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下个十年，印度经济能追上中美吗？

2019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赢得连任，获胜后他表示将加快印度经济发展。印度当前经济规模约3万亿美元，按照印政府计划，到2024年经济规模达5万亿美元，2030年或2031年将以10万亿美元达致仅次于美中的经济规模。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相当骨感。印度经济自2016～2017财年出现放缓势头以来增速连年下滑，2018～2019财年增速已放缓至6.8%。2019年一季度经济仅增长5.8%，为此前5年最低水平，二、三季度增速进一步跌至5%和4.5%。

印度曾因两位数经济增速受到世界瞩目，其国内巨大市场和人口红利颇受投资者追捧。莫迪带领下的印度能否重回高增长通道，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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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放缓根子在国内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出口、消费、投资低迷，农业、工业、服务业不振，10月份失业率更攀升至8.5%；汽车、房地产行业录得若干年来最差表现；金融系统风险聚集；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近70%，超过40%这一发展中国家警戒线。IMF表示将于2020年1月显著下调印度经济增速预期。

总体看，印度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在国内。2016年废钞政策和2017年仓促推出的商品和服务税，冲击了实体经济并引爆影子银行危机。

废钞政策沉重打击了货币信用，对房地产、零售、棉花、珠宝、旅游等行业及占经济活动比重较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负面影响持续发酵。仓促实施商品和服务税，长期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因实施条件不成熟，短期内对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正常经济秩序受到干扰、中小企业利润下降，政府税收压力加大。

2016年11月8日，在印度金奈，一名当地人手中拿着500卢比和1000卢比面值的纸币。（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8年9月，以印度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发生违约危机为标志，影子银行危机爆发。2019年11月，印度第二大住房金融公司德万住房金融有限公司启动破产程序。影子银行流动性危机持续发酵，沉重打击消费和投资需求，使经济状况显著恶化。

就外部因素而言，全球外需萎靡不利于印度出口增长。2019年4至10月印度商品出口同比减少2.21%。不过，商品出口对印度经济拉动作用有限，不是经济低迷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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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前景仍堪忧

可以看出，印度经济低迷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实体经济受到大范围冲击尚未恢复，二是金融系统流动性危机使经济急剧恶化。这意味着经济短期内不易恢复。

其一，经济增长全面放缓，多个问题同时爆发，限制了刺激政策效果。印度央行2019年连续五次降息，但受银行系统坏账问题限制难以发挥效果，还推高了通胀率。政府大幅下调企业税以促进投资增长，但在商业信心低迷情况下不仅效果不佳，还加重了政府征税压力。

其二，难以推动结构性改革破除制度障碍、释放新红利。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团历来重视国内中小企业和农民利益，反对激进自由化经济改革。由于该组织对印人党胜选居功至伟，印人党面临的改革阻力上升，而且即使能在关键改革上取得突破，其拉动经济也尚需时日，且易因民众反对引发社会骚乱。

其三，政府赤字压力高企，限制财政政策空间。穆迪预测本财年印度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将达3.7%，高于3.3%的原定目标。这将压缩政府增加支出刺激经济的空间，1000万亿卢比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否落实存疑。

其四，政府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挤压少数族群生存空间，加剧了社会动荡，干扰了经济秩序。2019年底，因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印度多地爆发骚乱，极大干扰了社会生产和商务往来。

12月6日，印度新德里的印度门附近，一名女子在雾霾天气中出行。（图片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此外，印度还面临环境污染、水资源危机等问题。印度官方机构报告称全国近6亿人面临极端用水压力，首都新德里等21个主要城市地下水将在2020年耗尽。

目前看，印度政府提出2024年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或难实现。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名义GDP增速需达10.5％，实际GDP增速需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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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重回高增长通道说易行难

当前印度发展模式面临瓶颈，如不能释放新动能或新红利，中长期恐难重回高增长通道。

以服务业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空间已有限。印度农业生产率极低；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制造业不发达；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导的服务业市场趋于成熟，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日趋激烈的竞争已开始限制其增长。此外，印度前几任政府推行自由化改革释放的发展红利已有所衰退，私人资本投资率2012年起连续下跌。印度现有发展模式已走入瓶颈。

与此同时，上述经济模式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却凸显。印度服务业就业人口有限，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难以承接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印度近半人口就业于劳动效率极低的农业，收入微薄。因此，印度此前数年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就业大量增加和贫困人口急剧减少。由于选举的政治特性，政府每年花费大量资金用于为穷人提供各种补贴，限制了其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印度虽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不高。如不能提供就业，所谓人口红利只会加剧财政负担和社会不稳定。

印度推动制造业发展成为新动能也困难重重。印度希望承接中美经贸摩擦中意欲外迁的制造业企业，但并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制造业的能力。印度《土地法》导致征地难、《劳工法》对劳动力过度保护且劳动力素质较低、银行坏账问题限制信贷增长等因素，限制了制造业大规模发展，相关结构性改革至今难以取得突破。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窗口期有限。印度还面临来自越南、孟加拉国等国的竞争。

社会因素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制约也不容低估。一方面，印度政府积极推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加剧了民族宗教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种姓制度的影响仍难以消除，阶级固化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配置和社会发展活力。

印度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善，中长期重回高增长通道仍需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释放新红利，或利用其他发展机遇发掘新增长点。而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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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王海霞

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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