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会客厅 | 袁岳：外企决策考量因素增多 引资还需更多换位思考
在去年面临多重挑战的压力之下，我国引资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再创历史新高，首次超过1.2万亿元。而今年，我国吸收外资面临的形势依然是非常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跨国投资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超大的规模市场、完备的工业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等构成的引资综合优势在不断强化。这对广大外国投资者来说，依然是来华投资的理由。
零点有数董事长 袁岳
“中国对国际投资项目的吸引力还是有一些明显优势的。”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举例说，由于多类产业甚至非常深度细分产业的供应链本地化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外企供应链总体成本；中国拥有发达且覆盖面广的基础设施，物流行业发展迅速，这使得企业物流成本可控性程度不断提升；中国还拥有具有一定熟练度和可塑性的劳动力群体；地方政府求商若渴，对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招商引资业绩的积极性非常高。
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推出了不少举措，坚持市场准入平等、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清理涉企收费等等，提高了外企的获得感。
“如果我们服务外商都达到特斯拉落户上海的效率水平，这样的营商环境好不好？如果这是一个对所有外商都适用的普惠做法，或者这只是对于外商中达到一定规模和行业门槛企业的普惠做法，或者这是各类所有制企业都适用的普惠做法，那么这一做法被企业认可的程度就会不同。”袁岳观察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的同时，一些制约外商投资的因素也更为明显，特别是国内外政策性制约因素在明显增加。
“外企在中国投资时，技术含量和创新度高的项目受到其他发达国家制裁和限制的因素会持续增加，而技术含量和创新度没那么高的项目得到政策支持与政府重点服务的可能性有限。当前，外商在华投资比较有增长可能的，恰恰是并不在中国政府优先鼓励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技术范围的项目。比如，今年德国企业在华新增投资项目多与重化、机电、电子消费品等有关，而并非政府鼓励政策中提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兴生物医药技术、新能源等产业类项目。”袁岳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比较吻合本地条件和基础的产业更新、优化、提升给予的考虑偏低，投放的资源支持偏少，对相应的外商投资释放的欢迎信号偏弱，这就导致了普遍的“想做的招不到，能做的眼不瞧”的局面。
袁岳认为，我国的营商环境还存在着以下短板：一些地方产业尤其是新兴的深度细分产业中，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低，企业影响、参与或者直接进行职业人才培养的制约机制多，这都增加了外商对投资项目中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落地成本的担忧；显性税费成本高，这会抵消一部分政府在谈判中给出的退税、税收奖励、资金支持政策等优惠条件带来的红利，况且由于地方政策相关资源获得设置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这种政策沟通技能和意愿并非外商投资企业的强项。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岳认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需要换位思考，了解外资企业的习惯。比如，外企大多使用专业服务机构帮助他们处理大部分需要与官方、合作伙伴、同行打交道的事宜，而不是去找政府官员或机构直接处理相关事项，这就需要促进专业服务机构发展；在争取商业资源和政策资源，特别是获取优惠利率贷款、政府采购或者其他公共采购竞标机会、政策资金支持的时候，外企可能会感受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距离，这就要在这些领域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外企在政府要求其配合实施一些行政措施时，他们的理解与反应会比较慢，政府机构要给予宽容和理解。
“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合作时常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当下，规模较大的企业、知名企业间的合作项目可能容易被注意。因此，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还应充分鼓励外企与民营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合作。项目合作也可以采取多项目分散合作、非敏感应用领域广泛合作、境内外分置合作等方式，减少公开名单、过度突出外企项目中的核心技术分布等做法，替外企分忧。”袁岳表示，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优化营商环境时，不仅要对标世界银行的宜商环境指标、我国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还要根据外资企业在其特定产业、特定来源地、产业链中所处的特定地位来综合考虑，从而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吸引力。
来源：中国贸易报记者 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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