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智囊团“谋德”谈
东汉末年的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袁氏集团是当时各个政治集团中最强盛者。然而，数年之后，在曹操的凌厉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陷于灭亡，其故安在？从《三国演义》中可知，袁氏集团的覆灭，固然有袁绍父子本身的原因，但其参谋班子中一些人“谋德”恶劣所起的坏作用也不可忽视。
一是“谋人”。作为领导者身边的谋士，本应以谋军国大事为己任，戮力同心，共赴大业。但袁氏集团中有些谋士却长于谗言诬告、排斥异己，不谋事，专谋人。袁绍向官渡大举发兵进攻曹操，正在坐牢的谋士田丰出于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上书曰：“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同僚逄纪谄媚地说：“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致使本来就怀恨于田丰的袁绍大怒，欲斩田丰。官渡之战失利，袁绍想起“不听田丰之言，故有此败，吾今归去，羞见此人。”逄纪竟捏造谎言，再次落井下石：“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果不出吾所料！’”使本已略有悔意的袁绍转而恼羞成怒，终将田丰杀害。据《三国志》载：田丰之谋，“虽（张）良（陈）平何以过之？”此语虽未免夸张，但田丰无疑是袁绍谋士中的佼佼者，他的被杀确是袁氏的重大损失。
二是“谋私”。袁氏集团的参谋班子中，有的往往为一己私利，甚至为个人面子，不惜诬告他人，离间关系，把人才推向敌营。官渡大战中，谋士郭图错误估计形势，力劝张郃、高览趁曹操乌巢劫粮袭其营寨。结果因对方已有准备，大败而回。判断失误，吃了败仗，本兵家常事，郭图却深恐二人回寨对证是非，于己不利，便一方面诬告张、高早有降曹之意，劫寨不肯用力，见袁绍兵败必喜，激起袁对二人的震怒；另一方面又危言耸听地对张、高传话“主公将杀汝矣！”使袁绍阵中数得着的两员猛将走投无路，双双倒戈投奔曹营，而袁还蒙在鼓里。郭图此谋，可谓高矣！无论如何，不仅达到了护己之目的，还取得了袁绍的进一步信任。但袁氏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拆掉了两根台柱子。另一谋士许攸，颇有智谋。官渡之战一打响，他捉得曹操催粮使者，得知曹军粮草告急，于是提出了一方面以持久战拖垮曹操，另一方面夜袭许都以实现内外夹击的作战方略。同为谋士的审配却背后告了黑状，使袁绍不仅不用许攸之计，反将他臭骂一顿，逼得许攸几欲自尽，后投奔曹操献计攻袁。审配之举，虽从参谋班子中挤出了一个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使袁氏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取胜机遇，丢掉了一名不可多得的善谋之士，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败亡。
三是“谋邪”。袁氏集团在“接班人”问题上爆发矛盾。面对内有袁谭、袁尚急位之忧，外有曹操大兵压境之患，几个重要谋士不是从大局出发，献计献策，使袁氏集团内部团结一致，共度难关，而是各怀鬼胎、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审配、逄纪为袁尚登极鼓噪，辛毗、郭图为袁谭失宠鸣冤。袁绍死后，袁谭、袁尚年轻气盛，未能认清形势，正确地把握自己，四个谋士更是肆无忌惮，竭智尽力，设计让袁氏两兄弟自相残杀，致使曹操坐收渔利。辛、郭二人甚至力劝袁谭投降仇敌，欲借曹操之年消灭袁尚。结果袁家三子一甥被曹操各个击破，袁氏集团从此灰飞烟灭。
袁氏集团的参谋班子整体谋德不佳，是由其政治素养不高所决定的。他们没有正确的政治原则，没有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又缺乏智谋上的远见卓识，加之人格卑下，所以时时处处事事以极端利己主义为宗旨。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把与袁氏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单纯的个人依附，期待着日后丰厚的回报；大敌当前，他们不能同舟共济，反而互相妒忌，视同僚为冤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当集体形成的决议与自己的意见相悖时，往往不能顾全大局，用一个声音说话，而是消极怠工，相互拆台，“许攸不乐审配领兵，沮授又恨绍不用其谋，各不相和，不图进取”；他们不惜同室操戈，卖“国”求荣，以图保住自己的名利和地位。由于他们各自为着私利而麜集，断难形成合力，只能一个劲地内耗，到头来毁灭了整个袁氏集团，也毁灭了他们自身。正是，以谋私开始，以害己告终。
谋士的谋德恶劣，与袁绍父子的领导水平和作风也不无关系。袁绍缺乏雄才大略，又刚愎自用，固执己见，造成了一些谋士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的心理；胸襟狭隘，因小儿生病竟愁眉不展，不思战事，上上下下形成了私而废公的不良风气，谋士们自然也各打自己的小算盘；近小人，信谗言，忠奸不辨，使邪气上升，正气消融，正义之士难得重用，奸佞小人屡屡得逞。至于袁谭、袁尚等，政治上则极不成熟，灭顶之灾将临，仍潜心于窝里斗，致力于内讧。盲人瞎马，终于堕入灾难的深渊。（作者单位：河南省新安县委办公室）
（来源：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