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来源：节选自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思想谈”栏目编辑：项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编者按
余英时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一文中曾提出，宋明是尊德性的时代，而晚明到清代是道问学的时代，从内在来看，清代考证学实质上是宋明理学的继续。这就是著名的“内在理路说”。那么余先生为什么需要对清代思想史重新解释呢？
我这几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清代思想史”，研究清代思想史当然会牵涉到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怎样把清代思想史重新加以解释。首先，我想先谈谈为什么需要对清代思想史重新解释。
▲章太炎先生纪念邮票
这五、六十年以来，也就是说自“五四”以来，甚至还要再往上推到辛亥革命以前，自章太炎先生开始，对于清代的思想或学术史，有一种共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和我们当时的“反满”意识有关。大家似乎都认定清代的学术之所以变成考证、变成经学，主要是因为读书人受到满洲人的压迫，不敢触及思想问题，因此转到考证方面。因为考证一名一物不会触犯思想上的禁忌，引起文字狱。用章太炎的话说：“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这可以说是近人解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观点，一个中心理论。这个理论自然并不是全无根据，但是在应用这一理论的时候，它是不是被过分的夸张呢？是不是整个清代二百多年的思想发展，只用这样的一种外缘的因素就可以解释得清楚呢？这是我自己经常反省、考虑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个其他的理论，一是反理学，这又和反满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解释。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清晰印象，就是宋明理学到了清代好像一下子便中断了，为什么呢？清初不少大儒一方面反满，一方面也反玄谈，这两者之间显然有某种关联。因此有些学者像梁启超先生便认为清初一般读书人痛定思痛，深恨清谈心性误国，因此都反理学，终于走上了经史实学的路子。跟反理学之说有关的一种解释是说清代学术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方法论的运动，由于反玄谈、反理学，大家便从主观冥想转到客观研究的新方法上来了。这些说法，在我看来，并不是不对，而是不足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解释。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描写，对历史现象的描写。至于这种现象何以发生，在这些理论中则没有解答，或解答不够彻底。我们还要问为什么反理学？反玄谈？不喜欢讲心性？新方法又是怎样出现的？难道这些问题都是“反满”两字可以解答得了的吗？
▲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书影
让我再讲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大陆上有些学者如侯外庐提出一个说法，以为继宋明理学之后，清代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一种启蒙运动。这是搬的西洋名词Enlightenment。这种“启蒙运动”照他们的阶级分析说，则是代表一种市民阶级的思想。这种说法当然是用马克思的史观来解释清代思想的经济背景，我也不愿意说它完全没有根据。比如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篇中曾反驳世儒“工商为末”之论，并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命题。这与传统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大不相同。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说顾炎武、黄宗羲这几位大师的立说，全是为了代市民阶级争利益而来，恐怕还是难以成立的。我们不妨把这种说法摆在一边，聊备一格。
总结我刚才所说的几个理论，不出两大类：一是反满说，这是政治观点的解释；二是市民阶级说，这是从经济观点来解释的。无论是政治的解释或是经济的解释，或是从政治解释派生下来的反理学的说法，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西方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有很多种看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有生命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行不通的。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怀德海（A.N.Whitehead）曾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看作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其真实涵义便在于此。如果我们专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撇开政治、经济及外面因素不问，也可以讲出一套思想史。从宋明理学到清代经学这一阶段的儒学发展史也正可以这样来处理。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六百年的宋、明理学到清代突然中断了，是真的中断了吗？还是我们没有看见？或者是我们故意视而不见？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以清初的三大儒来说，王船山也罢、顾炎武也罢、黄宗羲也罢，他们思想其实还是跟理学分不开的；他们有浓厚的理学兴趣，至少脑子里有理学的问题，因此跟后来的考证家还是相去很远的。尽管这三位在考证方面都有贡献，我们恐怕还是不能把他们当作纯粹的考证学家。我们不免要问，那么理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才失踪的呢？胡适之先生写戴东原的哲学，他感慨地说六百年的哲学遗风到了清代忽然消歇了。为什么消歇了呢？胡先生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有一章就叫做《清代道学的继续》。他说道学到清代还继续存在，但是相对于汉学而言，它已不是学术思想的主流了，只是一个旁支而已。清朝人谈到哲学问题，还是沿用旧的名词；如性、命、理、气，但是从哲学观点看，清人并没有突破性的成就，所以也不占重要地位。这也是说，清代的宋学和汉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而且从历史观点看，汉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动。可是我们往深一层想，如果说整个清代三百年的思想都从反抗理学而来，恐怕也不容易讲得通；我们很难想像，只是反，便可以反出整个清代一套的学术思想来。贯穿于理学与清学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现在便要找出宋明理学和清代的学术的共同生命何在。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书影
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线索可找的。我是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才得到一个初步的看法。这个看法，并不和上面提到的几个说法相冲突，因为那些说法都是从外面讲的，都只注意思想史的外缘。而专靠外缘的因素则无法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以政治外缘为例，反满并不足以解释经学考证的兴起和理学的衰落。我们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经过，的确看到清廷毁不少的书，也改易了不少的书中文字。不过再细究下去，便可见禁毁改易多限于史学方面，经学方面似乎没有大影响，“集”部也是牵涉到夷狄等字眼才触犯忌讳，关于经学方面，我们知道清朝的几个皇帝是提倡经学的，也提倡理学，特别是程、朱之学。当然也是别有用心，有政治作用。不过真正讲理学也不会犯很大的忌。清初还有很多所谓理学的名臣。所以说把理学的衰落和汉学的发展完全归之于清代政治压迫的影响，是不周全的。再从社会经济发展来讲，市民说也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找出一个所谓市民阶级的存在。这还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大陆上曾掀起过一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可是并没有得到一定的结论。
排版：@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