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一瞄 | “中国奇迹”与边缘革命
中国经济一放缓，大家伙儿都急了。经济要转型是共识，可向哪里转，怎么转，争议不断。大家憋着一肚子的话，都想在两会期间说一说。
埋头拉车不看路，路就没法走。改革走到今天，回头看看，分析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本次读书会看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的《变革中国》，科斯教授指出，边缘力量对中国三十年改革造就的经济奇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讲人：周彦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变革中国》一书在梳理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后，提出改革历程存在“二元结构”：相对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特区等边缘地带的探索，对“中国奇迹”的产生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书作者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关注中国改革和经济转型。他认为，改革是一个事件推动着另一个事件的发生，而对过去的回顾和理解，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在本次读书会中，报告人以《变革中国》为基础，梳理了改革“二元结构”的互相作用，以及中国转型背后的思想变化。
一如何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市场转型开始的标志。正是它成就了中国此后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在这里，科斯并没有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但他认为，中国市场转型的成就并非这次会议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让它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上只会是中国领导层对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尝试。
科斯指出，“在本世纪内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个改革目标虽然清晰明确，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措施。他认为，从经济战略上来看，公报并没有明显超越《论十大关系》。公报完全赞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即最严重的问题是过度集中化（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分权方式是行政分权，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在改革中还尝试将权力直接下放到企业）；除此以外，不管是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还是追求四个现代化，也只是重启了周恩来总理于1964年提出的发展方针。
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公报将“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到了首位。经历了之前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实用主义占据了上风，各方一致同意当前的任务是“团结一致”和“面向未来”，经济建设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只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在此之后，发展生产力成了制定政策与实践政策的主要指导方针。
二改革的二元结构
综上所述，在科斯的描述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在“一切为了生产力”的目标下，实用主义盛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政府将市场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地方进行各种经济实验。很快，市场经济体现出了计划经济不可比拟的效率。
在政府主导的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改革之外，“边缘革命”的力量兴起。家庭联产承包、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都是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但由于政府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这些边缘角色都成为了经济转型中的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和国企相比，私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有较少的行政管控，同时也有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些边缘力量一旦有了独立发展的自由，就会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有效，向政府证明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利而无害。
三“边缘革命”与改革阻力
“二元结构”的出现，来自政府允许试错的改革环境。发展的最初，边缘力量们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相反，这些力量需要通过努力证实自己的有效，来换取政府和社会最终的认同。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例，包产到户的实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扮演了发起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因为包产到户被认为会危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直到1981年底，北京都坚决抵制。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农业，鼓励农民和生产队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但是包产到户仍然属于政策禁区。
整个1979年，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都在向北京解释包产到户的好处。1980年末，包产到户得到了部分领导人的首肯，但是并没有被完全接受。9月，党内达成一致并发出决议，允许包产到户的存在，但仅限于“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和当地生产队长长期‘吃粮靠返销、生存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地区以及“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的地区“。也就是说去集体化改革只能在集体经济已经失败的地方进行，在这种地方，集体经济本来就没有奏效，不存在改革的阻力。1980年，包产到户的禁令解除，但是经历了一年多的辩论才得以实施。
尽管在历史的追溯中，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私营经济发展经常被形容为“增量改革”，但在整个80年代，这些力量并未受到明确的保护和鼓励。私营部门备受政策限制和社会歧视。例如城市家庭不准女儿与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年结婚，这些工作被认为是不安稳、不体面甚至可耻的。同时，个体经济不能雇佣超过7名员工，因为任何拥有或超过8名雇员的私营企业都会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私营企业的兴起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格局。一些缺乏国营企业的边缘地区，明显表现出更宽容的态度。例如温州，改革开放前，温州是浙江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一旦私营部门开始发展壮大，地方政府就会把它们当成集体经济替代品进行鼓励和保护。而在其他国营企业比较强势的地方，私营企业的发展就较为艰难。例如改革前夕工业化最发达的东北地区，私营经济发展就不太理想。
经济特区的位置选择也体现出市场经济试验的边缘特质。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为第一批经济特区，固然是因为这四个城市属于在历史上长期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并与海外华人有紧密联系的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的国有经济本就不发达，即便是在这些地区的实验失败了，对其他区域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其实，有地理优势的地区还有上海、青岛、大连，但是考虑到这些城市，尤其是上海，对中国经济过于重要，试验中有任何闪失都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都被排除在外。
科斯指出，改革的二元结构缓解了政治压力和改革阻力，降低了改革实施的成本，让中央政府可以在研究地方成功经验之后，再把它们纳入全国性政策。
四思想与制度变迁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变化由经济基础决定，而科斯关注到了思想的重要性：制度变迁受到思想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但是制度如何变迁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左右。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鼻祖，科斯关注到了制度的社会功能。他指出，尽管制度创立之初是人类维持秩序的工具，但正是由于制度深深影响着社会共同体的创立、运作及群体界限的划分，它也成为我们向其他人传递的信号，告诉他人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观如何，而不再是单纯的工具。
因此，当人们最初制定或者选择某个制度的时候，看重的是它的实用功能。此后，人们可能逐渐认同该制度，把它当成身份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它还塑造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正确和错误之间的界限。因此，在改革最初，边缘力量的发展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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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周彦
编辑｜孙梦婷 陈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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