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廖君比起来，她们才是逆行者，才是好记者
今天，我要说这么几名女记者。
她们的名字是龚菁琦、曹文姣……她们才是真正的记者。和她们比起来，廖君什么都不是。
记者需要深入一线，调查取证，采访求证，拨开层层外壳，还原事件真相。
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在通讯员前面加上自己姓名的，不是真正的记者。
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打几个电话，就敢写稿子的，不是真正的记者。
那些走在大街上问了出租车司机和清洁工几句，就开始写稿子的，不是真正的记者。
廖君写过很多稿子，但是我从目前能够查找出的看到，她都是这么操作的。
这样的一通低劣操作，谁都可以，一个小学毕业生都可以。
我们之所以至今还盯着廖君不放，是因为她的稿件给武汉人造成了那么惨重的伤害，可至今没有看到她的道歉。
她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就在廖君给通讯员的稿件前面添加自己姓名的时候，龚菁琦在一线医院采访。
廖君的稿件中，她把八名吹哨人定性为造谣者。
事实上，八名吹哨人是第一批向武汉提出疫情警示的人。
八名医生来自不同的医院，来自不同的科室，他们在疫情初期，又是如何得知消息的？
是谁给他们透露了疫情的信息。
龚菁琦来到武汉中心医院，找到了疫情信息的源头，写了《发哨子的人》。
这篇文章尽管已经在《人物》杂志上刊登了，但在网络上却被删除。
于是，上百个版本的《发哨子的人》，在网上风起云涌，删不胜删。
崔永元说：一篇文章，硬是被他们删成了圣经。
《圣经》广为人知，这篇文章同样广为人知。
如果你不删除，这篇文章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
就当廖君在大街上采访执勤的警察时，曹文姣来到了疫情肆虐的武汉社会福利院采访。
武汉社会福利院，当时已经有了十几个人死亡，这里是疫情重灾区。
这里比武汉街道凶险一万倍，比武汉街道危险一万倍。
曹文姣的报道发表了，“武汉发布”居然说这篇报道是造谣。
曹文姣再次来到愈发凶险的武汉社会福利院，这次，她不但坐实了十几名死者的事实，更拿出了这些死者的名单。
她的报道，逼迫武汉社会福利院开始对这些弱势人群加强防疫。
还有《南方周末》的张玥等四名记者和两名实习记者，正是他们，揭开了武汉中心医院的黑幕，让这所医院领导层的种种恶行曝光于天下。
他们这篇报道的名字叫《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这篇报道已经成为疫情中的经典报道。
最近，更挖出了武汉中心医院书记蔡莉是个裸官，她的家庭成员都是加拿大国籍。她的女儿毕业于国外的野鸡大学，居然被她安排到江汉大学当教师。
………
就是这些奋战在第一线的真正的记者，让我们了解到了真实的疫情，让我们明白了疫情为什么会蔓延，让我们知道了事件背后的真相。
记者不是人云亦云的传声筒，记者是社会文明的监督者。
记者不是在通讯员的前面加自己的名字，记者是追究真相的践行者。
廖君欠所有武汉人一个道歉，也欠所有新闻同行一个道歉。
做记者，首先得保持人格独立，不畏权贵。
只有人格独立，不畏权贵，才能写出真正的新闻。
说说以前的几个记者。
1915年秋，有个名叫黄远生的记者，经常在报纸上骂袁世凯。
事实上，他是中国第一名记者。
中国记者一出世，就出手不凡。
袁世凯不想让他骂自己，就采取笼络的手段，聘请他为《亚细亚报》总编。
这张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黄远生赴任了。
袁世凯看到黄远生第一步就范，就拿出10万元，让黄远生写吹捧自己的文章。
这下，黄远生不满意了，他从北京逃到上海，途中写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与袁世凯公开决裂。
后来，他逃到美国，继续撰文，不但骂袁世凯，还骂孙中山。
后来，他被国民党元老林森派人杀害。
几年后，又出了一个有名的记者叫邵飘萍。
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有名的那个人，他不但创造了长篇通讯这种报道形式，而且把新闻采访当成一门课程，搬进了大学课堂。
1925年，邵飘萍在他主编的《京报》上，刊登了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照片，然后做了一句点评：一时之枭，亲离众叛。
张作霖气坏了，但又没有办法，就拿出30万元，让邵飘萍写一篇吹嘘自己的文章，邵飘萍一口拒绝，他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都不要。”
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部下“狗肉将军”张宗昌进入北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邵飘萍。
邵飘萍被捕，押赴刑场。
他向围观人群拱手笑道：“诸位免送。”
一代报人就此飘零。
“狗肉将军”张宗昌，这个绰号是记者林白水起的。
林白水同样是一代名记者，他报道过的官吏，轻者免职，重者入狱。
1917年，林白水报道了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舞弊案，导致局长王家俭入狱，交通部长许世英辞职。
林白水报道了财政部长陈锦涛受贿五万元，导致部长被判刑。
张宗昌进京，林白水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日报》上痛骂张宗昌手下潘复，最后也被枪毙。
1948年，民国大选，程潜和孙科都为候选人。
有个叫龚德柏的记者，写文章支持程潜，咒骂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
曾在孙中山手下任职的张发奎和薛岳找到报社，一通乱砸。
龚德柏手持双抢出来了，张发奎和薛岳赶紧离开。
这两个人都是抗战时期的战区司令，拥兵数十万，却被一个文弱书生逼退了。
1978年，中国女篮在拉美打完比赛，在罗马尼亚转机，准备回国。
当时，一位副总理也在罗马尼亚访问结束，准备回家。
那时候，副总理和解放军三总部副总长，出门都有专机。
专机有上百个座位，副总理出访队伍只有四五十人，女篮有二十多人。
可是，女篮都全部上了飞机，却被赶下来，“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你们下去！”“首长的安全谁保证？如果女篮要坐飞机，首长就不坐了！”
女篮没办法，只好下来，在使馆客厅呆了一夜，又在罗马尼亚逗留一周，才买到返回中国的机票。
事后，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丁永宁写了一篇稿件《中国女篮是怎么被撵下专机的？》，直接写了副总理的名字。
后来，这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做了检讨。
1980年，这名副总理又来到罗马尼亚访问，坐的是民航头等舱。丁永宁也在欢迎的人群中，副总理与一个个人握手，到了丁永宁跟前，丁永宁自我介绍说：“我叫丁永宁，新华社的丁永宁。”
副总理顿了一下，说道：“哦？你就是丁永宁？我还以为是个男的。”
这位副总理的名字，现在很多人都不熟悉了。
因为这篇稿件，中国取消了副总理级出行专机。只有党政军等四位领导人可以坐专机，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曾是一名新华人，曾在新华社工作过。
丁永宁的故事在新华人中广为流传，她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新华社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就在前几天，新华社还撰写了评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
做人要讲真话，做记者更要讲真话。
讲真话，是做记者的底线。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
在危难中，记者的一篇真实报道，可以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
那些冒着风险的逆行记者，那些报道真相的勇敢记者，他们展现了媒体人的担当和勇气，他们才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往日精彩原创：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装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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