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霅流长芸香馥郁——湖州藏书文化（一）

湖州，山水清远，人文荟萃，素称富庶之地，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藏书文化就是湖州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有史籍记载的南朝沈约到民国时期的刘承幹，绵绵1500年一个个藏书家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多彩的湖州藏书历史。

私家藏书，薪火相传

湖州私家藏书，历经千年岁月文化风尘的洗礼，藏书事业此落彼起，藏书名家蝉联辈出。据吴晗先生《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在浙江38个府县中，湖州藏书家总数居第3。又据范凤书先生统计，在中国藏书家数量最多的十个市县中，湖州以总数95家排名第5位，在浙江地区位列第3。

始有南朝吴兴二沈。南朝时期，武康沈氏家族开浙江收聚之先声，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沈麟士归隐山中后，开门授徒，藏书不辍。晚年家中遭逢火灾，数千卷典籍化为灰烬，为著述仍毅然抄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筐”。沈约先世已有藏书，其族沈亮曾“得赐书两千卷”，至沈约“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南齐书》四库全书本

沈约塑像

隋朝历时较短，私家藏书的流传处于短暂过渡阶段，然而在这个时期，湖州却出现了一对颇有影响的父子藏书家，他们就是武康的姚察和姚思廉。姚察“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所藏图书尽传与其子姚思廉。姚思廉，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后人并为“二十四史”之列。

唐代，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滨，与皎然结为忘年之交，利用湖州官方藏书和皎然家族私藏，闭关对书，著书立说。

《茶经》宋刻本

宋代的雕版印刷业开始普及，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的编书、刻书之风盛行，加之此时的历代文献积累已经相当丰厚，故而藏书成为一种风尚。这期间湖州藏书达万卷以上的大藏书家就有12人之多。北宋熙宁年间，沈思、沈偕父子，时人称其“黄金散尽为收书”。南宋的陈振孙个人藏书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据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蒲，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叶梦得晚年退居湖州，“平生好藏书，逾十万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周密原籍济南，四代客寓吴兴，自述“吾家三世积累……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有“书种”“志雅”二堂，以祖孙三代藏书名闻天下。两宋之间湖州另有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称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卷。

元代，是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渗透的时代，湖州赵孟頫家族的藏书事业十分兴盛，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元代中期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元代及后期的湖州书商雕版刻书、贩书风气的流传。赵孟頫所藏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为后世藏家称绝。赵孟頫警策子孙，手书“吾家业儒，辛勤置书。……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

元赵孟頫写  至正十三年（1353）刻本

明代在蚕桑业的迅速发展与尚文政策的共同助推下，湖州人读书、著书、刻书、藏书、贩书蔚然成风。茅坤“白华楼”，“藏书甲海内，练市新购书楼，凡数十间，至于充栋不能容”。其孙茅元仪编有《九学十部目》，可见藏书范围之广。又沈节甫“薄富贵而厚于书”，有“玩易楼”。姚翼的“玩画斋”藏书也达万卷以上。另外，潘曾紘、臧懋循、徐幼文、朱国桢、凌濛初、董说等都是著述宏富的学者，这都得益于他们自己丰富的藏书。

清代，形成了湖州私家藏书的第三次高峰。刘桐“眠琴山馆”，聚书达十万。严元照“芳椒堂”也有万卷藏书，且多宋元刊本。许宗彦继承祖上藏书，有“鉴水止斋”于杭州。大学者严可均更是嗜书如命，藏书二万余卷。

清代后期，陆心源有“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楼，藏书达十五万卷。尤以收藏宋元刊本至六百余种，为时所重，是晚清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南浔藏书处有张钧衡的“适园”，蒋汝藻的“密韵楼”等。

月河街千甓亭

蒋氏四代藏书，其祖上已有“俪籝馆”“茹古精舍”“求是斋”“传书堂”等藏书楼。“密韵楼”中仅善本就有二千六百六十六部。刘承幹的“嘉业堂”更是私家藏书的巨擘，全盛时藏书总量“约六十万卷，费逾三十万”。

嘉业堂藏书楼

来源：湖州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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