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男同性恋们过得更快活些吗？

在中国，好男风这事，古已有之，而且少数几个艳闻痴情传说，流传千古。于是有种幻觉是，中国古代，男同性恋们过得更快活些。

然而，大大的未必。

古代人对这种事，整体而言，缺乏尊重。平民阶层是一贯看不惯男男相爱的，不提；上流社会，也很少有对等关系的同性恋伴侣被记载，通常是某位贵人，配一位男宠/娈童，基本拿来当玩意儿。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头说“杂说娈童始黄帝”，栽赃给我们老祖宗了。春秋时卫灵公有男宠弥子瑕，恩爱非常，弥子瑕吃了个桃觉得好，留一半给卫灵公，都让人感动——这叫做分桃。加上后来汉哀帝为了不打扰他家男宠董贤睡觉，划拉掉半截袖子，合称分桃断袖，算个成语了。其他如魏王家那位龙阳君、清初偷窥巡按屁股被处死的胡天保——也就是兔儿爷，凑在一起，就是男风代言人了。屈原对他那位楚怀王的深情描写，也有学者以为很暧昧，当然远了，不细究。《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很直白的讨论过若干对好基友。司马迁开篇就说：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事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非只女子靠美色来媚好上头，仕宦也有啊。”然后就点名了：

汉文帝家的邓通，是有权无限铸钱的；汉武帝家的韩嫣与李延年。韩嫣是“常与上卧起”，直接为汉武帝暖床了。李延年是跟司马迁一样挨了一刀，但人脑筋活络，仗着有漂亮妹妹，也是“与上卧起，甚贵幸”，汉武帝睡觉真是忙得很。

至于苻坚和慕容冲的故事，更唯美：

初，坚之灭燕，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

当然他俩最后反目成仇，那是另一回事了。

但这里也有问题。好男风以至于蓄爱宠和娈童，是贵族们玩得起；但并非每个喜好男风的，都养得起娈童，于是有男娼，以备猎奇爱好者。当年的建康，六朝金粉，宋齐梁陈不仅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积累的男女娼妓也不少。把美少年比作菖蒲花，算是公元6世纪很流行的比喻。

然而台面上，男风这事在中国古代，并不能光明正大。李世民跟他太子李承亁闹翻的重大契机，就是个男宠：

“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

所以男宠可以存在，但不是光明正大的。传统观念里的名义上，还是想整治就能整治的，这事儿毕竟政治不正确，揭露出来，是皇室丑事。私下里有，可以；但到底是不合法理的。

两宋时节，汴梁和临安也有男妓。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男妓，起的多半类似于女人名字，莺莺燕燕。有男子很直接，是直接卖身的，所谓“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这事曾经有一阵子，是半合法的，上不管下不问，就过去了。到了政和年间，宋徽宗只许自己去嫖李师师，不许大家去找男娼，规定“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五十贯钱，《水浒传》里，这笔钱都能在黄泥冈买十旦酒喝啦。赏格颇高，男娼就遭了大罪。

还是《水浒》里，有这么个细节：

石秀杀了裴如海，把他尸首衣服剥了，与一个道人的尸首，一起赤身裸体搁在后巷。当案孔目就禀告知府说：

“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杀死。”

话说得很隐约，意思却也到位了：强调和尚和头陀没穿衣服，“干不公不法的事”。说明那时候，民间也懂，两个男人赤身裸体，就必然是做“不公不法的事”，而且出了，也不愿意细说，大概觉得这事儿还是不上台面。

明朝之后，好男风就流行起来了。仕宦或富贵人家，许多养童子，做什么用呢？李渔极口夸自己家两位童子很美貌，就是他的男宠。《金瓶梅》里，西门庆就有个书童，在书房里乱来。那书童“口噙香茶桂花饼，身上薰的喷鼻香”，很脂粉气。

《红楼梦》里更是猖狂：贾宝玉跟秦钟小小年纪就乱搞，贾宝玉们闹学一折里，小孩子都有这么露骨的话：

金荣只一口咬定说：“方才明明的撞见他两个在后院子里亲嘴摸屁股，一对一，撅草棍儿抽长短，谁长谁先干。”

一个细节：

不能因为明朝以后，许多士绅好了这一口，就觉得同性恋获得了默许。实际上，中国古代好男风的那些位，大多也兼好女色。而且他们好的男宠，其实也很女性化。因为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如今日那么严格的“同性恋”这一想法，包括审美上，亦是如此。对大多数人而言，好男风，更多是种猎奇的性癖好；娈童们很凄凉：他们并不是同性恋伴侣，更像是妓女或妾室的男性版，是玩物，而且女性当了妾，好歹有点身份；男性当童子的，就还是奴婢。

明朝学者沈德福认为，1429年宣德皇帝规定的禁娼令，起了一个巨大作用：官员不能找妓女，于是转而祸害男娼了，娈童之风于是大盛。在明面上从未被提倡，在私下里从未被禁绝。只要不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老爷养个娈童，跟纳个妾、睡个丫鬟，也没什么区别。

因为禁绝女色所以养童子，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按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因为对男女大防很谨严，所以诸王身边，都有好看的童子。比如，僧格林沁捉住李开芳后，情景如是：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

这两位“美如女子”的童子是做什么的呢？不言而喻了。

你可以说明清之际，同性恋审美得到发扬了吗？未必。如上所述，娈童们是女性的替代品，于是审美上也被迫趋向女性。对现代同性恋稍加了解，便明白同性恋并不等于脂粉气。张岱《陶庵梦忆》里有一句话，大大有名，叫做“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然而这句话之后，就是提他的朋友祁止祥，对他的娈童阿宝如何不离不弃。感情是值得赞扬的，但描述阿宝容貌时：

阿宝妖冶如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着人。

说来说去，这还是把娈童按照美女形象去推演的。

乾隆年间，一度把男风这事儿当做有伤风化论罪，算是第一次把模模糊糊的男风问题给明确化了，但郑板桥因为某男屁股好看，不舍得治罪打他的屁股；袁枚《子不语》里公开聊男风故事；士绅官员们还是照旧。清末民初捧角儿，军阀包占一些旦角儿的事情，大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旦角儿去当像姑（也就是“当相公”）的事儿，比如《霸王别姬》里，程蝶衣被袁四爷占了便宜这类，事属寻常。

这里得多提一句了：自古以来，中国下层社会文化是农业社会的、男性化的、崇尚朴实和传统的。所以在底层老百姓眼里，好男风这事，基本是龌龊下流的。男风这事，从六朝时期到宋的男娼，到明清的俊童，基本都是士绅阶层流行。当然，正经读书人守礼自持，也会觉得此事不干净。还是以《红楼梦》为例，薛蟠、贾宝玉们多少都对俊美男子有些接触，蒋玉菡在忠顺亲王府里受宠也不必细表；但在贾政这一流正经人面前，这类事到底是不能提的。

到20世纪，男风之好，才真正遭遇夹击。一是五四运动以后，洋派青年接触了西方文明，而西方正朔里，因为基督教传统，在20世纪初，对同性恋是加以抵制的。

然后呢，五四之后，没接触到洋派的中国青年，也会随着反帝反封建反旧文化的浪潮，将娈童看作裹脚鸦片姨太太一起，当作旧文化糟粕，要一并反了。

最后，如上所述，在中国传统质朴的老百姓眼里，男女关系理当保守，于是他们觉得，娈童这种事，本来就“有伤风化”。

建国之后，传统意义上男风的爱好者士绅官员们，是集体倒下了；娈童鸦片姨太太，被当做旧文化糟粕，斩钉截铁的粉碎了。加上本朝建国初期，主流思想是工农视角的，是质朴刚直男性化的，是从人民大众视角出发的，反对一切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容忍度很低，所以男风之事，基本被认定是伤风败俗，零容忍。而我国对性行为方面一向混杂，不会刻意来分析同性恋、娈童、男风等话题，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在以“流氓罪”给人判刑呢。实际上，在我国解放后直至2001年，同性恋是被“中国精神病学协会”，分类为精神病的。

当然，时代昌明科学进步，到现在，同性恋的概念逐渐被世界明白，了解、宽容与支持的声音也响亮起来，但这其实，还是有别于中国古代的男风。因为如上所述，中国古代诸位男风爱好者，也许并没有清晰的同性恋概念：他们大多数只是把男性伴侣，那些童子、男宠或男妓，当做妓女的变体而已。

所以中国古代男风，同性恋而又显得较纯粹的例子并不多。《儒林外史》里的杜慎卿算一个。当日他和季苇萧聊天，季如是说：

“这人生得飘逸风流，确又是个男美，不是像个妇人。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动不动说像个女人，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只是人不知道。”

杜慎卿对这话引为知己。虽然季当时有开玩笑的口吻，但确实是古代少见的，并不把同性伴侣当做女人替代品的谈论，多多少少，算是对另一种性向的尊重了。

如果说本文需要有个主题的话，大概是：

虽然建国之后，中国的男同性恋们饱受不理解，然而中国古代，他们的待遇也不甚佳。中国自古以来，男男之间的同性恋，并未获得足够的尊重。在平民阶层的农耕视野看来，这事儿是伤风败俗，甚至不孝忤逆；在士绅阶层那里，这事儿是个带有猎奇色彩的性癖好。明朝之后，同性爱侣更在士绅们那里，许多成为了妓女的代用品。

某种情况下，男风在中国历代的遭遇，类似于中国的女性，属于弱势性别，而且更低了一等；中国女性虽然常遭压迫，甚至被当作性玩物，好歹某些可以被当作合法伴侣，成为家庭成员，获得相对可以的地位；而男同性恋们大多数时候，只是被当做娈童玩物，更只是已被践踏了的女性的牺牲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