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百年回望】杨凤城，肖政军|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百年演进

杨凤城教授

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肖政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革命”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精神特质、核心实践。“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一论断即反映了党对自身属性与使命的深刻体认。“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理论母题。从理论溯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革命”特指“社会革命”，而非仅局限于夺取政权的“纯政治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是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易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中，真正的革命是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变革，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革命，只是实现“社会革命”的途径而已。

综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说“社会革命”始终是其全部革命言说与实践的根本主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从事“社会革命”而创建的，虽然其成立后不久很快转向属于政治革命范畴的民主革命。鉴于“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宽领域的“革命”语词概念或思想史考察，还是具体的中共党史中各种革命理论、策略等问题，学界均有精深研究。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相关研究颇为丰富。不过，现有关于中共革命理论或革命话语的研究往往只是聚焦于某一具体历史时段或个别议题，鲜有站位于新时代、从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进行的探究。因此，笔者拟从思想史的视角，对中共百年革命观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重在呈现其基本轮廓、演进轨迹和复杂的思想图谱，以期深化对中共党史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聚焦于相对抽象层面的理论言说，尤其是对“为什么要革命”“什么样的革命”具有思想意义的回答。至于革命战略策略政策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

一、从“社会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言说最密集的时期。沿思想展开的历史脉络看，建党前后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革命”或曰社会主义革命，即以“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然而，中国并无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庞大的无产阶级这两个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能不造成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扞格。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攻击社会革命的论据即在于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视梁启超为“最有力的论敌”之原因也在此。中国共产党的回应是，中国尽管产业不发达，但毕竟有了资本主义和产业工人阶级，因而具备了社会革命的基础。如果说这一基础过于薄弱，那么中国广泛存在的社会对立足以弥补这一缺陷。如施存统承认中国“没有实行共产主义底经济的基础”，相应地缺乏“能干社会革命”的机械工业劳动者，同时又称无产阶级“范围很广”，佃农、店员、失业者等“一切无产者都是”。李达还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的贫富对立作为中国具备社会革命条件的论据。此种论说显然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同日常观念中的“无产者”相混淆，将贫富对立简单等同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阶级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缺乏实行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共产党人特别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认为革命“一半是‘经济的必然’，一半还靠着‘人们底努力’”，决定革命成败的，更多地靠“人们底努力”。李达还以产业落后的俄国率欧美之先爆发革命来说明经济落后的中国利用本国的“混乱恐慌”制造革命是可行的，“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对革命意志、主观努力的强调，此后一直是中共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革命观的一大特色。这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也是造成主观要素被过高估计、“左”倾错误不断发作的思想动因。

如果说从中国现代工业状况和阶级结构出发，论证社会革命的正当性在逻辑上难以自洽甚至有偷换概念之嫌，那么从“非资即社”角度的论证，则显得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其逻辑是，中国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可选，而资本主义之路已经走不通，只能走社会主义之路。周恩来即称，中国若要独立发展实业，必须具备“强有力之有产阶级的政府”“民间多量资本”及“关税自定权”等五项基本条件，而“今日竟无一事可以备格”。蔡和森指出，近世以来之资本主义国际化，完全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故列强“始终是要以中国为原料地和销场，而不容许中国为完全的大工业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弊端面前，在中国为列强所控制的严酷现实面前，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行的结论颇能获得社会同情。况且，“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底好处”社会主义都具有，同时更除去了资本主义之“种种矛盾，冲突”尤其是贫富分化等弊端。

然而，理论再诱人也要面对现实。以中共二大为标志，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革命观进行了大调整，即由社会革命到民主革命的转变。中国是一个“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国家，应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待其胜利后才能进至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积极加入其中，同时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有了这一理论前提，一些困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迎刃而解。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联、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积极参加——提供了支撑，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依据帝国主义理论，世界被划分为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中国革命虽不具备社会革命的资格，但“在世界的斗争范围”内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属一个阵营，“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中共四大在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世界革命”自此成为中共革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二大后，在民主革命这一观念总揽下，“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称谓和概念先后高频率地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并鲜明地体现着不同革命阶段的特征、主题。

大体上在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代名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事实上已变为整个民族的革命，非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当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五卅运动之后，党内愈益觉察到国民革命阵营之分化，即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商买办阶级”的妥协行为与小资产阶级的消极甚至反动，党必须于“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失去农民，资产阶级将掌握领导权，因而，“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核心、以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为着力点，独立领导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因之取代“国民革命”，并被赋予“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的独特意义，成为最主要的革命表述。“土地革命”准确地反映了1927年到1937年10年间中国革命的主要实践和特征，这一点人所共知，毋庸赘言。以1935年《八一宣言》为标志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民族革命”或“民族革命战争”逐步取代“土地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论说革命的主要话语，这与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这一点亦属常识，无须多论。

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臻于成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与革命性质、革命领导权、革命主力军和同盟军、革命道路和革命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长期理论探索的思想结晶。实际上，革命观的核心内容在于围绕阶级斗争而进行的阶级分析，即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是革命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同盟军，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均得到明确解答。党在革命过程中屡屡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其实质就在于对阶级关系的误判。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学界已有全面研究和阐释，不再赘述。

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以长时段历史观之，在中共革命观中经常引起困惑、讨论并直接影响实践的是中国革命的阶段性与连续性问题，即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衔接尤其是两个革命之间转变的时机和时间问题，它对于中共而言具有原生性和长期性特点。言其原生性，是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问题；言其长期性，是指它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中共二大明确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两步走的战略。在日后的民主革命实践中，陈独秀对两种革命的接续性有一个大致的看法，即国民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将获得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并因此有一个大发展时期。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分化将日趋显著，产业工人队伍将日益壮大，中国共产党也才会获得真正的阶级基础，并开启社会革命的进程。这样，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自然存在一个停顿时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大潮到来前的准备时期。这也就是后来被冠以“二次革命论”并加以批判的革命观。

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内也是首先在革命性质及两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爆发争论，并导致高层分裂。陈独秀一派认为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经掌权，无产阶级只能等待时机再行社会革命（当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则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速度上还是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中国革命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更有激进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即社会革命的前夜，“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合并进行。中共六大虽批评了“无间断”革命论，明确“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同时认为“这革命的完成及其完成的过程之中，就要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那么，这该如何理解和判断呢？后来的实践表明，这取决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即革命高潮是否到来。革命高潮一旦到来，两种革命的转变也就同时开始了，而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是省级或者跨省革命政权的建立。实际上，这背后还是十月革命的影子。

1930年5月，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提出，现时革命斗争已经进到“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阶段，“紧随着这一问题，要同时而且必然同时提出的就是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此，他解释道：“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与武装进攻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干到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这样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和银行，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了。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

在纠正“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周恩来曾指出“关于革命的转变，这是带着一些理论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民主革命因国内国际有利条件“在其胜利的道路上，开辟了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另一方面，革命转变需要“过渡的阶段，要经过许多准备的阶段”。“以为取得了工业城市，即转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对于彻底实现民主革命到全国的范围有极大妨害的。”实际上，这里明确了即使是革命在一省或几省取得了胜利，也不能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以批判“立三路线”为鹄的的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革命转变问题上亦表达了类似观点，且更具体：“这一转变阶段的时间的长短，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环境和力量来决定；大体说来，要比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的转变经过更多的阶段，同时比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这里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领导层在中国革命两个阶段转变问题上的认识，源于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学习甚至模仿。简单地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转变问题上产生急性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框架内，进一步明确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将首先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过渡时期究竟有多长，依然是一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问题，并且正是在此问题上引发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启动时间的不同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党对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关系的认识之所以历经曲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掉过枪来”反对“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土地革命。这让共产党人困惑且愤怒，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破除封建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于是，在反封建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似乎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色也是无奈的选择。为解决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中共中央一度强调现阶段反资产阶级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但在实践中，这两者的关系很难处理好。好在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逐步转变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被重新纳入民主革命阵营中。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表示，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替代“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是进步的，“是无害有益的”。历史表明，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认识。这种情况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未忘怀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综观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革命观，还需要强调如下两点：其一，民主革命属于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核心和主线是阶级斗争，是夺取政权。阶级斗争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暴力的不同形式，而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整个民主革命的实践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其二，政治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只是实现社会革命的必须前提。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不同，社会革命固然带有“改变政治组织”的要求，但根本目的在于利用“政治的优越权”“改变经济组织”；“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此前革命的破坏最终是为着建设。简言之，社会革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最高目的，其他革命均服务和服从于此。以上两点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核心要件。

二、从社会主义革命到“不断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经历了大调整、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内核、以暴力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观转变为以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生产力“赶超式”（赶超资本主义）发展为核心理念、以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具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观。虽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过回旋和失误，但始终未离“社会革命”这一初心。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先后高频率言说并实践“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教育革命”等。从总体上看，它们均出自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进步尤其是快速工业化的愿望，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也在与时俱进。当然，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革命观又有将大量社会问题尤其是思想认识问题视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并沿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方式加以解决的“左”的发展。此种革命观之异变，以“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为始，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终，教训十分深刻。

1953年到1956年是中共党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亦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此时期，“社会革命”主要体现为所有制革命，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等，学界已有广泛研究，无须重述。本文关注的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党为何要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生产力依然落后的情况下启动社会主义革命。

如前所述，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源起，在何时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却屡受“左”倾急性病之扰，直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但是，革命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的发展才能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仍难以预测。这也是为何新中国建立后，党内领导层有人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0年乃至20年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也是党内在私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产生不同认识和政策分歧的原因。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逐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不存在巩固、稳定的问题，不是10年、20年之后，而是现在就开步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态度明确后，党内很快形成共识。社会主义革命也由此拉开大幕，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

综观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言说，很清楚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尽快摆脱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工业化和国强民富的目标。从思想史脉络看，党从建立初期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底好处”，共产主义都具有的前置性认识。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不断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在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等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胜”。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经常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构成两翼”的形象比喻来概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总路线，也颇能说明问题，何况还有苏联借助社会主义制度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的榜样吸引力。总之，社会主义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带来高速度发展，构成中共社会主义革命言说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追求高速度发展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所具备的“一起富裕”“人民当家做主”等价值的追求则可以视为“价值理性”。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本质就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资本主义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并最终阻碍生产的“极其痛苦的道路”。这一认识自建党之初就形成，可谓根深蒂固。与之相应，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避免了私有制带来的剥削与贫富分化，因而能够实现“一起富裕”，而且正是公有制为人民当家做主、为社会平等奠定了真正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则只能提供虚假的民主，更谈不上公平正义。总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期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层思想动因。

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相继提出了“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教育革命”等命题。这些革命的指向十分清晰，就是在所有制革命完成后集中力量推进国家的全面进步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是广义的“社会革命”。1957年3月，毛泽东先后在南京、上海发表讲话称，“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类似的表达在其他中央领导人那里也时常见到。用“革命”转喻“建设”，有语词习惯因素。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经常用斗争、战线、战役等语词指称和形容建设事业，其中也蕴含着发扬战争年代那种意志坚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的期盼，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像革命那样在较短时期内促成整体性的巨大变化，实现超常规发展。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曾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做出系统概括：

在技术革命方面，主要的任务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

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应该说，刘少奇所做的上述概括，其方向和主旨是正确的（个别方面由于经验和时代局限属于“异想天开”）。当然，历史本身是复杂的，“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教育革命”等形成巨大声势是在“大跃进”时期，这就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急于求成。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上述革命不只有发展科教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意义，还有借以尽快消灭“三大差别”等深层意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浓重的空想色彩。

更复杂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教领域的革命越来越脱离其最初的轨道，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突出其“兴无灭资”的政治教育功能。这和毛泽东与党中央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尤其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命题直接相关。1956年中共八大鉴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也明确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有看法，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被真正解决，单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邓小平也曾谈到，所有制革命不代表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层便修正了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所有制革命的经典认识，同时开启了从政治、思想上看待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历程，认为只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完全胜利，不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中国就还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多次讲“不忙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等。

从思想政治上划分阶级和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阶级斗争欲罢不能，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此过程中，“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服务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要求日趋显著，并最终成为主要任务甚至政治革命本身。“技术革命”等同样也无法脱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轨道，技术为谁服务的阶级认知以及政治挂帅与世界观改造成为革命的前提和首要。历史表明，思想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也脱离中国实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综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党的革命观，有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首先是关于“不断革命”。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曾专门论述“不断革命”，从1949年的革命全国性胜利，接着是土地改革，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再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指“反右派斗争”），“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等等。总之，“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可以说，“不断革命”是毛泽东晚年革命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并直接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不断革命”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十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如前文所述，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过围绕该问题的论争（最初译为“无间断的革命”），并且屡犯“左”倾错误，后来终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进行有机结合，解决了这一问题。既有研究表明，马克思最早在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只有“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彻底摆脱金钱和私有制的统治，实现人类的解放。后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不断革命”，直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胜利。两篇文章直接谈论“不断革命”的内容仅300字左右。从马克思谈论“不断革命”的话语看，主要指向政治革命。而毛泽东所讲的“不断革命”不仅包含了政治革命，而且包含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革命，即广义的社会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有可贵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以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为内核，并最终辖制和吞噬了其他本来具有建设性内容的革命。另外，就革命的形式或方法而言，无论是广义的社会革命还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革命，均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大轰隆”“一刀切”。事实证明，群众运动并不适宜建设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广义上的社会革命。

其次，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革命观和革命实践，一个突出的内容和特征是高度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毫无疑问，所有制革命是生产关系革命的最主要内容，而借助先进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意愿。不过，在毛泽东看来，“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分配制度”则有进一步革命的可能。于是，在所有制革命完成后，他越来越关注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越来越重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基本想法和做法是运用上层建筑要件变革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实际国情，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靠制度和精神力量加快建设确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实际上，同一时代的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后发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确与“强大政府”的作用有极大关系。但是，重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不能颠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次地位，不能将生产关系性质而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首要标准，更不能将上层建筑的作用简化为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群众运动。重视社会平等，构建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推动社会革命性变革与进步是可贵的，但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可以主观干预，但要警惕脱离实际，陷入空想社会主义。

以大历史观的纵深视野看，新中国建立后，对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实现工业化的渴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革命”的主因，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内容。同时，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技术革命”，都承载了执政党对平等、公正、普遍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的追求，这些均是重要的革命遗产，并程度各异地体现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

三、从“改革也是革命”到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再次出现重大调整与转变，这主要发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改革开放启动之际，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之后又提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两个命题揭示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革命内涵。“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中国，提起革命，人们不假思索的认识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动员。而邓小平讲的“革命”则定位于生产力发展，定位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改革。

如果说邓小平最初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还有历史用语的习惯因素，欲借“革命”一词表达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那么他日后又讲到“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个结论就不是习惯用语所能解释的，而是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思考，是革命观的重大转变。一般说来，革命主要指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激烈变革，生产力领域出现的飞跃一般不在政治家的革命视域中，尤其对于经历过长期阶级革命、民族革命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如此。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提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才具有特殊意义。它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将社会主义优越性定位于更快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中心任务”“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乃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认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邓小平所讲的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国际社会所言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同毛泽东在1950年代后期讲的“技术革命”等亦有相通之处，但如果考虑到中国长期浸染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长期忽略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力革命论的价值和意义便不言而喻了。

如果说邓小平的生产力革命论是新革命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改革也是革命”论则是另一重要内容。与生产力革命论不同，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邓小平讲得比较多的一个命题。依据现有文献，邓小平在1982年首先讲到“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议出台之际到1987年前后，又围绕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展开较多的论说。具体来看，这一命题主要有两层内涵：

（1）改革是一场全面系统的变革，不是零碎修补，是带有根本性的类似于革命的深层次全方位变化。用当年领导人和中央文件的话说：“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许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正因为如此，改革是有风险的，将触及广泛而深层的利益格局，带来的震动是革命性的。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他说：“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精简机构“涉及到几百万人”，“决心要大”，“工作要细”等。其实，邓小平针对精简机构所发表的讲话，适用于整个改革事业。1985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谈到，“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改革“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1986年3月，在会见新西兰客人时，他再次讲到，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

（2）改革作为一场革命的性质，体现为破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把改革和历史上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称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论及革命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讲得更多也更明确。但就历史长时段内的革命宣传教育看，突出的是反帝反封建、所有制改造本身所具有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之争的意义。强调并且让人们充分关注革命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关系的还是邓小平，他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邓小平那里是合并在一起言说的。而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一点上说，两次革命又是截然不同的。邓小平将两次革命放在一起言说，还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支撑，那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即改造和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实际上，毛泽东言说革命也常常论及此点。

还需要指出的是，革命的内涵、性质变了，革命方法也随着改变，即不再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式。邓小平说过，“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在这里，除了性质不同外，革命方式也很重要。事实上，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教训时，讲得最多的就是“不搞运动”，认为搞运动破坏安定团结，妨碍经济建设。改革这场革命需要发扬民主、敢闯敢试、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是一定要在法制、制度的规约内逐步推进，不搞一哄而上的运动。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重视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明确指出，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破除旧的体制机制，是为了建立新的体制机制。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曾展望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此外，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人的革命，也是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但是又将生产关系泛化为一般社会关系，将上层建筑的变革与作用化为政治运动。邓小平则将生产关系限定在经济关系的范畴内，对上层建筑的调整及其作用发挥取审慎态度，并注重合法合规。

总之，邓小平的新革命观给中国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注入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但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的新革命观在“后革命”时代并不具有此前那种关系方向、关系全局并需要全方位体现的宏观命题意义，或者说并不具有把改革思想可以全部转义为革命意象的意义。实际上，邓小平在生产力发展和改革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主要还是用来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和深刻性。改革并非经常和“革命”话语联系在一起，而是和现代化建设、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属于它们，服务于它们。简言之，革命不再笼罩一切，也不具有路线方针政策的意义，只是一种隐喻和象征。

经典意义上的革命观退隐，新革命观入场，这既是历史发展、时势转换使然，也是主观努力的结果。邓小平鉴于以人为的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制造革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开始日渐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自觉。1980年2月，邓小平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一时代之问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革命思维、行为与执政思维、行为的异同，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狂飙突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迅速发展，改革作为一场革命的深刻意义日益凸显。中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复杂化，人们的利益、价值观和审美日趋多元化，尤其是信息革命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日益深入地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面临新考验。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反复强调：“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这两大根本性转变揭示了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党要一如既往地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就必须切实解决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并从驾驭市场经济，领导民主法治建设、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等方面进行了概括。

上述认识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品格。与这一情况相联系，革命话语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均逐步走低。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为例，统计显示，“革命”一词的使用在十二大为28次（十一大报告高达171次），十三大为23次，十四大为24次，十五大为19次，十六大为8次，十七大和十八大均为10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革命”一词的使用，首先是历史叙述的固定语汇，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革命”“土地革命”“革命战争”“文化大革命”“革命与建设”，包括将改革形容为“新的伟大革命”等。其次是表达特定要求的固定词组，例如干部“革命化”，“革命军人”“革命军队”等。再次是指称具有时代特色的重大新动向，如“新技术革命”“科技革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世界新军事革命”等。上述情况说明，“革命”一词的使用实属平常，并没有特殊的意蕴和倾向可以解读。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强调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相应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持续的“告别革命”的思潮。这一思潮含有对革命的贬低、抹黑，对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的否定、嘲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告别革命”思潮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必须警惕并进行回击的。党的十八大以后，思想宣传部门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批判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问题导向下的有力应对。

正是在“把革命带回来”的新潮流中，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澄清了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片面说法，并提出了“自我革命”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命题，这个命题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是党的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公平正义和健康发展。

从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改革向来都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新时代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也是如此。如前所述，邓小平将改革视为一场革命，但是，也要承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动乱”，几乎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改革启动较为顺利。

进一步言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是多领域、全方位的，由此种系统性危机形成的“倒逼”效应就是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迅速达成共识。虽然，从农村改革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从引进外资到设立经济特区等等，几乎每一重大改革举措都面临争议和困难，但改革总体上是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的同时凯歌高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整领域的以旧体制为对象的改革逐渐远去，改革所面对的大多是需要集中力量攻关的顽障痼疾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意无意间形成的影响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新的正在固化的利益格局、体制机制，要解决的是许多深层次、根本性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有着清醒认识，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时，他强调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此后，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将触及许多“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等，他在不同场合谈过多次。

一方面是“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另一方面是继续改革“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前所未有，这就对作为改革的设计者、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巨大挑战。“自我革命”最初就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生发的。2015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自我革命”的命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率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2018年1月5日，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明确表述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关系，即“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紧密关联在一起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状况直接关系社会发展，这就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逻辑所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同向并进、良性互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大特征和重要经验。进一步言之，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通过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特质。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在战争年代，主要通过政治革命推动社会进步，执政全国后则通过广泛、持续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引领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实现自我提高、自我革新。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总之，“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就“社会革命”这一概念而言，对于中国共产党可谓熟悉而亲切。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就是为进行“社会革命”而创立的，虽然这个“社会革命”主要指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翻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及“社会革命”的文献，它也有超出所有制革命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之意。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人在使用广义的革命一词时也有该方面的意蕴。历史走过一百年后，“社会革命”又回来了，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样复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有自己的新内涵，那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更好更快地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始终保持昂扬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大胆闯、大胆试，攻坚克难、敢于担当，既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又做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把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长期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除了两个革命的关系角度外，就“自我革命”的主要内涵和集中体现来讲还是“全面从严治党”。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尽管一直重视党的建设，但不同阶段重视程度和方式有别。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兴，邓小平关注比较多的是如何解放思想，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所以“八九”风波后，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嘱托之一是“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也确实将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胡锦涛总书记任内进一步鼓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形成了以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但是，毋庸讳言，一方面是党的建设要求越来越高，党的建设理论越来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党员干部理想信仰的滑坡甚至失落、思想认识的混乱，基层党组织的弱化虚化边缘化，党内纪律的松懈，尤其是党风大有江河日下之势，腐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言以蔽之，管党治党的宽、松、软已经达到危及党自身存亡赓续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去腐生肌的勇气，便不可能根除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这是“自我革命”思想的缘起和问题导向。

“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关乎党的建设整体，习近平曾指出，“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这些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从具体举措来看，“自我革命”是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而制度建设始终与“自我革命”同行。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将从严治党的经验“上升为制度规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让“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这也是“自我革命”有别于以往用政治运动治党管党的地方。

总之，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新的“伟大的社会革命”，是习近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管党治党实践提出的重大命题，既是对党百年革命观的继承，又是对新时代应进行“什么样的革命”的回答。在他看来，“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自我革命……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结 语

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百年演进，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研判。从历史长时段出发，透视其内在结构，也许有助于得出较有意义的整体性认识。依此，我们尝试从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的视角进行分析。

关于为什么要革命，从最宏观的层次上讲，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直至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从中观层次讲，可以区分阶段，先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接着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最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到世界前列；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讲，则先是为了跟上时代，然后是与时代共舞，最后是努力登顶、引领时代。

关于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历史呈现出清晰的轨迹，先是民主革命，接着是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是“新的伟大革命”（改革），最后是具有特定时代内涵和指向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合体。这其中，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主题依次出现。而阶级斗争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误入歧途的沉痛；以经济发展为旨归的革命则带来中国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巨变；经济永远是基础是中心，但不是唯一的指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理想的健康的发展，这是新时代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的革命才是契合社会发展规律、为当今所需要的革命。

关于怎样进行革命即革命方法论，一方面，在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呈现高度的连贯性。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思考怎样革命的深层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在原理应用层面，则经历了从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到依靠制度规约有序推进的巨大转变。

通过上述历史长时段中的结构性分析，可以看到中共百年革命观既有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正是在承续和发展的不断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并向实现“社会革命”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奋进。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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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