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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章茶餐厅推出《黑衣“蒙面”与香港“要脸”》,揭露乱港派暴戾恣睢的真面孔,及其惯用的“吓”“扮”“煽”“抽”“骗”五种损招。
    当前,街头骚乱正侵蚀着香港的社会秩序和法治声誉,却有一只“金融大鳄”再次插手香港,他金援黎智英、戴耀廷等乱港分子,资助国际律师协会等多家NGO,他的动机只是趁火打劫,企图窃取一代代香港人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
    但是,以“打败中国”为己任的索罗斯,不仅两次败走香港,最近,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大律师公会也出现“割席”现象。


    两度金融乱港,两度折戟沉沙

    88岁高龄的乔治·索罗斯,牙齿早已脱落多年,却依旧保留着苍蝇一般灵敏的嗅觉,远在大洋彼岸,一直伺机来港趁火打劫。

    2019年9月5日,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HKATS)出现严重故障,并在当天下午两时暂停衍生产品市场交易。对于毫无征兆的故障,港交所解释说“交易系统软件出现问题所致”。


    香港《大公报》援引消息人士话说,港交所此举是趁机“关门打狗”——时隔21年后,“金融大鳄”索罗斯卷土重来。

    1997年,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巨盗在东南亚地区兴风作浪,接连毁坏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体系之后,又将目光瞄准了回归祖国不久的香港。


    图表来源:央广新闻


    自恃熟悉香港金融套路,索罗斯制定了“完美”的攻击策略:他先是拆借、囤积港元以“蓄水”,仅6个月就囤积了2000亿港元。紧接着,他又推高港股并做空恒指期货,推高“水位”;最后,他开始“放水”,分别在1997年7月、1998年1月和5月三次抛售港元。


    “港府必败,带钱离港”,就在索罗斯做着如此春秋美梦之际,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打一场金融保卫战。

     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1998年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1200亿港元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平均每分钟接盘3.5亿港元,一天之内推涨期指600点,打击嚣张的空头势力。


    其间,空头势力几度火力全开,特区政府则照单全收。激战两周后,恒生指数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

    当闭市的钟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自此,香港成为索罗斯金融生涯中难得的滑铁卢,但他贼心不死,一直谋划着卷土重来。

    1998年8月28日,恒指期货合约结算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与国际炒家展开将近一年的“金融保卫战”,终在当天收盘钟声响起那一刻,宣告获胜。(新华社)

    索罗斯先是在香港埋下“钉子”。2009年3月,索罗斯命其子Robert Daniel Soros以1港元的资本在港注册成立SFM HK Management对冲基金公司,该机构办公室位于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35楼,正好在香港金管局的楼下。

    他较劲意味十足。2019年6月,香港社会发生“修例风波”,暴乱祸港对经济的损害逐步显现,为外部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这时,索罗斯又嗅到了趁火打劫的机会。

    他决意重施故伎。2019年8月,索罗斯先是利用港股下跌之机,大举买入空单建仓。香港《大公报》认为,“保守估计,1998年索罗斯一伙持有10万张空单,这次预计不低于20万张”。

    历史再一次重演。2019年9月4日,香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令港股大幅回升,恒生指数的单日涨幅高达4.3%。次日,当索罗斯试图大举抛出空单最后一搏时,却发现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出现上文所提及的故障。

    遭遇“关门打狗”后,索罗斯损失惨重,据传高达24亿港元。翌日,港交所恢复交易,港股持续上扬。


     
    埋“经济钉子”做空市场设“政治陷阱”作乱街头

    索罗斯两次“金融乱港”皆以败北告终,他怀恨在心,大有不搞乱香港就死不瞑目的痴心。1998年金融乱港失败后,他不仅埋下“经济钉子”,还开始设计“政治陷阱”——主要通过控制两名核心人物与多家政治组织实现乱港的不良动机。

    1998年败返美国华尔街后,索罗斯迫不及待地捐款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并自任主席,迅速成为协助西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金库组织。次年,该组织发布报告承认,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人权网站”,其中包括中国香港。

    “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站还显示,今年该组织在亚太地区预算为5760万美元。其中,1103万美元用于“民主实践”,730万美元用于“人权运动”。

    香港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则是索罗斯选中的“合伙人”。在《香港“拆家”黎智英》一章中,港嘢君披露过“肥佬黎”不仅是乱港祸港行动的大金主,更是西方反华资金的中转人。



    最近几个月以来,索罗斯利用开放社会基金会,不断通过黎智英等“白手套”向乱港暴动提供资金,以雇用人员、购买装备。

    “(索罗斯)目的是让香港持续动荡,令香港金融市场大幅向下甚至崩盘,进而谋取暴利。”香港《大公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索罗斯与黎智英等乱港分子狼狈为奸的经济动机。

    誓要在香港发动“野猪革命”的戴耀廷,是颇受索罗斯器重的另一名傀儡。2015年,“开放社会基金会”第一次金援戴耀廷任教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以及戴曾任副主任的港大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包括支持上述两个机构举办环球学术研讨会、合办多个工作室、发放人权奖学金等。

    索罗斯还多次出资帮助戴耀廷出书,肆意传播暴动思想。


    索罗斯所控制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还与国际律师协会(IBA)有染。2019年9月,国际律师协会公布颁发人权领域贡献奖予李柱铭、吴霭仪。

    李吴二人都是臭名昭著的乱港祸港分子。向两名乱港人士颁赏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则一直接受索罗斯的资金援助和实际控制。

    这意味着,李柱铭获得国际律师协会的厚赏,与他卖力配合索罗斯在港“颜色革命”有关。李柱铭所领导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已沦为索罗斯的一枚棋子。


    公开资料显示,香港大律师公会成立于1949年,历任主席均坚持政治中立原则,强调不能被“牵扯政党力量”。近年来,随着李柱铭、戴启思、吴霭仪等多名民主党和公民党“大状”迅速得势,香港大律师公会迅速改弦更张,频频干涉香港政治。

    2019年9月3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出“谴责警滥权”声明,要求行政长官调查警方所谓的“暴行”,这引起赵振寰、李绍强、黄汝荣等大律师公会成员的不满。他们发布公开函质疑,大律师公会“未审先判”就定论警方过度使用武力。

    香港大律师公会已背离开创之时的初心,这更触发该组织多名大律师的不满。2019年10月15日,香港资深大律师蔡维邦发文称,他极不认同公会纵容暴力的倾向,故在10月9日辞去大律师公会副主席的职务。

    香港资深大律师蔡维邦(资料图)。图源:东网


    香港大律师公会官网截图



    “如果有大量人不尊重法律,社会秩序就会瓦解。”蔡维邦指出,作为一名刑事法律师,眼见着香港社会的暴力升级,有人纵火烧银行、香港大律师公会破坏店铺、港铁车站等,这是所有文明社会都不能容忍的行为。

    南华早报报道截图



    这是罕见的一幕。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蔡维邦一度为乱港分子梁天琦担任辩护律师,后者曾是“旺暴”核心人物之一、被判入狱6年。

    蔡维邦与暴力割席,也标志着暴力乱港已惹得天怒人怨。其实,香港大律师公会早已政治化,被民众斥责为公民党、民主党的“B队”,沦为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会。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多家社会组织拜倒在索罗斯的“金脚”下。香港《大公报》2018年7月披露,一直为“港独”分子搭台唱戏的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一度向开放社会基金会和壹传媒黎智英寻求资助。年底,香港外国记者会就开始向开放社会基金会提交工作报告。

     这意味着,香港外国记者会“化缘”成功。对索罗斯而言,他已成功将香港外国记者会等多家非政府组织(NGO)纳入麾下。

     索罗斯乱港的核心手法正是,利用NGO多方扶植颠覆他国的“颜色革命”,进而达到趁乱打劫的目的。


     
    以“慈善”之名招摇敛财,搞“颜色革命”祸害世界

    1930年8月,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祖父是为纳粹统治服务的匈牙利官员。正因如此,索罗斯在二战期间不仅没有因为犹太人血统受到牵连,十四岁时就在匈牙利的黑市上纵横捭阖。

    自幼养成的投机倒把习性,让索罗斯一生荣华富贵。1970年,他与吉姆·罗杰斯共同创立“量子基金”,积累下大笔财富。

    但索罗斯并不满足合法投资赚钱的速度和规模,他开始谋划“金融战争”,狙击各国货币。1992年,索罗斯第一次出手狙击英镑,成功击垮英格兰银行,净赚10亿美元。

    吸取“第一滴血”之后,索罗斯以类似的套路相继在墨西哥、泰国等国家复制成功。外界猜测,这两场“金融战争”让索罗斯赚得数百亿美元。

    索罗斯嗅觉灵敏,他像苍蝇一样寻找着“有缝的鸡蛋”。2012年,索罗斯利用日本经济遭遇大海啸重创,以及监管部门的政策失误,成功做空日元。


    几十年来,索罗斯投资作风凶猛、蛮横推广民主理念的做法争议不断,他头上贴着“金融大鳄”“干涉内政的破坏者”“麻烦制造者”的标签,被指责引发危机并从中牟取暴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把索罗斯称为“奸商”“窃取了马来西亚人民财富的敌人”。

    东南亚和东欧国家尤其深受其害。在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土耳其等国,索罗斯及其开放社会基金会均被列为“不受欢迎”。

    为了洗白“盗贼”“骗子”的罪名,老谋深算的索罗斯一面拿出不义之财做点善事,到处以“慈善家”招摇撞骗。另一方面,索罗斯则祭出“民主”“自由”的旗帜,他标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者卡尔·波普尔的追随者,大肆在全球搞“颜色革命”,趁乱捞取社会财富。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索罗斯就成为美国“颜色革命”的最大金主。他的伎俩一度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屡屡得手。

    不过,一些深受其害的国家已看穿索罗斯的诡计,纷纷抵制索罗斯,并向“颜色革命”说不:2015年,俄罗斯宣布禁止“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俄活动;2018年,土耳其总统指责索罗斯及其开放社会基金会“分裂和摧毁国家”。

    不久,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办事处也被关闭。

    如今,多行不义的索罗斯已近鲐背之年,他不仅在世界各国成为过街老鼠,更是连走霉运:在俄罗斯投资巨亏20亿,最后不得不将自己亏损最重的一个基金关闭(量子新兴增长基金),更是在两次金融乱港行动中一败涂地。


    2019年9月9日,索罗斯气急败坏地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宣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胜过关心美国家利益”。

    外界广泛质疑,以“打败中国”为己任,索罗斯究竟有几斤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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