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研究】袁成毅|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史料整理与利用
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长达十四年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无不与“战”相关。因此，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战争史”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军事史”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从战后几十年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而言，恰恰是抗战军事史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近年来，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反思，杨奎松在《抗日战争研究理应重视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当前的抗日战争研究中，实际上对军事史的研究是非常少的。对军事史研究的困难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战时宣传的需要导致抗日战争相关的史实和数字严重失真，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因素，中国学界缺乏可靠的档案文献史料。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刘维开也同样认为作为抗日战争主体的“战争”研究，因军事知识不足、缺乏相关资料等因素，相对而言成果较少。
除了史料的不足和研究者军事知识的缺乏，就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史料本身而言，其复杂性远超过抗战史的其他领域，这也是制约抗战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反映的是一场战争中的两个面，战争的过程既形成了日本方面“侵”的史料，也形成了中国方面“抗”的史料。若从日本“侵”的军事史料来讲，除了最高决策层关于战争的谋划与发动、指挥与动员，战争的具体实施过程则分别由其陆、海两军（包括陆、海军各自的航空队）单独或配合进行，由此而生成的日本侵华军事史料就极其庞杂。而从中国“抗”的军事史料来讲，又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分。两个战场虽在战略上互有配合，但具体的对日作战过程基本上彼此独立展开，战争中生成的史料很自然就分列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不同的体系。此外，由于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盟军对华军事援助以及中国与盟军联合作战过程中形成的史料更是分散于不同的国别，研究者对相关史料无论是查找和利用当然就更为困难。
不过，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战后，战争的有关方和学界还是就抗战军事史的史料做了很多整理工作。本文试图将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相关史料在不同时期、不同系统的整理情况就其荦荦大端加以简要述评，以期增进学界对史料整理的进一步重视。受笔者视野的局限，文中所列的史料整理成果难免挂一漏万，且不少史料整理工作目前仍处于动态，由衷期待学界同仁对本文不断给予更新和补充，共同推动抗战军事史研究。
一、中国大陆抗日战争军事史相关史料整理概况
正面战场的军事史史料整理与编纂启动较早。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国民政府军方比较集中地对第一期作战进行过总结。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有专门的战史编纂委员会开展此项工作。到1945年，该机构史料的整理主要包括十大类，分别是：（1）战报类（作战详报、要报、报告、通报、作战经过概要、纪实、检讨）。（2）日记类（机密日记、阵中日记、整训日记、笔记、回忆录等）。（3）文电类（电报、代电、文稿等）。（4）战争指导及作战计划类（各种作战计划、指导方案、有关作战建议案、最高会议决议案及蒋介石手令、训令、通令等）。（5）战斗序列类（指挥系统、兵团区分、部队调度及编组）。（6）情报类（包括敌我及盟军军事行动的情报、谍报、宣传、国际新闻等）。（7）要图类（各战区地境图、敌我态势图、战斗经过图、作战指导图、计划图、其他要图等）。（8）表册类（敌我伤亡、俘获、武器装备损耗统计表册、双方兵力、兵种、装备、部队位置、主官姓名等）。（9）后勤类（兵站、交通、通讯、运输补给、卫生、医务、制造、工程、军备等）。（10）杂件类（不属于以上各类的资料）。
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就各自开始了系统的战史资料整理和编纂，较有代表性的编纂成果主要有何应钦于1942年结集出版的《五年来之抗战经过》（胜利出版社），该资料也是后来何应钦所编《八年抗战之经过》（1946年）的基础，所记内容以陆战为主，对海、空作战稍有涉及。1939年航空委员会编有《空军沿革史初稿》，对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和战争初期的空军作战有较多介绍。1940年航空委员会政治部又编印了《空军抗战三周年纪念专册》，同年，防空委员会所属贵阳防空学校编印了《抗战中地面防空部队之战绩》。1941年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编印有《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汇集了海军在抗战前期的作战情况。此外，在抗战胜利前夕和胜利初期，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黄镇球编有《中国之防空》（1945年），空军出版社编印有《防空的过去与展望》（1945年），“行政院”新闻局编印有《中国空军》（1947年）等，这些资料虽然多少带有“战史”的痕迹，但基本上是以“述”为主，不乏史料价值。
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1938年新华日报馆出版有朱德等中共将领的文集《我们怎样打退敌人》，1939年至1940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涉及抗战军事的有《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此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涉及日军侵华战略、日军部队将领介绍等。1940年新华日报馆编印《叶剑英抗战言论集》，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编印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编印《第八路军》，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印《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六大以来》。1943年，陈毅等新四军将领言论合集编为《敌后六年》。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印《战斗在晋西北的英雄们》《留守兵团的英雄和模范》《八路军的英雄与模范》《敌后抗战小故事》。1945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出版了《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1948年，东北书店编印《毛泽东选集》，其中第二、三卷均有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军事方面的重要论述。此外，战时采访过中共根据地的众多外籍人士如斯诺、海伦、拉铁摩尔、史沫特莱、贝特兰、斯特朗、卡尔逊、希伯、艾黎、武乐文以及1944年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的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也都留下较多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建设和作战的记录，不少著述在当时或后来被译为中文出版。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将领分别向其详细介绍过中共抗战军事方面的情况，观察组官员包瑞德、谢伟思在其回忆中均有相关记录，这些记录后来多被译成中文出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史学界掀起了资料整理和编纂的热潮。就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的整理与编纂而言，大体上是由国家和地方各级档案馆、中央和地方各级中共党史研究部门、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文史资料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史学机构分别或联合展开。
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史学界将中共党史替代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叙事存在正面战场缺席的问题。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正面战场抗战的史料整理和编研倍受重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自1985年创刊《民国档案》杂志以来，一直辟有“档案史料”栏目，其中相当内容涉及抗战军事史料，如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国民政府筹备抗战、国防作战计划、作战经过、军方高层人士往来文电、苏联和美国军事援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等。同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将其馆藏军事资料编成《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档案》（南京出版社，2007年）等。此外，该馆还编辑出版了90册大型资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前陆续出版），抗战军事史料收录在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包括第一编“军事”、第二编“军事”、第三编“军事”，该资料汇编的来源主要是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长侍从室、军令部、政治部、国防部史政局等组织机构的档案史料。
关于正面战场军事史料的整理，还集中地体现在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文史系统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编辑出版的全国和地方《文史资料选辑》，战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关于抗战的个人回忆散见于不同辑期，很多省市的政协文史部门还编有关于本地抗战军事史的专辑。比较集中的正面战场抗战军事史料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所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内容包括七七事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还编有26册《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其中有多册系抗战军事史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日伪政权”“军事机构”“军事派系”“军政人物”等。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史料整理成果有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1985年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史料选编》，收录了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白崇禧《抗战八年军事概况》以及正面战场历次重要会战的资料。反映正面战场区域性抗战的资料主要有1985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的《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资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编印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关于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军事史料，改革开放前主要有解放军系统编辑出版的大型回忆录《星火燎原》，其中第六、七集主要是关于敌后战场作战的回忆。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军内部组织了多个战史编审委员会，编纂有《八路军一二○师及晋绥根据地战史》《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根据地战史》《晋察冀军区战史》《山东军区战史》《冀热辽军区战史》《新四军战史》《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东江纵队资料》《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等，这些出版物有些本身就是史料集，有些虽然系军方官修的战史，但其中征引或使用的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从1994年开始，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编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共250册），由解放军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的内容占了相当比重，此外，该丛书还收录有战争回忆、部队组织延革、部队文献等多方面的资料。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基础上，又专门编辑出版了90册《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对原历史资料丛书进行了修订和充实，内容包括综述、文献、大事记、回忆史料、图片、表册、参考资料7种类型，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战历史，是目前为止有关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最为丰富的战史资料集成。此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纂的《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对研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办事处接受外援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
中共武装力量的抗战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产物，这与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军的抗战在组织系统上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共敌后抗战的军事史史料必然也反映在中共中央的具体政策之中。1991年，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18册）。其中，第11册至第15册收集了1936年到1945年间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于其武装力量的指挥与部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在此文件选集的基础上，后来又编纂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共26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开始陆续出版。该“选编”主要收录了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有相当大的比重反映了抗战时期的军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军委系统还组织编纂了《毛泽东军事文选》《朱德军事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聂荣臻军事文选》《陈毅军事文选》《叶剑英军事文选》《贺龙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文选》等。这些文选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也是一些综合性抗日战争史料汇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早编纂出版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该史料集共7卷，内容包括了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史料来源有档案文献、政府公报、回忆录等多种类型。其中，第一卷“七七之前”涉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及日本侵华战略和对华北军事渗透等史料，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为抗战军事史史料的集成。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影印出版了大型史料丛编《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1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共100册。该丛编收录各种战时文献377种，军事史方面的资料包括：（1）历次重要战役的战斗经过、战后检讨、军事会议等。（2）作战参考，包括抗战战略、战术研讨、作战经验与教训总结，对日军战略、装备、后勤、战术的分析与研判。（3）机密情报分析，包括“中统”“军统”对日伪政治、经济动态情报的总结和秘密调查。（4）战后受降以及抗战损失调查，包括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部分战区、部队的受降报告及各省战争损失调查报告。（5）日军暴行报道，包括战争时期出版的日军暴行报道及目击者记录等。（6）抗战人物事迹、言论、日记、回忆等文献。该丛编收录的抗战军事史料来源主要是战时军方内部出版物、官方文件、未刊文献，部分是油印本、手稿本，多为首次集中披露。如陆军大学内部讲义近十种，分别对忻口战役、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滇西反攻作战等进行了详尽总结。丛编收录的军令部资料《抗战参考丛书》《第二次参谋长会议要录》以及桂林行营资料《对倭作战参考资料》则属于战时“极机密”或“最机密”文件，这些资料在既往研究中很少被利用。
中国抗战军事史的相关史料还可见于有关中华民国史的综合史料丛书。张研、孙燕京主编的影印资料《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10年）收录民国时期图书资料2000余种，分政治、经济、社会、史地、文教5类，共1127册。其中，第277册至304册均为抗战时期生成的抗战军事资料，如《抗战法令》《抗战法令续编》《抗战文献》《长城察北抗战》《七七抗战六周年中外文献汇编》《广州沦陷记》《敌军战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业务纪要》《第一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第二期抗战》《抗战三年》《抗战四年》《抗战六年来之军事》等。由张研、孙燕京主编的《民国史料丛刊续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也有大量抗战军事史料，如《抗战与军队政治生活》《建军的理论与实施》《第二战区二年来抗战工作报告与检验》《战时国民义务军需征用》《血染白山黑水记》《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战地日记》《从军日记》《淞沪抗日战纪》《湘北之战》《战地服务回忆录》《空军战斗实录》等。上海书店于1989年影印出版了《民国丛书》共5编，收入1126种民国时期的中文图书和少量同时期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其中第二编收录的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第三编收录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第五编收录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等均是有关抗战军事史的重要史料。
由于中国抗战涉及地域范围广大，近些年来，不同区域的研究机构、学者对本地区发生战事的史料整理也不断深化，并呈现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如东北地区的学者聚焦日本在东北军事部署、军事“讨伐”过程、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经过、苏联红军在东北作战等，北京、天津等地学者聚焦日本在华北的军事渗透、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等，山西、河北等省学者聚焦八路军在晋、察、冀等根据地的作战等，上海学者聚焦“一·二八”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等，江苏学者聚焦日军南京大屠杀、新四军在江南、江北的作战等，重庆学者聚焦日军对大西南的航空作战等，广东等地学者聚焦华南抗战，港澳学者聚焦日军对港澳的侵略和军事统治等。各个区域均有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汇编成果，难以尽述。此外，也有从作战形态上开展的军事史史料整理，如姜长英编著《中国航空史（中国航空史料·中国近代航空史稿）》（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志本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分别涉及战时的航空和海军作战等内容。
从日本侵华军事史角度整理和编纂的史料，有的注重专题性，有的注重综合性。早期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有《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内容涉及日本侵华的一些重要军事战略、军方声明、作战计划纲要等。专题性的大型史料汇编早期主要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资料选编按专题分为18卷。1988年开始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资料来源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馆藏以及分散于各省市的档案资料。其中涉及日本侵华军事方面的有“汪伪政权”“伪满傀儡政权”“东北大讨伐”“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日汪的清乡”“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与毒气战”“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大扫荡”“华北事变”“华北历次大惨案”“九一八事变”等。进入21世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郭洪茂、李力主编了153册的影印资料《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陆军省卷（1872—1945）》（线装书局，2012年），收录了日本陆军省从成立到1945年战败期间的档案资料，涉及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内容包括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有关军情、政情文献、电报和通报，关东军驻军与作战电报，卢沟桥事变后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往来电报、通报，日本华北方面军、中国派遣军的电报、报告等。同期，郭洪茂、李力还主编出版了70册影印资料《近代日本涉华密档·海军省卷》（线装书局，2012年），所收史料为日本海军省建立到1933年期间日本海军涉华档案，部分内容涉及日本在中国的海军部署，“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海军在华作战情况等。
近年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臧运祜主编的46卷本影印资料《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是迄今国内篇幅最大、相关史料收录最完整的日本侵华决策类专题史料集。该史料丛编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整理完成，分四大编17个专题，每专题均按专题解说、原件影印、资料点评的结构编排。史料主要来源于日本国会图书馆、防卫省战史部资料中心、外务省外交资料馆、东洋文库、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电子数据库，此外也有部分史料来源于中国台湾“国史馆”“中研院”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最新发掘和尚未公开的资料。
关于日军在华暴行和战争罪责的史料，因涉及日军的军容、军风和军纪，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也可纳入军事史史料的范畴。系统揭露日军暴行的史料较早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章伯锋、庄建平主编《血证：侵华日军暴行纪实日志》（成都出版社，1995年），由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全国各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进入21世纪，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用十余年时间编纂、张宪文主编的78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于201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完成出版。该史料集收录了大量国内外档案馆馆藏资料和中外报刊资料，虽然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但文献资料汇综的范围远远不止南京大屠杀事件，很多资料涉及战争初期日军的作战部署、作战计划、作战过程等，是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本侵华军事史的重要资料。针对日军战争罪责的资料，主要有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程兆奇等整理的53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国家图书馆于2015年联合出版）。该资料对战后东京审判过程中由法庭认可采纳的3915件证据作了完整再现，其中有较多内容涉及日本侵华军事事件，如日本战争准备、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此外，揭露日军细菌战暴行的史料整理成果有王选与日本学者近藤昭二共同主编的6卷本《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汇集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军方研究机构、日本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所藏资料，反映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意图、细菌武器的研制和细菌战实施过程等。反映日军在中国各地使用细菌武器作战较为集中的资料主要有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浙江省档案馆整理的6卷本《日本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以后陆续出版）、张华主编《罪证：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
对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相关史料的整理，除了以上各种纸质出版物外，近年来史料的数字化处理工程日渐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将大量抗战文献经数字化处理后，面向学界公开，极大方便了研究者的利用。其中，“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成为目前有关中国抗战史料规模较大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民国时期的图书、期刊、报纸2000万页以上，并在继续更新过程之中。结合该数据库的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主编了100册之巨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0年正式出版。该资料集汇集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中有关抗战的军事史料，内容极为丰富，史料价值甚高，其中既有大量中共武装力量抗战的资料，也有正面战场的作战资料，很多史料是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除上述数据库外，其他文献数据库如“申报”“晚清民国”“大成”“读秀”“超星”等均有不少关于中国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呈现。
二、中国台湾地区及国外中国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的整理
作为中国台湾地区有关中国抗战军事史料整理和编纂的主要机构，中国台湾地区“国防部”史政局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即开始了战史史料的整理与编纂，1961年编印有《国民革命六大战史辑要：抗日战史》（以下简称《抗日战史》），1962年编印有《中日战争史略》《中华民国战役大事纪要：抗日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事合作纪要》等。1974年编印《抗战史料丛编初辑》，1984年编印《抗日战役大事纪要》，1985年编印《中美军事合作抗日纪要》。1985年，将何应钦1946年编纂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作了增补和修订，改书名为《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内容包括“战争之起因”“开战之前敌我兵力比较”“第一期作战经过概要”“第二期作战经过”“日军投降”“结论”。该著虽属“官”修战史，但资料汇编的色彩较重，研究者一般将其视为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基本史料。1993年，中国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还以“国民革命建军史编纂委员会”的名义编有《国民革命建军史第三部：八年抗战与“戡乱”》。1994年，又以“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名义编纂了《国民革命战役史第四部——抗日》（共5册）。1995年编印《八年抗战史回顾》，内容涉及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海军长江作战、空军作战等。
中国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整理和汇编的最有分量的史料当属101册之巨的《抗日战史》丛书，该丛书共分5篇，分别是“战前世界大势及中日国势概要”“战争起因”“全战争经过概要”“会战及作战”“受降与复员”。该丛书于1966年内部出版，未公开发行，1982年丛书再版后，开始被中国台湾地区少数学术机构收藏。它与日本“战史丛书”在篇幅上大体相当，可以说是有关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最为鸿篇的史料集成。此后，中国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将该丛书作了较大幅度压缩，新编了12册《抗日战史》。
中国台湾地区军方学术机构以及海军、空军方面也各自开展了有关战史的编纂或资料整理工作。军方学术机构编修的战史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蒋纬国主编的《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全书共10册，主要是作为“三军大学”高级将领研究战史的参考。海军方面战史整理代表性的成果是“海军总司令部”于1994年编印的《海军抗日战史》（上下册），其资料来源既有抗战时期所存档案，也收录了部分抗日战史书刊及日本方面的战史。此外，2015年海军方面又编有《海军抗战期间作战经过汇编》，分为6个部分。其中的“重要史料”“附图”“附录”（包括“舰艇作战报告”“抗战期间海军主战舰复原图”“江阴要塞图”“抗战期间布雷战果”“日军方面资料”“参考资料”）的史料价值较高。空军方面代表性的史料整理成果是《空军抗日战史》（共9册），其资料来源有空军作战计划、作战命令、情报、作战概况、阵中日记、部队历史、部队战斗报告等，还包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在华作战的史料。该资料同样仅供内部参阅，未公开出版发行。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于1953年编印有《防空抗日战史》，内容包括“绪论”“第一期之作战（1937—1938）”“第二期之作战（1939—1941年）”“第三期之作战（1942年至抗战胜利）”“作战检讨”，另附有较多作战地图。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国史馆”等机构也开展了不少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于1981年编印出版的大型抗战史史料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共26册。资料来源为“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所藏档案及“总统”府机要室所藏抗战史料（亦称“大溪档案”），共分七编，第一编为“绪编”，第二编为“作战经过”，第三编为“战时外交”，第四编为“战时建设”，第五编为“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第六编为“傀儡组织”，第七编为“战后中国”。其中的“绪编”和“作战经过”对国民政府抗战的军事准备、动员、各个战役经过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该资料丛书在中国大陆各大公立图书馆、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多有收藏，可以说是中国台湾出版的抗战军事史料中被中国大陆学者利用最多的资料。“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的另一种大型史料集《革命文献》也有不少抗战军事方面的史料，如罗家伦主编的“抗战前有关国防建设史料”（第26至30辑）、“日本侵华有关史料”（第31至40辑），秦孝仪主编的“卢沟桥事变史料”（第106至107辑）、“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屠杀”（第108至109辑）。此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影印出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更是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宝贵史料。
中国台湾“国史馆”关于抗战军事相关史料的整理成果主要有“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该汇编收录了抗战的各类史料文献和口述记录，并附有相关照片和地图等，包括《长城抗战》《东北义勇军》《台儿庄会战》等。此外，还编有《中华民国军事史料——役政史料》《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西北中苏航线的经营》《日本在华暴行录》《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长沙三次会战》《国民政府对日情报及意见史料》等与抗战军事相关的史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史馆”关于蒋介石档案的整理，无疑也是有关中国抗战军事史料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蒋介石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指挥者，其相关档案是研究抗战军事史极为重要的史料。2015年，“国史馆”以馆藏蒋介石档案为基础，参考《蒋介石日记》等编成《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其中关于抗战时期的年谱对于了解国民政府军方高层的战略谋划和决策极为重要。“国史馆”出版的关于蒋介石的另一套史料汇编是影印本《事略稿本》。其内容包括蒋介石的部分日记、函札、演讲、谈话、书告、手谕等，所涉蒋在抗战时期军事方面的内容更甚于前述“年谱长编”。2016年，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将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事略稿本》排印13册，每册以年度冠名，如《“民国二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民国三十四年”之蒋介石先生》等，这对了解蒋在抗战时期的军事决策和指挥提供了更多便利。
此外，由中国台湾“总统”府事略编纂室所编《蒋“总统”大事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第三卷和第四卷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记录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军事活动。在该“长编”基础上补充和扩展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共13册），对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史事记载更为详细，但它同样是内部印行，未能公开出版发行。2006年，原稿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被公开。蒋在抗战时期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抗战军事史十分难得的资料。如能将其与前述《事略稿本》、“长编”以及秦孝仪主编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互为参证，对了解战时中国正面战场军事的最高决策和指挥大有裨益。
中国台湾地区不同的学术机构也做了不少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的整理，较为集中的有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该丛刊分为三编，共3408册。涉及抗战军事史料方面，第一编中有《民国军事近纪》《国民军史稿》《蒋百里先生传》《蒋百里（方震）先生文集》《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八年抗战之经过》《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处理日本投降文件彚编》《浙西抗战记略》，第二编中有《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海军大事记》《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说帖》《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淞沪血战回忆录》《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第三编中有《国军松沪抗日记》《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等。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队高级将领的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当然也都是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主要有《陈诚先生回忆录》《陈诚先生书信集》《徐永昌日记》《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王世杰日记》《顾墨三九十自述》《阎锡山档案要电存录》《阎锡山日记》《白崇禧先生访问录》《海军人物访问记录》《傅秉常日记》《王子壮日记》《丁治磐日记》《孙立人言论选集》《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录音整理）《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等。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相关史料的整理，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基本上都聚焦于中国方面的军事抵抗，对交战对象日本军方的史料虽然也有涉及，但毕竟不是史料整理的重点内容。作为完整的抗战军事史叙事，必须尽可能做到两方面材料的互补和印证，否则抗战军事史就只能呈现一个面相，不能反映战事的全貌。正因为此，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军方的史料就尤为重要。
事实上，战后日本有关方面也做了大量军事史料的整理工作。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防卫厅开始编纂“战史丛书”，由日本朝云新闻社陆续出版。该“丛书”共103卷，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方作战过程最为系统的史料工程。“战史丛书”除了反映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内容外，还包括众多日军对华作战的记录，主要有《关东军》《关东的防卫》《满洲方面陆军航空作战》《北支的治安战》《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香港·长沙作战》《陆军军需动员》《海上护卫战》《陆军航空的军备与运用》《大本营陆军部》《终战》等。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战史资料内容也极为丰富。该资料中心作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一个部门成立于2001年，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保管的历史资料经过数字化处理后，面向各国公众开放。其中，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返还文书”系1868年到1945年间日本陆海军、内务省的资料。这些资料在日本战败后一度被联合国没收，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73年归还日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汇集了日本外务省成立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有关日本外交活动的史料。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有日本陆军方面的资料约57 000册、海军方面的资料约36 000册。这些资料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美国归还资料（即二战结束后曾被美军没收的史料），二是日本厚生省复员局整理保管的资料，三是日本战史编纂和战史调研资料、防卫研究所收集和接受捐赠的史料。在防卫省公开的这些史料中，日本陆军方面的史料主要包括事变和战争的作战纪录以及陆军的法令、部队、学校、人事等军事行政等有关史料，日本海军方面的资料主要包括海军对华作战和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纪录、日本海军部队、舰船、技术、学校等方面的史料以及海军内部的军备、法令、人事等军事行政史料。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的整理除了中日两方外，战时与中国结盟的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家也有大量对华军事援助、联合作战等方面的历史文献，尽管相关文献很少有专门的整理，但在一些综合性的史料汇编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公开刊布的文献中与中国抗战军事史相关的最常见的是《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该系列文件汇编体量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收录的史料内容来自于美国总统图书馆、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等。关于抗战时期中美就抗日军事问题协商和联络方面的内容在本文件集中有较多的反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将其做了数字化处理并公开后，利用极为方便。其次，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编撰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U. S. Army in World War Ⅱ）虽从严格意义上说属于美国官修军史，但因使用了美国陆军的原始作战记录，并综合了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文件、记录、备忘录、日记、战报和通信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特别是该丛书中的“中缅印战区”“史迪威出使中国”“史迪威的指挥困境”“中缅印战区的最后岁月”等内容直接关系中国战场，为研究战时盟国联合对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苏联，在中国抗战时期向中国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同时在抗战初期也参与了和中国军队联合对日作战，战争后期又单独出兵中国东北，展开与日本关东军的作战。反映这些内容的史料是中国抗战军事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战后苏联方面及后来俄罗斯国内对相关史料的整理较少。较为系统的成果主要有俄罗斯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20世纪俄中关系（资料文献）》，其中涉及中国抗战时期的是《苏中关系（1937—1945）》等。不过中国学者对苏联涉华档案的整理还是成绩显著，如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等。近年来，由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主编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对战时苏联援华军事方面的内容有不少记载。此外，沈志华、李丹慧收集整理的22卷《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收藏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也是了解战时中苏在军事领域合作的重要资料来源。
英国方面反映中国抗战军事的史料可见于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UK）公开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80》（Foreign Office Files，China：1919-1980）数据库。该数据库档案资料由英国Adam Matthew Digital出版社（AMD）整理，其第一部分为“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48”。内容涵盖了1919至1948年间英国外交部有关中国的重要档案资料，其中涉及中国抗战的内容分别是“1930年至1937年”和“1938年至1948年”两个时期。此外，英国官方编辑出版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以及于1942年出版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也有部分涉及中国抗战军事方面的内容。
三、中国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整理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对既往已经整理或刊布的重要史料利用不够充分，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官方”编纂的史料和日本方面的大型“战史丛书”未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台湾地区“官方”编修的抗战军事史料中，《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系公开出版，出版时间较早，成为目前学者特别是大陆学者抗战军事史研究中征引最多的史料。而其“军方”编纂的《抗日战史》《海军抗日战史》《空军抗日战史》《防空抗日战史》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编修的其他各种战史和战史资料，尽管其中也体现了编纂者的价值取向，并冠以“战史”之名，但毕竟多数是依据战时军方留存的原始记录整理而成，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遗憾的是，由于这些战史或战史资料多数并未公开出版发行，只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军方”内部印行，流传范围很小，即使在中国台湾地区学界的利用也不够充分。至于在中国大陆，各公立图书馆或科研机构、高校图书馆都很少有藏本。因此，很少看到有关中国抗战军事史的学术研究论著对这些资料的利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曾在《〈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中特别针对《抗日战史》的利用问题，提出如下主张：
近年来受档案开放影响，有年轻研究者投入研究，推出了若干研究成果，但是与具有军事背景的研究者在战略分析、战术运用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认知上的分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由军方编纂的战史着手讨论，或许是一个途径……由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抗日战史》，应该是可以运用的资料来源……但是就《抗日战史》本身而言，因为编纂时间长，且经过多人之手，似乎更应该关注其中是否有资料引用失误或遗漏等问题……南京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原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亦已完成数字化，开放供研究者参阅，其中部分档案且已汇集成编出版。如果能将《抗日战史》全书进行数字化，并且建置全文检索系统，使研究者可以便利的查找各个会战或战役经过，同时能与档案主管机关所典藏之战史原稿（包括旧稿、新稿）进行核对、校补，或追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庋藏之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稽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将使《抗日战史》对于研究抗战时期国军在各个会战或战役之作战表现，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日本军方编纂的大型“战史丛书”利用存在类似的问题。“战史丛书”对日本陆海军（包括陆海军各自航空队）在中国战场的作战经过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对于了解日本方面的决策、部署、具体作战过程等都极为宝贵。“战史丛书”虽然由日本国内公开出版发行，但未有过系统的中文翻译工作，只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时翻译了其中少部分内容。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也是将该“战史丛书”部分内容摘译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此外，中国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也曾将“战史丛书”有关日本对华作战部分作过一些翻译，编为《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共43册。一般不熟悉日文的学者只能借助以上这些节译的日本战史开展研究，但由于这些中译日本战史翻译得不系统，并不能全面反映日本“战史丛书”的整体史料价值，这样就存在相关史料利用不充分的问题。近些年来，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军事史料，利用者同样存在语言障碍问题，除少数熟悉日语的学者外，大多数学者也利用不足。日本军方史料利用不充分所导致的问题是，由于抗战时期多数战役的主动发起者是日军，特别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每次战役都有其全局性的战略意图，研究一场具体的战役如果缺少战役发起者的资料，或者只是将其作为中国抵抗中的一种背景性叙事，既难以还原战争的真实过程，也难以对胜负做出真正的客观评价。
此外，近年来不少学术研究机构启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大型史料的整理工程，特别是对抗战时期大量军事方面的报纸和期刊等史料的影印和数字化处理，极大方便了研究工作的开展，但整理机构对这些大型文献资料只有一些一般性的介绍，鲜见系统的史料学解读和分析，致使这些大型史料数据库未能发挥更大作用。至于一些未经过数字化处理，直接以影印本呈现的大型文献史料，由于卷帙浩繁，且成套面世，研究者收藏和查阅有诸多不便，也妨碍了学者的利用。
第二，抗战军事史档案资料利用不够充分。尽管战后各方编纂的战史或战史资料很多取材于军方原始档案，但毕竟只是档案中的一少部分。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为例，现已经开放的有国防最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和战时运输管理局、军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军事委员会四川船舶总队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防空司令部、军政部、军政部兵工署、军政部城塞局、军政部粮秣实验场、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国防部、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海军部和海军总司令部、空军各部队档案汇集、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档案。但从现有的学术研究论著来看，利用上述档案开展的军事史研究比重很小。此外，中国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日本防卫厅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等均存有大量战时档案资料，只是由于档案开放中的法律和政策性问题，研究者利用往往较为困难。利用已经整理编纂成册的档案资料虽可部分解决问题，但毕竟与直接查档有别，因为档案文书的生成自有其规律，如果对档案生成的来龙去脉缺乏足够了解，不加分析直接利用难免会造成误读。
第三，有关抗战军事的口述史料、抗战文物藏品史料的利用有待进一步规范。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开展口述历史访谈，口述访谈史料可以呈现更为丰富的战争细节，极大弥补以往史学只重上层或叙事过于宏观的缺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能够接受经历过抗战的访谈对象多数在抗战时期年龄很小，记忆难以清晰。因此，要利用其口述资料必须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才有价值，如果过于偏重对这类口述史的利用会造成许多事实的失真。此外，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业余军事爱好者加入抗战研究队伍中来，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内外获得大量抗战时期的文物藏品，如日本官兵的佩枪、军刀、战地用品、阵中日记、书信、影像作品等，并据此加以解读或展开研究。这本是极有价值的学术活动，但在这些文物藏品史料的利用中，也存在着不够规范的现象。有的研究者缺乏对整个战局较为宏观的了解，有时并不顾及事实的前因后果，解读较为随意。
第四，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整理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中日战争过程中大小战役甚多，目前的史料整理较多集中于一些正面战场的会战和较大规模的战事，而发生于不同地域的众多小规模作战往往未被重视。特别是就中共领导的对日游击作战而言，因为大多数战事规模都不是很大，但作战的次数非常多。这本来是地方抗战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挖掘远远不够。敌后战场抗战的史料集中于各个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纯粹军事史方面的史料整理明显不足，这也是导致中国敌后抗战军事史研究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战时日军在中国各地普遍实施了无差别轰炸，无论是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还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概莫能外。但学界对重庆大轰炸的史料整理非常充分，相关研究较深入，对日军在延安的轰炸根本没有做过系统的史料整理和汇综，更乏专门研究，以致不少人认为战时日军只轰炸重庆而没有轰炸过延安。
第五，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整理的军事属性有待加强。既往抗战军事史料的整理多偏重一般性的作战战略、作战计划和作战经过等。这些内容虽然也是军事学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对战争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作为一场现代战争，中国抗战是中日两国多兵种的全面战争，无论是陆战、空战还是海战，每一种作战的形态都有非常专业性的问题，如陆海空各兵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技术参数、后勤保障等等都需要具备专门的军事学知识才能真正“复盘”一场战事，既往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整理成果中鲜见这方面的内容。
要解决中国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整理和利用中存在的上述五个方面问题，首先必须加强中国抗战史史料学学科建设。中国抗战史虽然在历史学的学科归属上属于中国通史中的近现代史或者是断代史中的中华民国史，但由于中国抗战史史料在生成、保存、编研和利用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框架内还是在中华民国史史料学的学科框架内，均难以突出中国抗战史史料的特殊性。因此，加强中国抗日战争史史料学学科建设势在必行。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就抗战军事史史料学展开了专门研究，刘维开教授《〈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等论文就可视为专门的抗战军事史料学专题研究。他对中国台湾版本的《抗日战史》等重要战史资料如何编纂、编纂的具体过程、史料价值等作了非常翔实的考察，这对抗战军事史史料学的学科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次，进一步推动既有抗战军事史相关史料整理成果的充分利用。一是应加强日文战史资料的译介力度。目前，日本“战史丛书”的中译工作已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列为专项工程，如有学术单位再能组织力量对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刊布的重要史料作译介，将极大提高日文资料在中国抗战军事史研究中利用率。二是应设法组织力量，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开发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对中国台湾地区编纂的百余卷《抗日战史》和其他重要军史史料加以数字化处理，为抗战军事史研究者提供更多便利。三是对目前已经影印出版的大型抗战军事史史料丛书或汇编加大宣介力度，并尽可能做一些史料学的系统解读。
最后，抗战史学界应共同努力，进一步挖掘中国抗战军事史的新史料。一是各级档案收藏机构在继续加强抗战军事史档案编研、刊布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档案开放范围。二是在区域抗战军事史的研究中，不断挖掘和扩充一些“小规模”战事的史料，特别是反映游击作战的独特史料，并注重将文献史料、口述史料、文物藏品史料等相互印证。三是在开展抗战军事史史料整理和编研过程中，尽可能吸收有军事学科背景的学者参加，使抗战军事史史料的整理更加突出其军事属性。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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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