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港中大（深圳）道扬书院捐赠人——深港凌家

深港凌家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晶报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道扬书院捐赠人——凌氏家族的故事

7月20日，百合控股集团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捐资1.5亿元，成立港中大（深圳）第五所书院——道扬书院，英文为“Ling College”。书院以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者之一，著名的林学家、农学家、教育家凌道扬博士的嘉名命名。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晶报元故事栏目专访凌氏家族后人，讲述凌道扬博士的故事。

从凌道扬倡导设立中国植树节，到凌氏家族后人捐赠港中大（深圳）设立第五所书院，布吉凌家的人文气质在深港大地传承百年，生生不息

2022年7月20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正式宣布，经大学决议，学校的第五所书院正式命名为“道扬书院”。

道扬书院，取名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凌道扬。这个命名有着非凡的意义。用徐扬生的话来说，“是富有意义的巧合，也是历史的缘分。”凌道扬博士是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最早在中国倡导设立“植树节”的林学家之一。他还是著名的教育家，曾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的院长，在任内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而有缘的是，在一个甲子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回到了凌道扬的家乡深圳龙岗，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道扬书院的，正是由凌氏家族的后人凌国强所创办的百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共捐资1.5亿元人民币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发展。

这种美丽的缘分续写成了一段佳话。这不仅是香港中文大学在深港两地之间的历史传承，也是深圳凌氏家族崇文重教、为国育才的家风承传。

中国植树节的倡导者 

1888年，凌道扬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

19世纪，正处在西风东渐的时节。当时还被称为新安县的深圳所在地，因为毗邻香港，是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小小窗口。而身处布吉的凌氏家族，正是最早受到西学影响的家族之一。

凌道扬在12岁时，就被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叔叔凌善芳送进了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在族人的资助下正式接受系统教育。这所学校实行博雅通识教育，融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此求学多年的经历，为凌道扬融贯中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凌道扬与林学的结缘，其实非常偶然。1909年，凌道扬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担任英文教员。1910年，他本来只是受命陪同两名清室贵胄子弟一起赴美国麻省农学院习农科，让人想不到的是，在结业后，他却顺利考入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并在1914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是中国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

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几年时间里，凌道扬常常痛心于西方人常常以中国山陵荒废之害为例，以作警戒，“开会演讲辄曰：中国某省某省某某山如此如此，国遂因贫而弱，民遂被灾而苦，有如今日，可不惧哉？余目见之，耳闻人，余心碎矣！” 资料显示，中国是森林资源贫乏的国家，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加上战争和乱砍滥伐等严重破坏，兼之帝国主义掠夺，到20世纪初，森林覆盖率仅占国土面积的8%，以至于水土流失严重，水灾旱灾频发。

于是1915年学成归国后，凌道扬怀着一腔热枕，面对“已有之林木，旦旦而伐之，荒芜之山麓，一任若彼濯濯耳”的现状，极力鼓呼“森林救国”的主张，提出“振兴林业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他指出，保护森林的利益至广且大，不仅能提供丰富的林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和工作机会，还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防灾减灾等众多生态效益，以此不断唤醒国人对林业的重视。

针对当时中国水旱灾害频发的状况，凌道扬提出了“非广植森林不足以治水治旱”，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振兴林业为中国今日之急务》《水灾根本救治方法》《中国今日之水灾》《森林与旱灾之关系》《种森林以防灾害》《水灾根本救治方法》《再述水灾根本救治方法》等大量有调研、有说服力的文章，并率先提出“水土保持”这一概念，形成了“林垦、水利工程并举合作”的水土保持思想。

凌道扬对林业极大的热情，深刻影响了当时一批政要。张謇曾评价凌道扬“学森林而有实行之志，深知中国木荒之痛”。凌道扬也的确身体力行，他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林业社团组织中国林学会的前身“中华森林会”，以期“集合同志，共谋中国森林学术及事业发达”；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份林学刊物《森林》；参与创建中国大学第一个林科；参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森林法》的制定；曾帮助孙中山拟定林政计划……

而最为人熟悉的，则是他倡导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留学期间，凌道扬曾多次参加植树节活动。他深感“森林救国”需要民间共同参与的力量，于是他与林学家韩安、裴义理联名上书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了设立中国植树节的构想。在这一天，让全体人民都行动起来。提议很快受到采纳，并于1916年开始实施。如今，义务植树运动在全国已蔚然成风，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记忆。

20世纪40年代末，凌道扬还应联合国粮食农业总署之邀，赴美考察并任职，在此岗位上退休。从深圳老墟村走出的李朗客家人凌道扬，一步步地走向了世界。

▲凌道扬是最早在中国倡导设立“植树节”的林学家之一。

▲凌道扬（左）与康有为。

▲上世纪20年代植树留念。

“无间东西，沟通学术”

退休后的凌道扬定居香港，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他在1951年参与了崇基学院的创建， 并于1955年至1960年出任该院第二任院长。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中文高等教育却十分边缘化，许多从中文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很难获取升学的机会，因为当时唯一官方认可的香港大学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而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的包括崇基书院在内的香港各大书院，都没有独立的教学地位，文凭亦不受官方认可，也得不到官方的资助，只能在校舍简陋、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艰苦维持。

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凌道扬仍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确定了崇基学院的办学理念及一系列教育管理制度。在院长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主题演讲：《我们，冲击的使命》。他认为，身处中西交汇之地的香港，学院的使命是发扬博爱、和平精神，以挽救人类危机；保存中国文化，以沟通中西，对人类进步作出新贡献。他题写的楹联至今仍留在港中大校园里：“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胞兴，陶铸人群。”

除了丰富书院的文化内涵，凌道扬在任院长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争取官方认可其独立的教学地位，极力说服官方将新界马料水村10英亩土地拨赠崇基书院。作为林学家，他非常重视环境对教育的积极影响。对于选址，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地面对马鞍山、俯临吐露港，乐山乐水，正是一个理想的息游潜修之所；校舍建于山谷之中，青翠环抱，犹如坐在一张安乐椅之上。”

在要地的过程中，他发挥了作为林学家特有的智慧：官方拨地10英亩（约合0.04平方公里）给崇基书院之后，凌道扬还进一步要求要将10英亩（约合0.04平方公里）的建地打散，分布在马料水谷地中的七处，使崇基后来可以发展的范围，实际上包含了地块与地块之间包围的区域。

在取得10英亩地（约合0.04平方公里）之后，凌道扬再向官方提议再要30英亩（约合0.12平方公里）扩大崇基的使用范围。而这时，凌道扬林学家的身份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官方回复直接租给崇基300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让凌道扬发挥农林专长，协助官方植树造林。在凌道扬的倡导下，全校师生一同植物植草、美化校园。

而这300亩（约合1.21平方公里）造林地，在港中大建校时，就被转成学校基地，原先在九龙与港岛的新亚书院、联合书院陆续迁入这个山谷，形成今日的样貌。

可以说，凌道扬留下的优美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校园，以及富有中国知识分子担当的书院文化，奠定了港中大后来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他曾在崇基书院新校园建成后说：“诸位可以站在这新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举目浏览，就可以知道本院所选作校址的这个地方，对于‘山明水秀’四字实当之无愧。在这里我们不独可以在美好的景色里陶冶心性，而且可以避开城市的嚣尘和繁杂，静心去求学；在这样宁静优美的环境里，如果发生人才辈出的事实，是不会令人惊异的。”

1960年，凌道扬从崇基书院院长位置上退休后，又受聘于香港联合书院院长，并以港中大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动港中大的创立。他多次发声，直面回击“香港不需要第二所大学”的反对声音。在港中大成立后，已是75岁高龄的凌道扬自感“功成身退”，婉谢了港中大的挽留。1993年，凌道扬以105岁的超高龄逝世。

这位百岁老人留下的文脉，在他身后仍在延续。2014年，港中大（深圳）正式成立，并落户深圳龙岗，凌道扬的教育理念在他的家乡得以落地生根。2018年，凌道扬诞辰13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港中大（深圳）举行，港中大（深圳）也在这一年在校园内建设了一片2400平方米的凌道扬先生纪念林，寓意凌道扬爱国爱林的精神和桃李满天下的声誉。

2022年7月20日，百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国强表示，捐资1.5亿元人民币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发展，成立道扬书院。“凌道扬是我的叔公，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凌国强说，当年凌道扬在香港克服重重困难，参与创办香港中文大学，这种家国情怀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与传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凌道扬的家乡龙岗办学，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作为凌家的后人，捐资助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凌道扬（中）考察崇基学院新校址。

▲百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国强在捐赠协议签署仪式上致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道扬书院。

“蓝血家族”精英辈出

欧洲人谈及贵族总离不开“蓝血”二字，“蓝血贵族”的传说源自西班牙王室，古代的西班牙人认为贵族身上流淌着蓝色的血液，一介平民想变成“蓝血贵族”，至少要经过三四代的沉淀。而布吉凌家就曾被人称为“蓝血凌家”。

近百年来，布吉凌氏涌现了几十位在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凌氏现象”。

凌道扬的祖父凌启莲，1844年出生于广东新安县布吉村。因为重视教育，这样一个乡村家庭迅速崛起。凌启莲生有八子三女，长子凌善元曾开办香港“从谦学校”，六子凌善永，即是凌安娜的父亲，1900年赴美属夏威夷群岛谋生，执教于当地华人学校，是中国近代最早学习并熟练运用西方会计知识的那一批人物之一。七子凌善安是当时教育界的“泰斗”，曾任国子监英文老师，教过光绪皇帝，后来担任过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八子凌善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0年修建广九铁路时任高级工程师，完成了广九铁路石龙段到深圳的测量、绘图和建筑工程，由于积劳成疾，于1911年病逝，时年28岁。

凌启莲的孙辈中，更是人才济济。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凌道扬，今天晶报元故事的主角。他是大清帝国首届沪上美庚款留学生，中国近代林业科学的先驱。凌道扬一生著述甚丰，著作有《森林学要览》《中国农业之经济状况》等；论文有《振兴林业为中国今日之急务》《大学森林教育方针之商榷》等。

其他凌氏人杰，如凌宪扬在淞沪抗战期间任十九路军驻美代表，回国后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沪江大学校长；凌达扬，1915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 1933年后历任青岛《英文明报》主编，东北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凌贤扬，从1927年开始担任北京崇德中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当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国家“两弹”元勋邓稼先、世界著名结构大师林同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

凌启莲的曾孙辈亦不乏杰出人才。即以凌道扬这一支为例，其长子凌宏璋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半导体电路和集成电路专家，被誉为IC之父，在美国拥有61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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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统筹 | 马骥远 李岷

记者 | 余梓宏 李跃

制图 | 勾特

编辑 | 叶辉 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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