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规划 · 年会回顾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专题报告：山海之间—桑园围传统聚落的水患与水利

华南规划 · 年会回顾 

导读

2021年9月25-27日，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承办的特别对话“湾区韧性发展与适应性规划”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成功举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张智敏副教授作了题为《山海之间—桑园围传统聚落的水患与水利》的报告，通过回溯桑园围与水共生的历史，剖析了传统聚落对珠三角洪涝灾害适应性转变的历史进程，为湾区未来的适应性转型提供历史经验。

张智敏：山海之间—桑园围传统聚落的水患与水利

报告人：张智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佛山桑园围作为中国岭南地区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孕育蚕桑经济，滋养岭南文化，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独特的水文化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河口三角洲大型基围灌排工程，近千年来发挥着农田灌溉、防洪排涝、水运等效益，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2020年，广东省佛山市桑园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本次报告以此为背景讨论桑园围的历史经验与湾区的适应性转型。

01/桑园围面临的洪涝威胁和当地环境

桑园围的洪水威胁主要来自于珠江水系的西江和北江两条外江，内涝威胁主要是围内的降水过多和洪潮顶托造成的围内积水排泄问题，因此防洪工程主要是抵抗外江的洪水，排涝工程主要是解决围内积水的排泄。但两者又是相关联的，往往是在洪水季节，外江水位处于高位，而围内的降水带来的积水因为内外的水位差问题无法排除，两种灾害会相伴而生，洪水是主要问题，内涝是伴随问题。总体来说，桑园围的首要工程就是防洪工程。

桑园围区位 

但是桑园围的防洪工程与城市防洪不同，在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水边界漫长的乡村地区，人口众多但又未达到城市的人口密度，农业生产和经济发达但又没有城市积累的财富多和密集，是不可能实现古代城市防洪那种高投入、高保险度的防洪体系。因此，桑园围乡民与宗族在从商品型农业中获得更多收益，并且面临越来越频繁的水患威胁时，摸索和总结了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防洪适洪策略和技术，既符合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又处于乡民所能承受的经济和物质水平范围内。

02/桑园围水利设施的发展历程

宋元时期的“顺水而为” 

宋元时期的桑园围创建是为了保护耕作的土地，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村民充分利用自然地形，不与水争地，顺水而为，修堤捍田，由分散的小围联筑成大围，逐渐形成东西基围。各段基围明确分属各堡各甲，各自修葺抵御水患。 

明洪武的“积极防洪” 

明代初期由于河道的变迁、河床的淤积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水患增加，桑园围的村民与土地需要更稳定的保护方式，因此开始联合与水抗争，建闸窦，通河涌，固险段，共修大围，建立完整的防洪体系，从原来分散的防洪方式变成了一个联动的方式。同时，全围各堡将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一起，在应急的状态下完成大规模灾中抢险和灾后修筑工程，但还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机制。 

清乾隆的“适水而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对耕地的需求不断攀升，土地的开垦方式逐渐转向与水争地和进山开垦，这两者都导致了很严重的生态后果。下游围垦沙田侵占了过水断面的面积，水流在束窄的河道流速变快，同时上游森林的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大量的泥沙沉积抬高了下游的河床高度，从而导致下游地区在清中叶以后的水患加剧。

面对加剧的水患，桑园围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洪涝灾害的工程体系和制度保障， 在工程技术上，改变以往的土工方式，开始大量采用石砌方式来修筑重要的堤围，提升防洪工程的耐久性。在工程组织上，全围各堡统一修筑，在积极营建大围同时，还在考虑添加修筑子围来保护围内各个小片区的田亩与房屋财产。在制度保障上，建立了岁修、大修制度，制定了一套汛期防洪抢险规程，从汛前备料、汛期驻防巡防、到发生漫溢决堤时的遇险、报警、抢险都有规定。

03/适应水患的地方自治组织

由于面临西北两江的水患影响，桑园围十四堡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跨越了传统的行政管理边界，突破了地理形成的自然边界，形成乡村统一的水利社会，他们既承担交粮纳税的任务，也是基围专管专修一段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也享有所管堤围的经营盈利。也就是通过这种官方制度的图甲，移植到民间自治修筑堤围的管理制度上来，体现了帝国管理体制在县以下的自治系统中的延续。

在机构设置上，从清中叶起设立的桑园围总局起到了水利建设的中枢作用，将桑园围原来各自为政的两县各堡两县，联合在一起，从最上层开始的南海神庙的集庙议事，再分为西基和东基，再有各个堡的子局，再最后到基主业户，建立一套基于全围的完善的工程组织和实施体系。而围、堡、户的在治水层面的加强，确实是桑园围的水利工程的特殊性所导致的。

在经费筹措上，桑园围的修筑按照上交的税赋的多少来决定在大修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多少，按照各堡的实力和贫富以可管理可参照的方式进行，类似于一种＂基金＂的方式，将国家的赋税制度延展到乡村，将日常的税收与灾年的救灾联系在一起。将全围各个堡变成了一个可量化的对象。体现了围内共同防御，兴修水利，同时田亩数越多的堡承担的责任越大的利益原则。避免了各堡的田亩、人口不同、受灾情况不同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这种计亩派筑也如帝国推行的税制改革一样，人头税计入田亩税的进程相一致。田亩和地产成为体现利益和责任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桑园围总局架构

04/适应水利的经济社会发展

基塘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桑园围的农业生产模式经历了一个从以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的转变过程，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桑园围内的大部分土地使用模式。宋元时期，桑园围以水稻种植为主，果树种植为辅，主要起巩固基围的作用。

随着清代明代中期一口通商的开放市场和增加的人口，桑园围逐渐向经济农业转变，这是桑园围在面临环境和人口压力的重要适应性变化。村民对低洼田地进行改造，挖田成塘成为围内基塘农业的主要方式，基塘的优点在于：1）循环经济模式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出以适应一口通商的贸易需求；2）在相对广泛的区域进行大面积的改造，不受制于河道；3）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通过调整基塘比来适应生丝经济型农产品的价格的变化；4）有治水和蓄水的能力，可以延缓洪涝灾害对于人的生产方式的影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墟市应运而生，历经了4个阶段：

1）宋元两代至明代初期：墟市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乡民基本的生活需要进行的农产品交换。主要的销售对象是围外，同时供给围内。

2）明代中期：经过鼓励开垦土地和政治平稳期，明代中期桑园围逐渐成为珠三角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发展形成自然经济农业阶段的两级墟市，包括分布在聚落地理中心的基层市场和分布在水网交汇点的中间市场。

3）清代中期：乾嘉以来的桑园围内部农业商品化生产的转变，使得农业生产从以稻米为重，鱼、丝、果等兼顾的局面，迅速转向以鱼、丝为主，稻米逐渐减少的新局面。墟市建设进入一个高峰期，专业的墟市数量也迅速增加。发展形成商品经济农业阶段的三级墟市，增加了分布于对外交通节点的中心级专业化墟市。

4）清末民国：这个时期的桑园围农业生产进入到一个畸形的时间段，全围几乎没有稻米的种植，所有的农业生产以产丝为主要目的。全围围绕生丝生产设立的专业墟市大量增加。整个桑园围如同一个生丝的工厂。通过水网将分散在全围各地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联系在一起。

05/适应水系统的乡村空间演变

桑园围早期乡村聚落的选址和建设明显带有被动适应水患影响的考虑，以高地村落为主，避免水患带来的影响。随着宗族的繁衍与聚落的扩大，继而转向更主动的适洪系统营造，逐步扩展到低地村落，充分利用水利设施带来的经济效益。聚落适洪系统营造适应全围的水利系统，河涌、水塘、街巷、屋面、内院、闸窦、渠道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桑园围内的聚落明显带有聚落群的特征，地理位置上以水为轴线或是中心形成空间组织结构，以水神为共同的祭祀信仰组成共同的地域认同。家族有更替，家族之间有联姻也有争斗，但基主业户制度和共同修筑基围的责任与义务将不同的聚落和不同的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高地村落（松塘村）和低地村落（烟桥村）

06/湾区适应性规划的借鉴

桑园围提供了一个动态的乡村聚落群适洪治水体系。它不断适应周围的珠江三角洲水环境的变化并自我发展完善适洪基围体系。从宋朝的“顺水而为”到明朝的“积极防洪”再到清朝的“适水而为”，在日益严重的水患压力下团结全围，共防水患，并逐渐摸索适合桑园围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有效的治水策略和适洪系统。

桑园围提供了一个管理水利设施的基层自治机构。防洪与水患治理促进了桑园围自治性的水利共同体的形成，以全围的代表乡绅为领导和组织核心，堡为中间层级，基主业户为基层单位的构架，建立了以自治为基础，官府为辅助的完善的治水机构，以私有的适应性基塘农业、手工业为基本输出，提供包括大堤、子围、窦闸、河涌在内的防洪排涝系统作为公共产品。

桑园围提供了一个适应三角洲水环境的经济农业形态。由于处于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区位和内部的特殊水环境，桑园围发展了最具适应性的基塘经济农业，通过调整基塘比例和经济作物适应内外条件的变化。

桑园围的转变是珠三角聚落适应水环境的体现，是珠三角适应水患的传统智慧，并且这种转变不仅局限于水利灌溉设施单个系统，而且逐步影响到了区域自治管理，经济生产关系和城市网络演变，体现出对珠三角水环境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适应，再到积极利用的转变趋势。而今，我们对水环境的治理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正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如何在这种方式下引导、塑造一种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城市网络相适应的韧性发展模式，是桑园围带给我们的启示。

*以上内容根据会议现场速记整理，稿件已经嘉宾本人审阅。

报告整理：卢培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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