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疗服务供给难题：互联网+医生自由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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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以药养医的关键在于医生执业的自由化、市场化，互联网医疗则为医生市场化配置提供了黄金契机。以下是朱恒鹏老师最近接受凤凰卫视相关采访的文字整理，视频请见最后~
问：凤凰卫视
答：朱恒鹏
第一问：为什么现在医改推行的破除“以药养医”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答：因为没有涉及关键问题。现在药品价格虚高或医疗服务偏低都是现行医疗体制扭曲的结果，都是一种外在表现。就像人生病发烧一样，发烧只是一个外在表现。我们从1997年开始管制药价，一直管制到今天，药价也没有降低，药品费用越来越高。就好比我们知道身体发烧却只做物理降体温，不找到身体上的炎症，不把炎症消除，体温是降不下来的。
真正破除以药养医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是改变医疗行业的人事制度也就是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第二是转变政府管理医疗服务行业的模式。
现在的医生是所谓的“单位人”，通俗的就是“国家干部”、“铁饭碗”，还不是市场化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无法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如果医生真的无法流动，那医生就拿明面上的工资，也不会存在以药养医问题，但问题在于医生的服务其实具有流动性。医生服务的流动性就会对医生服务价格产生一个市场化的矫正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回扣和红包。医生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可流动性与医生服务流动性间的矛盾为以药养医提供了土壤，也就是用高药价来养医生，以弥补医疗服务价格过低问题，也就是医生人力资源定价过低问题。
所以，不解决医院人事制度，光围绕价格做文章是解决不了医生的市场化定价问题。价格其实是资源配置方式的体现，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价格。
政府管制医疗服务价格的逻辑很简单：政府财政投入到公立医院，医院设备是政府出钱买的、医护人员的铁饭碗是政府给的、养老金是政府发的，政府当然必须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管制。因此，如果这种模式不转变，不放弃政府主导医疗服务供给的思路，医疗价格问题同样也不能解决。
第二问：医生执业自由化、市场化很难吗？
答：首先需要医生打破旧有观念，同时需要政府打破旧有约束。 此外还需要抓住互联网医疗这一难得的契机。
观念上，我们以公有制为主导，“铁饭碗”成了一种主流的就业方式。虽然“铁饭碗”是吃大锅饭的，收入不高，但是因为它稳定，所以好多人在观念上对铁饭碗是非常留恋的。要想实现医生执业自由化，首先是需要医生打破这旧有观念。
除了需要医生打破旧有观念以外，医生不愿出体制其实也存在实际利益方面的考虑，也就是养老保障。对于医生这个群体来说，发放的养老金高于社会，至少是高于企业员工的养老金的，这是一些实在的收益。这就需要政府打破对于医生的束缚。
去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今年年初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两份文件。这两个文件开始使得事业单位的编制，也就是铁饭碗制度开始松动。通过规定医生的养老金可携带的，待遇不会下降，使医生流动起来。两份文件的出台为医生实现自由执业，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把医生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让医生成为“自由执业者”。
需要注意的是，自由执业者不是指医生是个体户，而是医生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有自由签约权、有选择的自由。医生既可以当个体户开诊所；也可以几个医生合伙开诊所，开医疗机构；也可以和医院以平等主体身份签订雇佣合同，成为医院拿工资的雇员。
第三问：为什么说互联网医疗是重要契机？
答：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已基本建立分工分类成熟的医疗服务体系，比如说英国的全科医师。英国用了数十年培养了一支健全的全科医师队伍，解决了90%的老百姓的门急诊。英国一名全科医师的培养体制是5年医学院毕业，再有5到7年的临床培训，共需要10年到12年。英国的全科医师，一个人大概服务1500左右居民。如果按这样比例算，我们中国13亿人口，要配备全科医师的话，我们可以算一下，就按1300到1500，我们需要多少全科医师？我们需要全科医师近百万，按照英国这样的培养方式，我们花30年、40年才可能满足看病需求。
但是互联网医疗的出现，可以让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在面对面的情况下，一个全科医师一年最多服务于1500人，但是在互联网的情况下，由于效率的提升，100个全科医师，服务的不是100乘以1500，而是100乘以1万5，甚至更多。
讲互联网医疗，也许好多人不那么直观，毕竟医疗比较专业。但是如果我们举滴滴打车的话，大家就容易理解了。传统的出租车管制，出租车公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出租车服务中司机和顾客之间是一次性交易，那么出租车司机的服务质量在一次性交易中不容易得到保障。大家知道，今天我坐你的车，明天谁都不见面了。所以出租车司机存在潜在的安全质量不高问题，甚至存在坑害顾客的问题。最简单的，他捡到你的钱包不还你，我们没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尚容易跑，我们就建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有出租车公司。
也就是出租车公司代我们管理出租车司机，政府代我们管理出租车公司。这就是出租车行业传统管制方式的合理性所在。但在今天，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我们看如果大家使用过滴滴打车或者uber的话会知道，现在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现在是和尚跑不了了，你通过嘀嘀打车叫到的快车，他的司机，他的身份证，他的个人信用卡，他的家庭住址全部都记录在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已经不需要再去为了质量和安全进行过去那种方式的监管了。
所以，对“移动互联网+”不管是打车，还是医疗，政府应该转变管制思路。放开这些管制，中国就能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实现跨越式发展。
实现互联网医疗的主体根本还是在市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远见的投资者和创业者。比如80后、90后，以及那些有远见的风险投资者。另一部分是医生。医生投身于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疗才能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要起到很大的作用，需要调整管制思路，需要给医生松绑。
当然，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反对声音，互联网医疗也不例外。对于互联网医疗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和观念守旧者。公立医院的一部分管理者和我们卫生行业的一部分行政部门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意改革，因为在现行的管制体制下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同样，还有观念守旧者。你会发现有那么一群人由于观念守旧，虽然是这种管制的受害者，却为这种管制呐喊，反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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