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霅流长芸香馥郁——湖州藏书文化（三）
湖州，山水清远，人文荟萃，素称富庶之地，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藏书文化就是湖州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有史籍记载的南朝沈约到民国时期的刘承幹，绵绵1500年一个个藏书家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多彩的湖州藏书历史。
刻书贩书，流布极广
较早从事刻书传播文化的湖州人，当推王永从。北宋末密州观察史王永从全家发愿捐资，在湖州思溪圆觉院开雕佛经，1132年刊成。《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共550函，1453部，5480卷。此后，法宝资福禅寺依据《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增补，刊刻《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1242年刊成，计有599函，1459部，5740卷。
思溪藏五千九百十三卷
宋靖康元年至绍兴二年（1126-1132）王永从刻本
南宋时，叶梦得在弁山石林精舍刊《石林居士集》100卷，施元之、施宿父子在三衢坐啸斋刊《五代会要》、《五代史》、《苏子美集》、《新仪象法要》。赵与筹刊《通鉴纪事本末》（存残本）。《松雪斋文集》10卷、外集1卷、续集1卷，花溪（今湖州练市花林）沈璜元至正五年（1339）刊，是赵氏文集的最早刻本。长兴臧懋循“家藏杂剧，多秘书”，编有《元曲选》100卷、《古诗所》56卷、《唐诗所》47卷等共计10种。万历间姚翼刊刻过茅坤的《白华楼藏稿》十一卷、《续稿》十五卷及《吟稿》十卷。明代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代，吴兴闵家就刻印了《楚辞》、《花间集》、《会真六幻西厢》等 38 种之多，凌家刻印的彩印本有《唐诗绝句类选》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周礼训笺》 、《李长吉歌诗》等 23 本之多。凌濛初刻《琵琶记》、《拍案惊奇》、《圣门传诗嫡冢》、《陶韦合集》等共计17种，且精于套版印刷。
苏长公小品四卷苏长公启二卷苏长公表三卷
（宋）苏轼撰 （明）王纳谏评撰
明凌启康刻朱墨套印本
苏长公合作八卷补二卷
（宋）苏轼撰 （明）高启等批点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凌启康刻三色套印本
世说新语八卷
（南朝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宋）刘辰翁 刘应登 （明）王世懋评
明凌濛初刻四色套印本
孟东野诗集十卷
（唐）孟郊撰 （宋）国材 刘辰翁评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
闵齐伋，字乃武，号寓五，晚明文学家，为套版印刷技术的创始人之一，出版书近300种，其中双色至八色套印约150种，号称“闵刻”。闵尔容采茅坤评苏轼文，刻有套印本《苏文》6卷、《韩文公文钞》16卷等。闵刻《西厢记彩图》，刻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共有图21幅，双面连式(一图跨双幅)，高32公分，宽20公分，为晚明版画彩印中的极品，孤本现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茅坤“曾刊刻过明郭正域的《解庄》、《墨子》”，自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曾应凌稚隆之请，写了《刻汉书评林序》。明谢肇淛认为：“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且版、纸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其肯定了吴兴“剞劂之精”堪与宋版比肩，可见吴兴刻书在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贡献之大。
三子合刊十三卷 （明）闵齐伋辑
明闵齐伋刻套印本
孟子二卷 （宋）苏洵批点
明万历吴兴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
陆心源选辑刻印的图书有《湖州丛书》、《十万卷楼丛书》等。其中《十万卷楼丛书》收书 52种385卷，汇辑了罕见的唐、宋、元人著作，以医书、笔记为多，所据均为宋元善本或旧抄足本遗书，在近代出版史上有一定地位。张钧衡适园藏书多宋元古本、抄稿本及“黄跋本”和“顾校本”，利用其丰富的藏书，刻印《张氏适园丛书初编》、《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等，共计一百种。蒋汝藻刻《密韵楼景宋本七种》，又称《密韵楼丛书》，是影刻本中的精品，印本纸墨上乘。朱祖谋1922年将历年收藏的唐、五代、宋、金、元人词集、词别集184种辑刻成《彊村丛书》。
清光绪归安陆氏刻本《十万卷楼丛书》
民国补印本《彊村丛书》
刘承幹的藏书思想十分开明。他并不一味地醉心于搜罗珍籍，据为己有，而是热心于将其传播于世。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到嘉业堂观书、抄书，连当时一些国立图书馆也到嘉业堂抄补遗缺。南京省立国学图书馆所藏《明实录》即抄自嘉业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也是借抄自刘氏嘉业堂而得以出版。刘承幹不仅乐于借抄、借刊家藏珍籍，而且自己刊印流传，嘉惠士林。刘承幹先后刊刻了《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多种丛书，以及单行本《影宋四史》、《章氏遗书》等，共计200余种，约3000卷。嘉业堂刊本大部分是用来免费赠送的，不但国内著名图书馆、藏书家、学者、名流来函即送，就连一些国外的图书馆、藏书家和学者也多受其惠赠。建国后，刘承幹藏书为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机构所得，依然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发挥巨大的作用。
嘉业堂丛书
求恕斋抄本
吴兴丛书
湖州人在藏书、刻书的同时，还致力于图书文化经营活动，对文化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书商形式多样，既有开铺设摊之坐贾，也有肩挑船载、四出兜售之行商。湖州一带更有书船一业，谓之“湖船”，是行商中极具地方色彩的一类。湖船利用江南湖泊河网交叉、水路发达之利，昼夜舟行于杭嘉湖、苏锡常一带，过街穿巷，收售书籍，信息灵通，对图书传播与流通贡献很大。乾隆皇帝征集《四库全书》时，曾向湖州书商征集。据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记载，乾隆皇帝曾发谕旨：“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买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湖州书船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将我国古代贩书业的发展推向顶峰 ，真可谓“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
湖州“书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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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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