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人最无法做到的就是想象自己如果不是自己会怎样
摘自郝景芳《生于一九八四》，9300字
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我呼吸，听出气的声音，用意识寻找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存在在哪个世界里。
我的意识从体外滑向体内，又从头脑滑向身体，滑向四肢。我抬起手指，想确认自己的手指还能活动，还能遵从我的意志。我用左手触碰右手，又用右手触碰脸颊。触感是坚实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躯体的存在。这种存在感让我觉得安心。
我用了很长时间在回忆中游走。这种游走孤独无依。我终于成为彻底的孑然一身，再也没有谁在我无望的时候能陪伴在我身边。我只有在曾经见过的一切中找回自己。所有的痛苦与无能为力，都源于我过于关注我所期望的，忘记去想我已成为的。
比起别人看我，更重要的是我看过什么。我需要搜寻记忆，找到我是谁的证据。
小学的时候，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科学家在书里总穿朴素的衬衫，戴一副黑框眼镜，一丝不苟坐在残破的桌边，为了宏大事业奉献一生。最后的画面，科学家将手捧一束鲜花，面容欣慰，在他身后则是象征科学的原子核模型挂在空中，还有卡通的飞船。
我容易被形象吸引，产生效仿热情。二三年级的时候每人发一本《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的事迹，有的少年身残志坚，有的少年舍己为人。我也盼着有个机会能牺牲，能救人，能让自己觉得自己伟大，能让全国小学生都看我的事迹。我头脑中的画面是在全国表彰的舞台上，戴着红花，谦虚地说我还会继续努力。我被自我伟大感笼罩，没有时间去琢磨更多。
小学时的我远远算不上先进少先队员。我第三批加入少先队，已经是二年级第二学期。一年级在操场的入队大会上，班里最乖的六个学生排成整齐的一字走上台，六个高年级少先队员给他们戴上红领巾，他们扬着头敬队礼，由领头的女孩子背诵了感想。无上光荣。
操场上永远是仰起的脸。蓝色的校服海洋，白色的条纹。升旗仪式，开学典礼，广播员在讲台上朗诵欣欣向荣。队伍横平竖直，前后对正，向右看齐，如棋盘排开，如旗帜飘扬。敬礼！手举起来，角度一致。礼毕！手放下去。没有人出声。
老师总是在检查有谁出声音，他们有神奇的功能，透过校服的海洋从远处看到每个人，站在操场上隔着数百学生大喊：某某，不许说话了！
值日生在操场上奔跑，从前往后一个个清点，数出没有戴红领巾的学生。忘戴红领巾是大罪，忘穿校服更是大罪。值日生、班长、班主任，一重重过关。我穿校服很丑，松松垮垮的运动服，臃肿得像小球，有时候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不想出门了，但最后还是会穿。
值日生是学校里的巡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们每个班轮流值日，在校门口维持秩序，检查红领巾，检查迟到，检查各班进校队形；在做操的时候到各班检查卫生；在走廊里检查纪律，看到有谁说脏话、乱丢东西、打架、不做操。一个星期结束，全校评分排名。这工作又累又繁琐，值日班级却乐此不疲。轮到值日班级的时候，只有平时表现出色且外表出色的学生才能站在校门口，面对各班队伍，一个一个数队伍里的红领巾。那是一种凌人的气势。“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抓住一个学生就板起面孔做刚正不阿的样子。也许是第一次作为权威代言人的快感。
若是赶上评比，区里领导来检查，那则更是早早开始准备，从每个人的外表，到学校的外表。从来没人打扫的角落全都打扫了，红字校训重新刷漆，厕所都比平时干净。区里领导要来听课，我们提前备课，老师早早就把问题布置，内容说好了，回答问题的人事先找好，安排好答案和举手的学生。最后所有人都会松一口气，检查得到光荣，老师弹冠相庆。
最大的错误是给集体拉后腿。给集体增添光荣的事都会写在黑板报上，配一朵大红花。我负责过一年班里的黑板报。黑板报上总是需要充满光荣。区领导来检查了，学校获得荣誉，班上同学歌唱比赛获奖，作文比赛优胜。没有光荣，就写好人好事。黑板报上总会有扶盲人过马路，送老太太回家，某某同学肚子疼，某同学冒雨将他背回家。
那是需要创造现实的过程。那些困难的作文题目，“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助人为乐的一件事”、“一件难忘的事”，总是需要想象。偶尔遇到一次已不易，每次都遇到更不可能。全班十五个人扶盲人过马路，十个人把老奶奶送回家，大多数同学都有夜半发烧母亲背自己去医院，也有父亲舍不得吃穿供自己念书。作文课一直有着这种奇幻的意味。有些事情只在纸上真实。若从小开始学习编造，很容易就学会了。
真实不是第一位的，纪律才是。每次自习课后，老师回来之后总会问：“谁说话了？”我们的回答总是审时度势。我和同桌闹别扭的时候，两个人会相互紧紧盯视，互相做出嘴上锁上拉锁的动作，表示“我嘴是锁着的，你可别想打我的小报告”。遵守纪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培养友情并不重要。中队长像老师一样批评人，遇到顶嘴的男生，会头头是道讲道理。“你说你，上学来是干什么的？上课说话耽误了多少时间你知道不知道？”
五年级暑假，我爱上漫画。期末考试考得不好。放假前的总结会上，老师又说：“小升初是最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定终身的考试，比高考可能还关键，考得上好初中才能上好高中，考得上好高中才能上好大学；上不了好中学以后上大学的比例就很低，上不了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所以说小升初决定人的一生，大家一定要好好做作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教室里窸窸窣窣的小动作。阳光燥热，从窗户一角照在眼睛上，怎么躲都躲不开。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窗框。命运从前方压下来，我闭上眼睛能看到自己的人生被钉在窗框上：嘿，这就是你的位置，你的未来，这就是坐在教室里和周围这一切的意义。
从学校出来，我先去了租书店。我租了两本漂亮的漫画看。台版繁体日本漫画，不知道从哪里走私而来。我本想先找点什么东西看，放松一两天，让沮丧的心情疏解一下再学习。结果一个夏天我都没能收手。在家吹着电扇，吃着红豆冰棍，趴在床上。我喜欢齐藤千惠的书，有芭蕾、话剧、小提琴和文艺复兴。喜欢《凡尔赛玫瑰》，玛丽·安东瓦内特和她所有美丽的裙子。喜欢千年前的埃及和巴比伦，喜欢神秘力量再现，青龙白虎，玄武朱雀。
有一天，我看了一本漫画，讲一个小女孩，妈妈很早就过世了，她跟着远房表亲长大，长大了以后喜欢骑马。她的妈妈很美，在去世之前对她说，长大后要做淑女：美丽，温柔，坚强。小女孩一直记着，长大后无论遇到多少阴影，她都笑得很甜，像阳光一样。
我看得感动死了。我跑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肉乎乎、头发稀落、不爱笑、笑起来好像生气的脸，心里又失望又期许。我是多么希望这张脸换一个模样，换成淑女的模样。
“妈妈，妈妈，”下午妈妈回家的时候，我迎上去问，“我以后能变成淑女吗？”
“什么？”
“我以后能变成淑女吗？”
“能。”妈妈说。她看上去没明白我的意思，但她不愿意让我失望，于是才加以肯定。“你今天好好做作业了吗？不考上大学，怎么做淑女？”
敏感和自卑让我耽于幻想。再没有什么像书那样开启我的敏感。除了漫画，还有童话、小说、杂志。我爱看武侠，也爱看《双城记》。我陷入《蝴蝶梦》不能自拔。不漂亮的小孩多半不爱说话，不爱说话的小孩多半爱想象。我沉溺在书里，沉溺在想象里。
上台戴上大红花不重要了，远方才重要。我不爱写作业了，不愿意考中学，上课爱临摹小画、爱画历险故事。光荣的秩序塌陷了，心里另起高楼。到了初中，就好像一夜之间学会了和父母作对。只要是有关纪律的，都是不好的；敢于不遵从权威的，都是好的。几套金庸的小说在班里传得烂了边。下课时最喜欢争论的是谁更厉害，疯了的欧阳锋是不是已经无敌，杨过是不是练成了天下第一，东方不败的武功有没有横扫江湖。班干部逐渐失去号召力，班里的领袖换了另外一些学生，叛逆的、不当班干部的、会打篮球的学生。不再有谁举手回答问题，上课时各干各的事情，私下聊天的、写信传纸条、睡觉的。突然失去了光荣的概念，又或者是换了一种光荣的概念。
我喜欢古龙。古龙有一种尔虞我诈中真金不换的友谊和花花世界中的一往情深。他的书仿佛是漫天大雪中一壶烈酒，一披斗篷，一枝梅花，留下自由的气息。
自由渴望远方。狭小的教室和拥挤的课桌椅再也不能满足内心需要，从早八点到晚六点的僵硬作息将人捆绑在座椅上，内心的蠢蠢欲动只能在文字里流溢。
初二的语文课上，我总趴在桌子上抄诗词。诗词给我空间和时间上的玄想，其他文体都太过于具象，鞭笞讽刺又太过直白，心里的意蕴就不那么足。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柳永、李煜、苏轼。最喜欢的是心远，以远观近，悲伤自现。苏轼最有举重若轻的气度，悲喜沧桑成为纸页上的灰烬，从指缝间随风飘走，人的背影踏过江河。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诗词带来相思的懵懂。相思只在课堂上萦绕。那个时候，羞涩与感情冲突，不好说出口，只以诗词打趣。上课的时候，总是一阵叽叽咯咯的笑。有经验的老师知道这时不需要理会，又是幼稚的恋爱游戏。诗词里总有玄机，有两个人的名字，有暧昧缱绻。
我也陷入相思与渴望。爱上某一个男孩，更爱上自己对爱的投入。我用了好多时间观察描画自己心里的爱情，那个男孩提供了一个笑容，一个可以让我想象的温暖的笑容。
听歌是又一种逃离。音乐最贴近人的情绪，人只管自己在心里喜乐悲伤，音乐自会匹配心情。我喜欢柔软一点的乐队。一起听歌的一些男生喜欢范·海伦和 Metallica，在我听来都太硬了。一个男生喜欢日本的视觉系摇滚，听 X-Japan和 Luna Sea，我也都接受不了。让我有同感的只有英系摇滚，Joy Division的 Ian的嗓音浑厚有味道，有种催眠的意味。Smashing Pumpkins的声音迷离，迷离的东西总是让人浮想联翩。类似的还有 Suede，都是听着听着就像做梦一样，身体会被旋律充盈。有时候高兴了，我们大伙儿一起听 Blur和 Oasis，摇头晃脑，过于欢快，没心没肺。London Love~~~~I’m feeling supersonic, give me gin and tonic~~~~最喜欢的还是高三听的Coldplay。歌如锥子插进心里。低缓柔软，节奏虽强，却空寂抒情。主唱的声音忧伤到令人想哭，萦绕在最犹豫徘徊的地方。好几年后的某一天，当我听到他们的 Fix You，像被闪电击中而瞬间焦化的树。那天我戴着耳机，单曲循环，在大雪里独自漫步了很久很久。
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高中的午间，我们常去买碟，走私的打口 CD，多数质量不坏，拿回来清洁，听起来就没问题。卖碟的小店藏匿在小商品市场摊位背后，悄悄推开后院平房，在库存海洋中寻找。磁带和 CD都是拿旧鞋盒装的，一排一排码得齐整，阵列森严等待检阅。老板抽着烟，敞着破夹克，跟我们推荐一些他觉得不错的东西。有时候谁在密密麻麻的碟片间找到一张难得的好货，呃一声叫出来，吓得大家一跳。老板会把烟头捻在地上，说：“看你就是识货的，便宜底价卖你。 ”我们用黑色塑料袋提着战利品，坐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在汽车的浓浓尾气中吃煎饼。为了省钱，我们午饭只能吃煎饼。耳机里的声音伴着想象，是自习唯一的吸引力。
中学的很多热情，其实来自于单调和寂寞。坐在自习教室望着窗外，窗外是叶落了一半的梧桐。能看见树枝上的麻雀。树叶在风中被吹向极限，气若游丝却紧抓住枝头，每次风起都像是要失去了，最后却还是丝丝缕缕地牵着。我从窗外看到大学的校园，无边无际的广阔，草坪围绕吉他，白色长裙飘飘。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虚假的想象。
中学末尾的忧伤里，妈妈常跟我说未来的压力，希望增强我的紧迫感，让我努力学习。“你看现在这社会竞争多激烈，”妈妈说，“稍不小心就被淘汰。你说我们厂下岗那么多人，没学历的都下岗了。你要是不好好考个好学校，你说你能干什么？到时后悔可来不及。”
妈妈一边说一边织毛衣，织几针就用小指头挑一下毛线。她说得慢而轻声，以为这样就能不给我制造压力。但她的话还是从空气的四面八方向我压来。妈妈的世界像紧张的排队，踮脚翘首，无论如何也要挤入队伍，否则就被甩落到深渊里。
妈妈不知道，我并不介意她说的那些困境，那时候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经历多。活着就是要去好多好多地方，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越多越好，人一辈子挺短的，死了也就全没了，重要的是把过程拉长，就像小肠绒毛，上面有无数褶皱，要是能经历各种各样的曲折，就比别人活了两辈子都长。就好像唐璜那种不安定。要多，要更多，要无穷多。
大学里我参加过不少社团。那些团体就像游览过的风景，虽然心存留恋，但一个转身也就离去了。我参加过曲艺团学相声，但我说的时候会笑场。参加过动漫社，但后来还是留在宿舍看动画片。参加过摇滚协会，和一群人看过迷笛音乐节，在音乐节上不觉得哪个乐队好，只看到烤串的小贩和无所事事、装扮夸张的乐手。有两个黑眼圈、穿皮衣皮裤的年轻男女，用狗链拴一棵白菜，拖在地上走来走去。参加过环保协会，可惜协会本身活动很少。参加过登山协会，这是我原本寄予厚望的社团，很想去一次雪山。但攀岩是我的软肋，连最简单的路线都从来没有登顶。攀岩通过了考核的队员最终组了登山队，假期之后看到他们的照片，瓦蓝瓦蓝的天上一丝清冽的云，雪山被阳光照耀得发亮，风吹起的雪飘在山尖像仙气弥漫，他们的脸晒得黑红，相互勾肩露出灿烂的笑。我羡慕得难以言说。大二那年冬天，因为寒冷，也因为希望淡了，我退出了训练和其他活动。
那两年被突然扩大的世界冲了眼眸。我从一开始就不确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到了最后也不确定。我只是想把所有新鲜的、没有尝试过的事情都试一遍，从中找出我最喜欢的东西。可是新东西太多了，我把所有兴趣都用在了尝试本身，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去唱歌吧！”罗钰总是在晚上回宿舍时扔下手包，兴冲冲地说。
“现在吗？这么晚了。”
“现在刚好！ 10点以后去才便宜。”罗钰说。
我们 10点去唱，一般唱到 4点。夜半的 KTV弥漫着颤抖的鬼哭狼嚎，震耳欲聋，KTV外的马路上却沉沉入睡。站在 KTV走廊里，能听见从每个门缝传出来的嘶吼，高亢而声嘶力竭，似乎所有落寞的心情都要从喉咙里倾泻而出。我有时站在走廊里很久。服务生托盘里端着杯子，面无表情。走廊是金黄色，明晃晃的镜子分成菱形小块。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男生们喜欢玩骰子，咣啷啷塑料杯撞击的声音，在喝彩的手锤沙沙声中间杂。音响的重低音敲击心脏。男女生暧昧，爆出笑的烟花。
Pub也是新事物。在学校不远的一个小区门口，小区很多外国人，周围学校的留学生也常来。门面很小，但远远就能看见门口聚着抽烟的人。刚进去有点晕眩。人与人的距离近得能闻见对面身上的所有酒味、汗味和香水味。音乐震天动地，像石头一样有力量，暴雨一样无可逃避，引起心脏强烈共鸣。跳了片刻我就逃到舞厅外面。坐在马路边，仰起头，头顶的星星被彻夜亮着的店铺招牌遮掩，一颗也看不见。男男女女站在路上透风。
渐渐地，这一切都无法让我安定。我开始怀疑。疲倦导致厌弃，厌弃导致怀疑。我怀疑那种唐璜式态度，一些事情经历过，就发现不过如此。开始感觉到心里不满意，总有些什么地方是缺的，有些什么地方很重要，却仍然没抓住。
大学里影响我很多的是 BBS。它是我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径。那时候我迫切想了解外面的世界，BBS触动我内心的质疑。大三在学校里的集会，是我几年里最认真参加的一场集会。那是我刚刚开始爱上 BBS没多久，突然被关闭令我无法适应。BBS临时关闭的第二天，集会在学校礼堂前的广场举行。我说不好这是自发的还是有人组织，现场人很多，有点乱，一群一群学生，也看不到哪里是中心。
天色近黄昏，云影婆娑，天蓝而暗，接近地面的边缘呈现紫红的光晕。草坪周围站满了学生，有的在草坪边缘围坐，远看上去就像聚会或野餐。从他们身边经过，每个人都议论着种种可能的猜测。为什么突然关闭，来自何方，谁作出了什么决定，其他学校遇到什么样的命运。穿过人群，就像是穿过一个众说纷纭的帖子。我们最后停在相当外围的边缘处。一些学生开始忙碌地勘测场地，准备什么东西，我和一个男生站在一旁，不明就里。
“他们在干什么？”我问他。
他耸耸肩，表示他也不知道。“你平时都上什么版？”他问我。
“去历史版多一点儿。”我说，“我去新闻版很少，不大看时事。”
“不去挺好。”他说，“新闻版吵得太乱，没什么意思。这回被封不也是新闻版闹的。”
“闹什么了？”
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也没什么，还不就是那几个帖子。”
我叹了口气：“这都什么年代了。说两句又怎样？说两句能有什么危险？好多做法真是让人受不了。”
“我倒觉得无所谓，”他语气淡淡的，有点无所谓地说，“潮流不会变的。今天能关一个蓝合，明天就还有绿合、红合、黑合。总是止不住的。你永远不可能关掉未来的东西。 ”
我看看他的脸，陌生、平静、淡然。他的无所谓让我也突然有了一种出离现实的放松。后来过了很久，我发现他说的确实是对的。他和其他人一样不认同这件事，但是他知道某种趋势是无法阻止的，不必太过计较。我们就在那样一种浅淡的情绪中站在其他人周围，双手插着口袋，像是来参加春日夜游。他的蓝色衬衫在夜色中像是和周围景物融为一体。
天色继续暗下去，路灯点燃了。周围开始点蜡烛了。从塑料袋里取出一盏一盏白色的小圆蜡，在地上铺开，铺成广阔的一片。离得近看不出形状，只能见到点点白色从中心向四面延伸，延伸到草坪边缘，和青绿色柔和交错。学生越聚越多，都在弯腰点蜡烛，星星点点火苗一盏一盏亮起来，细弱摇曳，由白色簇拥，连成绵延不绝的亮光的海洋。蜡烛火焰在春天的夜风里微微摇曳，像一场盛大的生日，或是祭典。
礼堂看门的黄大爷走了出来，站在我们身后，探头张望。黄大爷人很不错，从前在礼堂准备活动的时候，得到过黄大爷不少帮助。他在学校已经四十几年了。
“这是干啥呢？”他像是喃喃自语。
“……一个活动。”我转过头说。
“啥活动？”黄大爷问，“今儿个是什么日子？”
“没什么日子。就是纪念BBS。 ”
“B什么？”
“没什么。”我笑笑。
“年轻人哪，”黄大爷一边叹着，一边又开始低头扫地，“太年轻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么有精力。”他又开始讲从前的事，我们很多人都听他讲过各种各样的碎片。“我六一年来这儿上班的，那会儿比你们还小。你们都没饿过肚子，六一年学校学生还有饭吃，我们下班回家就没饭吃了。那是真饿。我们就在这儿……”他说着说着扫到另一边去了，我无法听到他后面的话，他也似乎没有兴趣关注有没有听众。
待一会儿他又扫了回来。“六七年的时候……”他说着停了下来，用手背推推老花镜，又顺势抬起胳膊，指了指礼堂右侧一栋不起眼的三层红色砖楼。“也就在这儿。就是那楼。”他说，“一拨儿学生在那楼上架起火炮，打另一拨儿学生。是真的，我不骗你们。 ”他说着，又低下头双手扶住扫帚，“我不知道怎么打起来的，好像是两派，什么什么两派我也不知道。那会儿我们也不敢出门，出门要挨炮弹。是真火炮，是他们自己搭的，火药也是自己配的。后来？后来那可长了。外面那拨儿学生就包围楼里那拨儿，谁要是敢出来就捅死，他们拿着钢管斜切了，断面特别尖，一下就能捅死人。就这么包围了三个月，里面的学生就饿死了。”他在此停下来，用手泛泛地指了指，指向亮着白色小蜡烛的绿地广场，“我还记得哪。就在这儿。”他说着说着又走向另一边，声音渐渐暗下去了，“年轻人哪……”
那晚临走的时候，蓝衣男生要了我在 BBS上的 ID，我没有纸，给他写在了手上。后来两个月之后，BBS恢复运行，我们在网络上交流过几次。也说不上交流，只是偶尔在 BBS的信箱里，会收到一封祝福节日快乐的信件，只言片语中还可以想起那年的影子。但我们后来再也没见过面。
其实，BBS上从来不曾真有什么真的有害的言论，最多不过是对新闻的吵嚷和对历史的补充。中学的时候不喜欢上历史课，因为背来背去就是几行类似的句子：某人在某某时间在某某地点赢得了某某战役，某王朝从某某年到某某年，某某王朝覆灭因为某某皇帝昏朽腐败丛生，某某事件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这是像孤岛一样存在的碎片，其余的大片时光是透明的空白。大学之后开始对过去的事感兴趣。书浩如烟海，于是看 BBS。也仍然得不到全面精细的图景，只是零星话题如海上气泡，从水中冒出渐渐生成浪，一丝丝填补干枯岛屿之间的空白。有时候就连岛的存在都被浪覆盖掉，冲散了，发现那原本不是一座岛。
有时候弄不清谁说的是对的，吵着吵着就变成缠绕的线团，进而变为攻击。事实不清，连数字都各执一词，似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抗日时国共双方各自死了多少人，民国时的经济到底如何，解放战争时接受苏联多少援助，从百花齐放到反右之间发生了什么，林彪上飞机前说了些什么。这些事情要么从来没有出现在课本上，要么就以非常模糊的姿态出现，BBS却给出精微细节。有些人大呼过瘾，有些人坚决不信。我不知道什么是真。
我还记得大二时，有一个学生拿网络上看来的一段五十年代的历史问老师，问老师那时的决策究竟是谁的责任。老师似乎不想回答。他只是说对此问题他听过几种说法，但是他没有说他觉得哪一种更符合真相。这种不明确让我们觉得不满，我们像想知道 2+2= 4一样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老师并不愿意给。
记忆中，似乎从小到大遇到的历史老师都不太愿意提供那种明确。
困扰多了，重新爱上阅读。很多书是在这段时间进入我的世界。我喜欢那种郁闷的书。有些作者不用提到郁闷或悲伤或痛苦这些词，他们只要写，郁闷的气息就源源不断流出来。虽然尼采写的东西措辞强硬，但其实那种感觉郁闷极了，就是小时候我们被老师骂、被同学欺负之后恶狠狠地说“早晚有一天……”的感觉。塞林格也很郁闷，让人分析不出所以然，明明是很简单、没有故事的故事，他写下来就觉得难过得不行。理查德·耶茨也是。最郁闷的还是福克纳，他的故事源源不断每个字都是内心苛责的抑郁，还有一种对世界的呓语般的冰冷旁观。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种感觉的书，可能是因为自己郁闷，就不喜欢看到昂扬，想在其他难过的书里找到共鸣。我不喜欢嬉笑怒骂的书，尤其是充满聪明的嘲讽、却缺少同情的书。那会让我觉得作者太聪明了，站在人群中央扬着头，让四周其他人看起来都是备受冷落。就好像那样沉默笨拙理应受到嘲笑。我也在那冷落的人群中间。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自己与众人的关系之间摇摆。我希望能融入这个世界，然而处在众人之中，我又难以克制地游离。
我有一段时间想当哲学家。那时我被深深震撼到了，觉得其他各种学科都是浮云。我想写一本有关于人的意识和思想的书，颠覆性的，开拓性的，拓宽人类未来思考领域新局面，既又新颖又深刻，属于当代黑格尔。我喜欢统一模型，像利维坦那种，也想写一本有关人类的统一模型。
可是我不是哲学家的材料，我想事情并不深入，逻辑链条也很短。只不过哲学家的人生看起来很高超，与众不同，于是我开始沉湎于对哲学家生活方式的想象。清静的书房，每天散步和思考，远离红尘，影响未来。这种想象让我自我感觉良好，从而避免与人比较，度过万物虚无的那个阶段。
这种潜意识在当时还很模糊。我没有看清我的欲望，也没有看清欲望的来源。我不清楚我对超脱知识的追求，是否因为自己没法出众。是否因为我没法像何笑那样，随时进出那些玻璃的高楼大厦、穿漂亮的裙子、走路超快、跟全球人打电话，于是才试图追求某种相反的、看上去很美的意象。是否因为不如别人，内心自卑，才寄望于某一天突然变成一个伟大的人，像泥土里沉睡的蝉。我不知道。人最无法做到的就是想象自己如果不是自己会怎样。潜意识甚至连自己也无法确认。
我很想找点什么坚信，可是又害怕自己坚信的东西是错的。我不知道自我感如何建立，这是杀掉我的匕首。
我躺在床上，经历所有这一切。一旦开始追溯所有想法、念头和动机，就陷入没有尽头的链条，甚至可以追溯到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远古的祖先。这样的追溯让人疲惫不堪。可是我没办法回避。我不可能在世界的某个位置上找到解决出路，只能在心里找。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在睡梦中惊醒，在黑暗里静坐。
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自由，那并不是在过去的时光里，而是在此时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