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聚焦| 港中大(深圳)校长徐扬生：我们要培养大写的人
的人
提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大部分人并不熟悉。不过，说起一件事，大家也许会刮目相看。
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2016年11月14日公布，把国际永久编号第59425号小行星1999 GJ5命名为——“徐扬生星”，“徐扬生”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个院士和校长，而是被正式写上了浩渺星空。
作为港中大自动化与计算机辅助工程学讲座教授的他，为何会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如果你了解到徐扬生的办学理念，可能就一点也不讶异了。
学贯中西，古今通汇，文理融合。通识教育被徐扬生从香港带到深圳，这算是继承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优良传统。
事实上，文科生不懂理科，理科生不懂文学，学计算机的只会程式，学法律的不懂经济，各种缺憾已经越来越困扰我们的大学教育了。以前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恐怕也早已经与时代落伍了，而古人常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更是辛辣讽刺了只会死读书的人。
难能可贵的是，徐扬生把这种培养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理念，用在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实际课程设置上，真正用行动实现了办学的诺言。
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徐扬生个人经历也不简单，但正是这些过往的苦难经历，才成就了一个懂得多、厚积薄发的人才，让他更加懂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后发优势，更加明白人只有在精神上强健，才能不被击倒，才能排除一个又一个困难。
菜根谭有言，嚼得菜根，百事可为。所以他把他的学生打发到田间地头，打发到社区服务机构，这或许是他的一种用心良苦吧。
只要称之为大学，就要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校的每一个学生，使得每名学生都有浓浓的学校烙印，使得每个出了社会的毕业生同其他人在一起时能够有别于人。这种独特的气质才是大学立校的根本。
我很赞成徐扬生很多的理念。诚如大学，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思辨，做独立思辨的人。
的确，大学教授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思维方法。不只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人。以德树人，做一个大写的人。
—— 陈文定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深圳平台CEO
兼任深圳市青联常委
深圳市青年新闻传播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
港中大（深圳）知新楼一景
陈文定：刚才我一进教学楼大堂，看到两幅巨型字画特别醒目：“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诸位今日桃李芬芳，明天系国家栋梁”。听说这是你的手笔，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对于国际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为什么这些理念对人才培养那么重要？
徐扬生：在谈培养人才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我们想培养的是“人”，不是某一个专业的专才。你如果做人都做不清楚，你怎么能够做好工程师，做好医生，做好银行行长？学校的目的是把学生的潜能发挥出来，去从事他今后喜爱的事业，这中间当然需要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做人的精神，理念和原则。“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真正要把它做好非常不容易。因为现代的大学从历史上看是从西方过来的，中国古文里的“大学”不是指现代的大学，是指国子监那种机构。
陈文定：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的东西要在中国立住脚，一定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来自西方“大学”的概念，怎么才能在中国站住脚呢？
徐扬生：我想也是要跟中华文化相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学贯中西”。另外，学术应该站在国际的高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开眼界、见世面，所以我们要打通国际化这条线，我们跟剑桥、加州大学伯克利等等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联盟，我们的学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交流、学习、考试，参加比赛，这样才能接触到一流的学术氛围。
陈文定：这应该就叫“古今通汇”。越往前走越不能忘记过去，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那是没有前途的，也走不远。
徐扬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不清楚的话，你会急功近利，你会夜郎自大，你会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培养学生，要从这个意义来看，不能仅仅从专业的意义上来培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为学生提供了四年的通识教育，无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这些世界文明传统的经典是所有学生的必修内容。
“古今通汇”很重要，很多优秀的学生，清华的，北大的，读完以后到国外留学，到了他们30多岁的时候，却感到迷茫。对于欧美文化，他可能懂点儿皮毛，而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自己感到很空虚，内心很不充实，这就是文化缺失造成的问题。
继承传统文化还不应该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该包括所有的世界文明，所以我们在通识教育中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同时，我们强调了“文理融合”对培养一个情志身心健康、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有益的。
陈文定：其实当前深圳的高校也是理工院校居多，让人觉得有点“偏科”。学校，尤其是理工类学校，如何有针对性地开设人文素养课程，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徐扬生：现在的文科生基本不懂理科，很多文科生是因为理科差，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文科。同样，理科生也基本不懂文科，那更要命。
造房子的人，只顾房子不会倒下来就行，造得很难看，因为他不懂美学，所以他到最后就是个工匠，做不到高层次的建筑师。我有时候对学生说，如果你是工程师，刚到一家工程公司工作，那家公司的总裁常常也是工程师出身，他设计的工程可能与你的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你，那为什么他的工资可以比你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呢？他一定有一只脚站在不是工程师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有很多一般工程师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是人文的东西。
所以我们学校很注重文理融合，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做得好一点，全面一点。“文理融合”的另一个原因是你今天的专业也不一定是你终生的工作，这个世界在变，职业也在变，学生应该有较宽厚的学养和自学精神来适应这种变化。
港中大（深圳）迎新春活动中徐扬生校长和同学们一起写春联
陈文定：我发现你跟很多大学的校长不一样，你跟高中生接触的特别多，跑中学是家常便饭。近两年，港中大（深圳）在全国“圈”出了80所最好的中学，你目前已经跑了48所，在跟高中生交流和接触的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徐扬生：我为什么要跑中学呢？因为大学就像炼钢厂，中学的学生就是钢材，我要知道，优秀的钢材都在哪里。我还会对进入港中文(深圳)的学生进行学业成绩跟踪记录，这位同学在中学的表现，高考情况，哪个中学的，来大学后的成绩及家庭情况形成一套大数据系统。通过研究发现，学生在大学的成长，跟他所在的中学、所在的地区关系很大，高考成绩反而没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中学各有特色，包括深圳的“四大”名校，也各不一样。我自己调查以后发现，深圳中学的学生独立思辨能力很强，有追问和质疑的精神，非常可贵；深圳实验学校出来的学生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把自己管理得十分有序，如何分配学业与娱乐，清清楚楚的，有自我约束能力，所以学生成绩一般不错；深圳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心态比较开放和随和，英文程度也比较好；深圳高级中学的学生发展得比较全面，集体精神也不错，音乐体育特别优秀。当然我还是粗浅的认识，还会了解更多，因为现在在校学生还不多。
陈文定：你现在走了那么多学校，对于目前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小孩，又有哪些看法？
徐扬生：整体讲，我们国家的一流中学，完全可以跟先进国家的中学教育相比。我们与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是越低的越好，越上面越有问题，中小学不错，大学问题比较多，研究生教育问题更多；美国是博士教育最好，大学第二，中小学差一点。
我们培养出来的中学生主要问题是应试教育，知识面窄，独立思辨能力差一点，同时因为是独生子女，精神层面上比较自私，社会责任感缺乏，也比较脆弱，常常缺乏理想。我知道正在进行教改，希望会好一点。
港中大（深圳）首届研究生参加毕业典礼
陈文定：深圳高等教育探索境内外合作办学，港中大（深圳）应该算是先行者。但这几年，一下子有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深圳落地。你认为合作办学的困难在哪里？
徐扬生：办大学很难，引进国外及港澳的高校在深圳落地，会办成什么样的学校？我自己感觉挺难的。难在哪里呢？第一，引进外面的学校，水土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接地气？第二，外面进来办学的人，明不明白国内的办学形式、方法？第三，国内这方是不是会尊重对方？了解对方在国内办学的目的，了解对方办学的方法、理念和原则。第四，国内社会、中学、学生是否了解认同？办学就像生小孩，生出来以后退不回去，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像办公司，不成功就把它关了，学校是关不了的。
陈文定：那办得差了怎么办？如果办成二流的、三流的学校，以后就很难把它搞上来，学校品牌搞坏了，非常不容易把它搞好。
徐扬生：质量是至为重要的。谁来评判质量？评判的不应该是我们。什么人有资格可以来评判？必须立个规矩，从一开始就把它想清楚。我们努力把自己的标准定得比香港中文大学要高，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后达到这个目标。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陈文定采访徐扬生校长
陈文定：在深圳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经验中，“高层推动”四个字频繁出现。但实际上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采访深大校长李清泉，他当时讲了一个观点：一流的大学绝不是在行政指导之下办出来的。那么作为港中大（深圳）的校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扬生：大学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正如钱学森先生讲过，办大学应该按照培养人才的规律进行。刚才说到了高层推动，也是中国特色体现在办学过程中。政府在大学创办中，实际上起到很大的作用，是有效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始创建时，这里还属于深圳不发达地区。当时我们在很破的厂房里办公，吃午饭都没地方买，连卖盒饭的都没有。我们去问保安，你哪来的盒饭，他说他也不是买的，是自己从家带来的。后来我们跟时任龙岗区委书记杨洪说了这个事情，他为人朴实，马上就从食堂选了两个人，挑着担子，把所有的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放在里面送过来了，又把学校的房间稍微装修一下，食堂就可以开门了，先解决吃的问题。
陈文定：这件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政府是非常有效的，政府在办学中也很重要？
徐扬生：是的，深圳市政府对我校一直很支持，这与深圳的社会风气很有关系，我非常感恩。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学校如果不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地区，不知道会怎么样？
另一方面，我是主张社会多关心一下大学。比如，香港的大学每年有很大一笔经费来自社会捐助。比如说如果政府资助三四十亿的话，那么社会捐赠大概十个亿左右，占学校整体经费的1/3到1/4。引导社会参与大学管理，还包括专业的设置。香港中文大学有上百个委员会，都有社会人士和机构参与其中，各类人才培养，包括EMBA、MBA，设置专业时会吸纳社会的意见。换言之，假如某大学的某专业，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谁的责任？学校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专业时，委员会里的行业代表会发表意见，企业需不需要这一类的人才？办大学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而不是都扔给政府。
哲学俱乐部举办第一期活动探讨“什么是艺术”
陈文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未来的发展，你也提到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学，都是非常热的概念。而社会还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你认为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如何跟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呢？
徐扬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智能科学，数据科学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职业和分工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导致了对未来人才需求的变化。
我们需要培养交叉学科的人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法律方面的人才，社会急需了解通讯、信息和医学方面有关的法律人才。这种对两个领域都了解的人才目前很难找。又比如说现在办了很多医院，招聘医院院长，你说院长应该是学医的，还是学管理的？现在做风投的金融公司，大量的工作是考察公司项目，这些专业能力又是跟理工科有关，可是搞风投的大多数是学经济的。这就是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学科设置上注重于新型交叉学科。也可以说是跨界，包括文理跨界，经管与理工的跨界，以后还会有法律与金融跨界，生命科学与社会学跨界等等。
社会急需国际化的人才。我们在学生的培养中有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化。国际化人才并不只是懂英文，更需要你明白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运作，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在国外的著名大学，亲身感受它的氛围。
我们需要培养综合性的管理人才。综合性是指什么？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后会开一个专业——城市学。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质上是农村如何城市化的过程。但是，怎样实现城市化？它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是规划的问题，还有城市的人口问题、城市的社会问题、城市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把城市作为一盘棋来全盘考虑。这样的学科是综合性的，也要具备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
我记得《人民日报》上登过一篇文章，讲钱学森先生的遗言，提倡培养创新型人才，他尤其举例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的情况，钱先生认为大学应该把创新的学风弥漫整个校园。我十分赞同，“创新型人才”是我国在今后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方面，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独立思辨能力的培养，要注重学生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我们都在学科规划和课程设置中有所体现。
徐扬生校长带着港中大（深圳）学子来到甘坑春耕
陈文定：我了解到，你带着50多名学生去耕田，这些孩子几乎都是第一次下地干农活和感受务农的苦乐吧。你在多个场合，包括你的文章中都提过，你曾经做过农民。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对你后来的人生转变有没有影响？
徐扬生：这个影响非常大，我为什么喜欢把我的学生带到农村，就是因为我到农村去了以后，自己的世界观改变很大。我是城里长大的小孩，下乡时真的是什么也不懂，自己生活还不会料理。
经历了很多甘苦，最后融入了农民群体，他们非常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所以我讲，这辈子两个群体的人我是不会忽略他们的，一个是农民，你别看他们没文化，没知识，他们很明白，谁对他们好，他们清清楚楚。第二是学生，你不要小看学生，学生来反映问题，哪个教授、哪个课程有哪些问题，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来说是有根据的。
农村经历受益终身
陈文定：做过农活的人，会变得实干、接地气。
徐扬生：是的，我下乡之后，学会了做饭、做家务，后来我到美国读书，也自己做饭。即便做研究项目，我的很多研究项目，因为喜欢自己动手，因此常常做得快一点，好一点，实用一点。材料到了，人家要等工程师到位再开始，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完成。我不等，自己拆掉器材的包装，自己调试，自己加工，实践能力非常强，这样速度当然就快了。
所以，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对我一辈子都是有益的。当然，那是我最苦的一段经历，95%是精神上的苦，胃病啊，生冻疮啊，被蛇咬，这都不是事儿，主要来自精神痛苦，因为那时看不到希望。所以我跟同学们讲，希望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看到希望。
徐扬生校长出生于浙江绍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机器人与智能控制专家。1997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担任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系主任至2004年，2011年开始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13年8月获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任期4年。
整理：南都记者 朱倩
摄影：南都记者 徐文阁
部分图片由港中大（深圳）传讯与公共关系处提供
转载自南都自媒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