨打”。
曾、左、李、张诸位俱是务实的干吏，即便如倾心道学的曾国藩也相信“实干兴邦”。都以巨大的努力要跨越这种代差。自19世纪60年代起，兴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江南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等。70年代后起更兴建起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8）、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天津电报局（1880年）、兰州织呢局（1880年）、唐山胥各庄铁路（1881年）、汉阳铁厂（1890年）等近代工矿企业。为了培养外语人才，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这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序幕。这样的“出身”，使资产阶级与官僚集团有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中国第一代资本家或者是前任、现任官员，或者是高官的幕僚，并最终成为官场中的一分子。一百年后，回顾一下其中几位代表性的人物，或许别有启示。
丁日昌
主持福州船政学堂的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后，屡次考试不中，被惠潮嘉道李璋煜聘为幕僚。后又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并由此走上了洋务运动的舞台。他的一生政、商兼备，既任过知县、兵备道、布政使、巡抚，又督办过广东厘务和火器，任过两淮盐运使、福州船政大臣。他由在任官吏推荐，而非通过科举“正途”步入官场，既当过政务官，又当过国企老总。
丁日昌的主导色彩是官员，而且是个清官。任两淮盐运使时，他雷厉风行从重处理走私漏税、瓜分营私等违法案件，任江苏巡抚时，清理积案27万多宗，在福州船政大臣的任上，他亲自主持审理福州船政局贪污渎职案，声震朝野，在福州巡抚任上，他曾亲率全城军民抗击两次百年罕见的水灾，不顾脚肿至膝，咯血不止，登城指挥。洪水稍退即筹款救灾，施粥施饭，赈济灾民。当他积劳成疾，获准退休时，闽省百姓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然而，作为官员，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官场派系斗争。当时朝中左宗棠和李鸿章在防务重点上有歧见。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丁日昌属李鸿章派系，为了牵制左宗棠的西征，丁日昌略施手段，将倾力为左宗棠西征筹款的胡雪岩，搞得倾家荡产。
盛宣怀
搞垮胡雪岩的实际操盘手，是比丁日昌年轻21岁的盛宣怀。盛宣怀的祖父是举人，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是进士，当过布政使，且与李鸿章有交。可见盛宣怀是个高干子弟。与丁日昌类似，盛三次乡试不中，从此绝意科举。1870年到湖广总督李鸿章幕府做了机要秘书，以其才干深受李鸿章倚重。史载，在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业；在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该部主管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中，前三项皆为盛宣怀创办。而且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等等。 同时，盛在仕途上也步步高升。历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从地方一直干到中央。 不同于丁日昌的清廉，盛宣怀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为自己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官督商办”的政策为此提供了合法的途径。如湖北荆门煤矿“虽名为商办，实为官办，在商股名义下变为李鸿章、盛宣怀的私产。”（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通史（下）» p600）。1909年8月，盛宣怀以挽救轮船招商局为由，召开股东大会，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商办，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此举为招商局的主管部门邮传部复电批准：“本系完全商股”，而盛正任邮传部右侍郎。（见雷颐«晚清风云七十年»）于是名义上的官产就变成了法律上的官员私产。这一出中国式的MBO把戏，上演在近百年前，不能不令人深思。
盛宣怀死后，家业由其遗孀庄德华夫人接管，所管理经营的盛家产业，从上海、苏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汉，极为雄厚。庄夫人病逝后，盛宣怀指定的遗嘱执行监督人，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用了两年半才统计出盛氏财产，总额为银元1349万余两，除去应偿款项，净值1160余万两。
清廷诸公对盛宣怀多有褒扬，其中张之洞的评价最具特色：“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可见盛极长于搞关系，在“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环境下，想不发迹都难。然而成也关系、败也关系。当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铁路准归商办，四川商民据此自集一千五佰万两白银的股款，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善于“联中外”、“联官商”的盛宣怀建议“借外债，修铁路”。清廷遂宣布路权收归国有，旋即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其间利害损益，一目了然。此举激起川人激烈反抗，掀起了著名的“保路运动”。清廷急调鄂军入川镇压，致使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得以乘机武装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清史稿》对盛宣怀的评价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这样一个家族，在中国势力之大，难于想象。盛宣怀先后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儿女们又各自与豪门联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贵，成为清末民初一支颇为庞大的家族体系。盛宣怀病逝后，葬礼极其盛大，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然而，这个家族的“官二代”兼“富二代”，绝大多是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鸦片鬼，老四更是花钱如流水，曾一夜间输掉一整条弄堂。 唐廷枢 在搞跨胡雪岩的实际操盘手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唐廷枢（字景星）。他由香港殖民政府翻译起家，在此期间，他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后来他接任怡和洋行买办，对怡和洋行的发展居功至伟，“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可见一个得力的买办对外国公司在华业务的重要性。
当李鸿章对官办的轮船招商局进行改革，实行“官督商办”时，唐廷枢投入了李鸿章门下。招商局在唐廷枢的手中迅速扩张，甚至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1877年占到在华轮船总吨数的36.7%。此外他主持了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的全过程，开平矿产量为当时所有官商煤矿之首。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部分，他还兴办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他还参与筹办福建、台湾两地的洋务。
在国企工作的业绩为唐廷枢打开了官场晋升之道，从“同知”到“道台”甚至得到“堪备各国使臣”的保举。
经营国企为唐廷枢扩展自己的私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依托招商局的业务，他的私企开展码头堆栈和轮船保险业务，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堆栈及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依托开平矿务局业务，他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的煤炭。还试办之热河承平银矿，勘察的平泉铜矿和迁安铁厂，接办的广东天华银矿。
胡雪岩
胡雪岩从钱庄小伙计起家。太平军攻杭州时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他为总管，从此成为左宗棠筹办粮饷军火的臂膀，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他对朝廷最大的贡献是为左宗棠西征筹款。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
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朝廷曾授其江西候补道。他还被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
这种官商的身份为其扩展私人资本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各项业务的“回佣”，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在前述向洋人借巨款业务中，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利息如此之高，可见实付利息与应付利息之间的差额（即“回扣”）之丰厚。
利用官商身份，胡雪岩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他的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 巨大的财富使其穷奢极欲，《胡光墉传》记载：胡雪岩修建“第宅园囿，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胡雪岩姬妾成行，号称“十二金钗”，他象皇帝“临幸”一样，用“翻牌子”决定与谁共寝。他甚至强买民女，新鲜感一过就给银弃之。《见闻琐录》称他“凡买而旋遣者，殆数百人。”汪康年在《庄谐选录》中这样评价胡雪岩：“杭人胡某，富坷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 丁、盛、唐、胡大体代表了“洋务运动”中官僚资本家的来源构成。丁日昌是个正统官僚，盛宣怀则是高干子弟、腐败官僚，唐廷枢来自买办而胡雪岩来自商贾。在洋务运动中他们都汇集到同一舞台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就这样在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诞生了。这个阶级的主导者无疑是官僚，无论买办还是商贾，不依附官僚则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官僚则必须依靠买办与商贾，方可解决财政问题。这一特征有极顽强的生命力，考察整个近、现代史，经商而成功的，鲜有背后无官方背景者；为政而通达的，鲜有背后无提供财力支撑者。官商关系是理解近现代中国上层政经现实的要窍。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国经济通史（下）»中，对官僚资产阶级掌控的企业，充满了这样的记载：
“疯狂地购买洋设备，引用洋员。”
“隔省官员挂名应差，支领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员任意开销，浪费侵蚀，私囊日充，公款日亏。经人告发时，李鸿章又袒护亲信，案情不了了之。”
“每个高级官员均任用私人，冗官冗员均领高薪，工人工资极低，工作时间长，矿工得病不加医治，生活疾苦。”
“官场舞弊，层层盘剥，费用大，往往入不敷出。”
“效率低，浪费大，管理无能，资金短缺。”
“因内部腐败，运输又不便，开支浩繁，亏损甚大，经费发生困难。”
“因用人不当，大肆挥霍，尚未竣工，费用即耗去4万余两，有买空卖空舞弊行为。”
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刺激而兴起的“洋务运动”有两个目的：“平中国”和“敌外国”。实践中，它开启了中国在制造业上众多的“第一”，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可见器物层面的进步并非难事，然而这样的进步却无法带来“平中国”、“敌外国”的结果。国内之乱在于精英集团聚敛无度。官僚资产阶级的现实表演适足证明：洋务运动不是遏止而是推动了精英集团的聚敛狂潮。这一则导致大众民不聊生，二则导致地方实力派崛起。结果一方面是流民四溢，一方面是“朝旨不出午门”。而一个孱弱的国度是无法“敌外国”的。甲午战败证实了“敌外国”之落空，“平中国”之梦则被满清覆灭及随后的军阀混战粉碎。“平中国”、“敌外国”之梦导致了“乱中国”、“附外国”的现实。
不知曾、左、李、张诸位的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成果，是否会想起倭仁的判断：“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是否会检讨自己当初的选择与决策？如果他们与倭仁的在天之灵一起，对这一枰“大棋”复盘，从中又能得出什么教训与启发？ 而作为后人，我们在回顾此后的历史时，看到的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题头为盛宣怀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