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聚焦 | 徐扬生校长:为20年后的大湾区培养人才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和平文化 Author 方方
优质大学资源正是香港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优势所在。
在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中,对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冀到2035年建成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国际教育示范区。而年初举行的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将加速推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步伐,重点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建设,统筹推进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等到大湾区内地相关地市合作办学。在《深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中,更提出加快香港大学在深办学落地进程。
无独有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员会面,讨论高等教育界最新发展时亦指,对于部分院校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新校舍,她欣赏这些院校长远的目光和承担,表示政府会继续支持有关项目。
这场跨境合作办学热缘何而来?如何在推进过程中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又该怎样支撑大湾区的产业、经济、社会、人文交融、衔接与协同发展?我们将其中的先行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13年来的思考、摸索过程作为“麻雀”予以解剖,借由其“十年树木”的历程,透视大湾区诸城打造多所百年名校这幅勃勃雄心图景背后的可能路径。
徐扬生校长
大概十三四年前,又一次来到斯坦福大学的港中大副校长徐扬生,在学校前面的大草坪上坐了整整一天。
“我就在想,按照深圳、按照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50年之内,会不会出现一所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名牌大学?”
徐扬生坦言自己“非常喜欢斯坦福大学”,不但是它的创新氛围,还有它开放包容的风格。
“思考的结果,我觉得深圳是有可能产生一所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重要大学,在50年之内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到世界前列的话,深圳就可能进入世界排名前五这么一个城市序列,所以必须要有一所能支撑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我们能不能成为这样的大学?”
《今日中国》杂志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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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办世界公认一流大学
当其时,港中大已经开始构思、筹建内地办校的可能性。“我就做了些调研。当时两个问题摆在面前已经很清楚:一个是广东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GDP的大约1/10左右,是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区域经济带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但是从高等教育发展及研究机构的分布来看,却是最弱的一点。比如以重要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所数目来看,北京有三十多所我认为比较好的大学,200多家研究机构;上海也有20几所好的大学,六七十家重要的科研院所,还不包括南京、杭州这些周边地区,但在珠三角地区,也就是那么五六所还不错的大学,当中,深圳只有一所深圳大学,国家级研究所更是付之阙如。这种(地域分布的)严重不平衡,让我觉得在这边是非常需要有一所能够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一流研究性大学。这就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创办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徐扬生介绍说。
另外一个现象,则是大湾区融合的趋势已然出现。徐扬生发现,对于国家来讲,大湾区实际上是一个整体,需要把它打造、升级成一个国际化城市群。“一个国际的湾区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当然会很大,办学之前我们做过调研,以金融科技为例,大湾区未来大约需要2000名从事金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但当时每年能提供的人才数量可能只有十几个,因此大湾区的发展肯定需要一所国际化的大学作为支撑。刚才讲到深圳、广东地区教育资源比较缺乏,但香港有很优质的教育资源,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对这样的想法)非常支持,跟广东省的一些领导交流之后,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大学,(它在这方面)有传统有底蕴,所以我们就想在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办一所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当时就这么开始了。”
《今日中国》杂志专题报道
徐氏教育观:“一百千万”办学
2013年8月,徐扬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
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徐扬生,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77级大学生。经过在浙江大学的7年苦读,硕士毕业的他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此后8年在卡耐基梅隆大学任教并从事机器人研究。1997年,徐扬生回到即将回归的香港,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担任一系列教职,直至担任副校长等行政职务。
问及何以当年愿意在黄金年龄放弃学术和科研,来到初创的港中大(深圳)担任校长,并且开始在深圳启动这样一场教育改革实践?徐扬生坦承“是有一点点被动的”,原因是当年全球遴选校长,“这个人既要了解中国内地,又要了解香港中文大学,能够为港中大所信赖;要了解国际高等教育界的情况,同时必须有一颗‘中国心’;需具备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在教学和科研上也要有所建树。”这样的一个人选,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而港中大(深圳)第一版的创校方案其实就是徐扬生所写,“如果学校办不好,我是有责任的”,所以到最后,这位最初的“主导者”决定不再挣扎,把港中大(深圳)首任校长这份“全日制行政工作”接受下来。
徐扬生当然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仅仅对我个人的人生经验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于国家,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来做、去实践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光是跟着人家走,因此我提出‘一腔热血,百年大学,千载品牌,万世良心’这句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凭着一腔热血从国外回到国内来办这所大学,而且我们要办一所百年大学,不是五年、六年,无论软硬件都应如此。我们建校的时候,包括设计,包括每一面墙的表面都要去摸一摸,都要过关才行,无论哪一方面都应该是一所百年大学的要求。‘千载品牌’是说品牌最重要,质量最重要。质量包括学生的质量、教学的质量、研究的质量、教师的质量等等。当你真正看重学生的教育的时候,往后的招生质量才能一直得到保障,我们的招生成绩是连年提高的,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在校生的家长很强烈地愿意帮我们宣传?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把质量搞上去了。我们的学生在升学就业的时候,每个学生平均能拿到三个来自世界知名大学的offer,那么多学生受到就业单位的欢迎,成为高管,获得很高的薪资水平,我想他们的价值是得到认可的,因为我们真正把教育当作一件事情认真去做,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特色。至于‘万世良心’是说教育是良心活,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意识到,你不是来这里赚点钱、教教书,而是要培养人,教书育人。”
港中大(深圳)校园
在“混”中催生新思想
徐扬生的“本行”是机器人研究,在空间机器人和智能控制领域卓有建树,出版了六部专著并发表过300多篇国际学术论文。不过,这位16岁高中毕业后就去了乡村支农、期间做过代课老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于教育显然有他独到的感悟和反思。
“‘中西合璧,古今通汇,文理融合’的办学理念是逐渐形成的。”徐扬生表示,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理念,是“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一是‘中西合璧’,一是‘古今通汇’,就是说现代社会一定要与传统相联系,要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走得远,否则就沦为了一个工具。另外,我觉得办一所新的大学更应该是一所文理融合的大学,只有文理融合,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他强调,港中大(深圳)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和书院传统。“这些传统都是从香港中文大学移植过来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内地很多大学比较忽略全人教育,在我看来,一个人未来能有怎么样的发展,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或技能,而是他作为人的一些道德规范和美学准则,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的。”徐扬生颇为自豪地宣称,“我们这部分其实做的不错”。他进一步表示,港中大(深圳)对于美育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非常重视,“通过中国文化大讲堂、博雅讲堂、驻校艺术家等形式或活动,把画家、戏剧家、音乐家、书法家请到学校里来,帮助学生提高艺术素养,在我看来,无论你学文还是学理,首先必须是一个人。”
校园活动
在他每隔两周就会偷闲写上一篇的“大家小品”中,闪烁着他来自个人经历、体悟而产生的朴素而深刻的教育理想。在题为《心灵的撼动》的文章中,徐扬生特别提出:学校除了教授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教育学生如何做人,特别是培养独立思辨的精神、人与人相处的能力、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精神以及丰实的情操和对美的欣赏。
“没有独立思辨的精神,何来创新科技?到最后我们培养的学生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好的追随者(Good Follower),而不是一名站在前沿的领导者(Leader)。”因为不会与人相处,许多毕业生走向社会后显得无所适从,“不能合群,不能沟通,不能协调,更不能宽宏对待他人”。在徐扬生看来,学校所培养的不仅是一个“专家”,更是对社会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理想而肩负天下道义之人”。至于学生缺乏对美的欣赏,则“会导致情志身心上的问题,对学生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他直指,“你一辈子最好的老师,不一定是教你多少数学物理知识,上课有多么好的老师,而是那位撼动你心灵的人。”
徐扬生认为,理想的教育环境应该是“混”(mixed)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智能程度、不同兴趣的学生混在一起,人们把这种教育环境称之为‘diversification’(多元)……许多一流大学的优秀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混’出来的。”
在阅读了若干国内早期大学校史后,他发现了一个“秘密”:“无论是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是私立或教会大学,优秀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按照蔡元培先生所讲的‘兼容并蓄’办学。”兼容并蓄实际上就是“混”(mixed),“这种‘混’的环境,潜移默化,融会了思想,产生了文化,提高了学术,造就了大学,培养了一代精英。”徐扬生明言,“混”是催生新思想的源泉,而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让学生能够学会思考,养成思考的习惯。思想的重要性足以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宽度。
在他看来,“混式教育”最成功的实践当属书院制度。每个学生、每个教授都隶属于一个书院,学生的专业教学由学院负责,其他的事都由书院管,包括食宿、体育、国外交流、社会活动、情操培养等。一个寝室里可能有文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的学生,安排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生“混”在一起,一方面互学互补;另一方面,学会了融合和包容,在身心情志上日趋成熟。而书院制的一个明显优势是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熟悉领域以外的东西,“这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徐扬生认为,大凡有成就的人,你去深究他成就的来源,很多是把从其他学科中学到的知识,移植应用到本学科而成功的。“如果大学四年光是学习本专业的知识技能,我觉得不仅极为可惜,浪费了一个年轻人最好的时光,而且这样的毕业生在社会上也走不了太远。”
港中大(深圳)课堂
我校学生除隶属于学院外,还有书院身份
无惧后疫情时代挑战
作为一所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学,港中大(深圳)目前与世界上120多所大学有实质性的交流项目,“可能是亚洲地区的大学中联系最多的。不是光签个协议,而是我们有学生在那边,他们也有学生在这里。我们大概有60%的学生,第一年、第二年就已经到国外去做交流。很多学生可以直接通过这些项目去海外院校读硕士学位。”
统计数字显示,在港中大(深圳)2021届本科毕业生中有约80%的毕业生去了世界知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2020届本科毕业生中,68.66%的升学毕业生奔赴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名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大学现已培养了五届本科毕业生,六届硕士毕业生和两届博士毕业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师资上实行全球招聘,现有30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一流学者和科学家。国际化的教学氛围,志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从双语系统做起,从完备的国际化训练做起,最重要的是从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做起,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最好的老师都要去一年级、二年级上课指导学生。”
对徐扬生来说,一个学生的培养一定要知道世界前沿在哪里,“不听世界的声音,不知道10年20年30年后世界的发展会到哪里,关起门来做事情,我觉得做不好。”
徐扬生校长和学生闲聊不确定时期的留学和自我发展
面对后疫情时代所面临的可能变局或曰挑战,徐扬生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确实会有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但我个人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绝对不是的,不会因为疫情就把全球化的进程给中断了,虽然从物理层面来说,造成了一些阻隔,但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目前(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做的是不错的,我相信疫情会很快过去,恢复到世界原来的状态。”
这跟他一贯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我个人的经历以及阅读史书的发现都告诉我,大凡在巨大的灾难降临之后,最终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你去看,一般是那些乐观的人,灾难中不幸倒下的,有时候并不是因为灾难本身,而是因为绝望和悲观。因此,愈是在这种时候愈要有乐观豁达的精神……”徐扬生说道。
这位天上有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的科学家,喜欢这样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们:人生大多数时候,是在茫茫黑夜中前行的,请永远记住提醒你自己,提醒你身边的同行者,我们头顶的天空是布满繁星的,只要你能够仰望星空,你就会发现,星星一直都在那里,它们会一直指引着你往前行。
“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挑战自我,黑暗的时候更要坚信天上的星星依然存在。要竖起脊梁,立定脚跟,朝着梦想,勇敢地往前走去。”
对刚进校门的新生,他这样说:一颗星的闪亮并不会带走另一颗星的光芒,反而,它们会在夜空里相互辉映。星空之所以迷人,不是因为任何一两颗星星的闪耀,它的美源自于满天繁星各放异彩。同样,这所大学期待见证你们各放光芒。
临别赠言意味深长
徐扬生去年当选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并作为代表之一受邀参加了庆祝大会,他也是此次受表彰的40人中唯一的大学校长。在他看来,过去40年深圳所有的成就就是靠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三条杀手锏。在多个不同场合,他都喜欢提及这三条,“不仅适用于营商环境,同样符合教育科技等领域,对办学更是如此。”他着眼的是,未来同样应该继续坚持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道路。
202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第五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徐扬生的临别赠言意味深长:“第一,不光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也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青年人要同国家一起,不断自省、不断自我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活力。第二,不能以静态的眼光来观察我们所处的社会,必须用动态的眼光,要具有前瞻性,要看得见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以后,深圳、中国、国际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才是我们进行人才培养的方向。第三,要保持创造力,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未来是属于有思想、有洞见并为之付出行动的人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好奇心,保持另辟蹊径的勇气。”
徐扬生校长寄语毕业生思考和学习深圳故事带来的启迪——开放的态度、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
对于一所百年名校的养成,徐扬生素来认为需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始期,大致需要十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是成长期,又需要二十年,第三个阶段是巩固期,需要三十年,前后总共需要六十年的时间。我们当然希望能加快速度,会把我们以往办校的一些好的经验拿过来,但内地有内地的实情,因此创办港中大(深圳)等于是新开办了一所学校,上面三个阶段,其实是绕不过去。”
他深知,办学校就如同植树,“三至五年生长起来的木头可以用来当柴烧,但要当栋梁的木头就必须至少10年以上树龄才行……要建设一所一流大学,就要高标准筹办建设,不能太着急,否则会带来很多问题。”
在回答记者所提的如何保证港中大(深圳)的办学理念、做法未来不走样这一问题时,徐扬生自信地表示:“我们的办学理念大家都是清楚的,上下一致,每年我们都有这样的讨论会,我们就想办成这么一所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大学,一个研究型大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倡导学生为先这么一个理念,一个倡导博雅和创新氛围的大学,这个办学理念不会变动,这个是大学的章程里就确立的,我们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保证了这个学校是按照这个既定的方针在走的。”
44年前,当正在附近农村种田、割稻、摇船捻河泥的徐扬生因着自天而降的恢复高考历史机遇,终于可以带着铺盖从农村走进省城大学。多年后,这位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如何从艰难困苦当中走出来、拥有杰出学术成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感叹,这40年当中变化真是很大!“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幸运在哪里?幸运在自己亲身经历、见证了这样一个巨变,所以我很感恩,感恩这个时代,感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所以我觉得,在人生最后一段工作时期,能够对国家、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情,也是蛮开心的。”
这位一手创办了港中大(深圳)的校长承认,“我一直比较喜欢从事教育工作,我是比较喜欢学生的老师——不是每个老师都喜欢学生的。看到学生每天过来(上课),我会很高兴,甚至感到激动,从来不会把教学当作一个任务,这大概是我的一个特点。”徐扬生念兹在兹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如何顺应中国目前需要国际化、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打造和培养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
校长徐扬生教授向10名优秀毕业生颁授证书并合影
2022年度入学典礼圆满举办,大学迎来3000多名新生
转载自《今日中国》2021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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