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不可能站在你这边

昨天一大早，我差点被一个重大新闻惊掉了下巴：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宣布世界上第一对基因编辑人出生了。

我想就算不是生命科学专业的人，也能感受到这个新闻的爆炸力。不过为了能更全面地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我还是先要从什么是基因编辑说起。

自然界当中有一些生物大分子具备修改基因的能力，这些生物大分子经过人工优化以后，就成了所谓的“基因编辑工具”。如果将基因编辑工具导入到细胞内部，就能够按照人的设计去修改生物的基因，这就是基因编辑技术。而在本次制造基因编辑人的研究中，他们的做法就是将基因编辑工具设计成能够精确删除一个叫做CCR5的基因的32个碱基，然后将这样的基因编辑工具导入人类的受精卵当中，以图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人类的这个基因。如果成功，那么这样出生的孩子，理论上就能够拥有较强的抵御艾滋病的能力。

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技术，一些实力比较强悍的实验室可能在三四年前就能做这样的工作了。但是全世界那么多实验室，全都没这么做，为什么呢？为什么科学家要给自己的工作划出这么一条红线呢？实际上，在贺建奎宣布自己制造出基因编辑婴儿之后，几乎国内外所有科学家都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声，宣称自己坚决反对此举。包括现代基因编辑技术的创始人张锋、詹妮弗·杜德娜以及乔治·丘奇等科学家都对此表示了关切，并表示现在直接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健康人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主要还是两方面的问题：技术和伦理。实际上，大部分科学家也明白，未来多半会有基因编辑的人类出生，但这是在伦理、法规、观念、技术各方面都完善以后的事情。

打个比方吧，这件事情就好比我们打算定向爆破拆除市中心的一座摩天大楼，这里面牵扯到太多技术问题、安全问题。很多专家还在严谨论证方案的时候，贺建奎带着一帮人直接把楼炸了，还振振有词说反正这座楼必然会炸，伦理必然站在他这一边云云。

这不是科学家干的事情，非要说的话，做出这种行为的只能称之为疯子。我相信，这决不是什么科学的进步，伦理也绝不会站在他那一边。

从技术上说，基因编辑还不是一个成熟到可以用到健康人身上的技术。比如说基因编辑的效率还不够高，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此得到的个体身上，只有一部分细胞能够得到编辑。而如果想抵御艾滋病，则所有细胞都必须得到编辑。也就是说，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理论上极难真正让人获得艾滋病的免疫力。

此外，基因编辑技术还存在“脱靶效应”。简而言之，它有一定可能编辑到设计者不希望修改的基因，而这是有致癌致畸风险的。

所以贺建奎所说的那两个孩子，极有可能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抵御艾滋病的能力，反而白白承担了风险。而这又牵涉出了很严重的伦理问题。

说这是让健康人承受不必要的风险，都是避重就轻。本项研究可谓从一开始就疑点重重，它的伦理审批来自于一家莆田系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后者现在正在极力撇清关系），立项申请中填写的则是与之八竿子打不着的“艾滋病疫苗研究”。

贺建奎与他的美国合作者在一个视频中宣称，婴儿的家长完全明白这个研究的意义和风险。真的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家长在明知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收益反而会白受风险的情况下，还能“自愿”接受一个有违法嫌疑的人体试验。

而且研究的“成果”——我真的不太想把它称为成果——至今尚未完全公布，我们到现在甚至连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干了这么一件事都不知道。

目前科学家讨论比较集中的，是能不能对身患绝症、面临死亡或巨大痛苦却无药可医的患者实施基因治疗，也就是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正他们出问题的基因来治病。而通过基因编辑来赋予免疫力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一方面，像CCR5之类的基因虽然会降低对艾滋病的抵御能力，但它也会提升对一些其它疾病的抵抗力，属于有利有弊的基因。考虑到近年来治疗艾滋病的技术增长迅速，人类征服艾滋病应该也是胜利在望了。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要面对的，是为了抵御一种早就能治的疾病，却在几十年的人生中要承受其它疾病的风险。

另一方面，你根本没有办法人道地检测他们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免疫力。难不成等他们长大了，你还要人为地让他们染上艾滋病吗？

有人说疯子是历史的推动者，话倒也不错。可是世界上众多的科学家本来就在有条不紊地推动历史。贺建奎的行为更像是在一辆开得好好的公交车上，突然冲出来趁着驾驶员不注意狠踩一脚油门，这样推动的历史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这次事件其实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事情的门槛越来越低，人们担心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伦理法规只能限制正规的科学家，但阻止不了疯子。可以想见，疯子决不会只出现这一次。

愿那两个孩子能有正常的一生，愿疯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过对学术界、执政者、商业界而言，真正的考验恐怕才刚刚开始。

（文 / 唐骋，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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