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言论：与西方的研究人员相比，中国研究人员的薪资不是很高。但令西方同行惊讶的是，中国研究人员每发表一篇论文就可以获得数倍于年收入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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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金奖励论文，将把中国科研带往何方？
来源：科研圈（ID：keyanquan）
撰文 ：Naomi Ching
由于不同的期刊被引用的次数不一样，论文所发布的期刊越核心，期刊的被引次数越多，加薪的幅度就越大。
根据我国一位匿名的科技成果评估调研员所提供的资料，部分研究机构按照简单的公式来计算给予研究人员的现金奖励：一万元乘以一加上期刊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反映了期刊的平均被引数）。举个例子，《柳叶刀》（The Lancet）2012年的影响因子是39.06。在《柳叶刀》上发表一篇论文可获得400,600人民币的奖金。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在同一年份年的平均年薪只有69,254元（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著名期刊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根深蒂固。这位记者非正式调查了17位在我国工作的科学家。其中十五位表示，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布的论文能在升职考核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65%的受访者承认这些论文对他们的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76%的受访者表示一旦论文发表，研究机构就会给予现金奖励，这种现象非常常见。2004年的一个调查与此结果类似，该调查发现43%的科学工作者承认这种绩效工资通常占他们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论文奖励近几年有所降低，但在知名期刊发文仍有不菲的收入。图为武汉某高校于2014年公布的论文奖励政策，截至今日暂未有修改或废除声明。
但是这种以论文发表数作为要求的行为被很多研究人员所唾弃。17名受访者中有13名表示利用期刊影响因子来判定研究人员的潜力是非常不合理的，除此之外12名受访者反对纯粹基于期刊名声的现金奖励机制。这些反对影响因子迷信的思想正形成一股潮流。2011年著名化学家王乃兴在《自然》（Nature）上发表社论称“中国化学研究已沦为名利场“，而其原因正是对影响因子的迷信。根深蒂固却不受欢迎的影响因子是认识我国科学历史的一扇窗，然而在短期内我们似乎还无法撼动它的地位。
率先利用SCI，南京大学成功逆袭
1983年是中国科研史的一个分水岭。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其他三位大学校长共同撰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信中认为国家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呼吁中央应尽快选出五十所学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好消息是中央赞成信中的建议。坏消息是，中央只选出五所大学，而且匡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学不在其中。在那之后，清北复交等顶尖名校各获得了一个亿的额外经费，而曲钦岳院士作为继任校长临危受任，要凭借有限的资源，与获得中央资助的“天选之子”竞争。
曲钦岳院士带领南大逆袭功不可没，然而唯 SCI 论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曲校长自己也没有料到的。
曲校长把目光投向了科学引文索引（SCI）。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权威索引，它可以计算索引中所有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就是所谓的SCI论文）被索引中其他论文引用的次数，常常被用于评估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南京大学将它引入了自己的评估系统。在南京大学的官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在校长们的眼里，科学引文索引是最好的系统。因为它不牵扯任何人际关系。”南京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每篇 SCI 论文的每位作者奖励一千元人民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机制。
这个策略颇有成效。从1992年到1998年，南京大学拿下中国大陆大学 SCI 论文产出“七连冠”，在国家推行的211、985项目中均为首批入选院校，排名一度稳居全国前五。其他的大学注意到了南京大学的崛起，也开始将 SCI 用作评判研究人员年度表现的指标，现金奖励也变的越来越多。
不满以论文论英雄，“急诊超人”离开体制
现在 SCI 论文和引用数的影响力随处可见。它不仅被用作奖励指标，也被用于处罚指标。20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生于莺创建了一个微博账号。通过微博，人们无须连夜在医院排队挂号就可以咨询一位医学院内科医生，这种便捷的方式吸引了许多患者。在微博号才创建一年多时，她的粉丝数就已经突破了两百万。由于不仅履行了她的职业义务，而且还能够接受在线咨询，人们送给她“急诊女超人”的称号。然而，在2013年6月中旬，于医生辞职了。她发了一条微博：“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追求自由执业之梦想！”随后她解释道，她厌倦了我国的学术界评估系统：“我已经做了七八年的医生了，而我没有获得升职机会的原因却是我没有（在正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的论文，这不公平。“
“急诊女超人”于莺毅然辞职走出体制，选择自营诊所。
并不是于莺一个人有这种想法。谴责影响因子的观点有很多，有人认为影响因子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标。“官员政绩考核靠 GDP，科研人员考核靠 SCI，这两个洋指标在中国能够流行二三十年，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蒋高明说道，“影响因子是用来衡量期刊的影响度的，他们并不适合用来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或者用于衡量奖惩。”他还提到一点，跨专业的引用次数相比是毫无意义的。由于每个专业的研究人员总数都不一样，期刊的出版频率也不同。气候变化和能源可能是目前最热的话题。但这些热门话题的论文被引次数多，并不能说明这篇论文就一定要比其他的论文要重要。
为攀学术“珠峰”牺牲前程，值吗？
单一地以引用次数作为考核标准的做法变相鼓励了科研人员转向更简单、更热门的领域。你可能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干扰科研的独立性，乃至影响科研人员的事业。其实这是引用标准的特性。假设你已登顶珠峰，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质疑你能不能爬上洛根山之类矮一点的山。但是在以影响因子作为标准的科学评估世界里却不是这样的。著名化学家，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俞飚有这样一番言论：“你可能花了十年完成一些珠峰级的任务，但是你的论文几乎没有被引用，因为没多少人尝试去爬珠峰。你若是会花几年甚至更少的时间登顶洛根山，可能反而会获得更多的追随或引用。”
俞教授所提到的珠峰级研究是一个为期四年的研究。它致力于开发一个63步人工合成 Landumycin A（一种抗生素和抗癌药物）的方法。俞教授表示，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让科学工作者们合成很多类似的，稍简单的化合物。 这是一个很费时、很“不经济”的研究，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尤甚。这是因为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总结在一篇论文上，这篇论文于2011年发布，两年后只被引用了14次。俞教授麾下的两位研究生花了六年研究这个项目，尽管项目成功了，他们在毕业后都没能保住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他们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项目经历肯定是不足以用于申请教授职位的” 俞教授说。若俞教授只是为了争取提拔机会或者研究资金，他也不会做这个引用数不会很高的课题。
俞飚研究员指导学生
当科学研究要靠引用数来衡量重要性时，内容已经不再是要点了。甚至文章格式都能与研究内容同等重要。在我国流行一些“论文秘籍”，教研究者如何写出符合高影响因子期刊编辑们口味的论文。在百度上搜一下“如何写SCI论文”，你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的结果。其中一个文档建议缩短“实验材料和方法”的篇幅 ，“因为这会让你的结果和讨论看起来太少了”。但是别缩短的太多了，“因为其他人可能会质疑你的结论”。这个文档还鼓励作者修改自己的风格以符合期刊的风格。它还提到了“不要让编辑们讨厌你”。
正如国际上许多研究者总结的，过度依赖影响因子还可能导致其他问题。举例而言，少数拥有极多引用次数的论文能明显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从而作用于在此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但是这些受影响的论文实际上可能永远达不到期刊中论文的平均引用数。研究人员还发现，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文章其实与自证预言很像：同样一篇论文如果发布在低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只能获得一半的引用数。另外，影响因子所涵盖的衡量范围为两年内，但是某些论文的重要性在两年内并不能得到体现。
尽管进程缓慢，影响因子的局限性正逐渐受到重视。2013年5月12日，150多名科学家和75家科学机构签署了旧金山科学研究评估声明（DORA）。该声明认为，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估研究价值的工具有许多缺陷，这点证据确凿”，并对资助方、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和出版商提出18项建议，鼓励不以影响因子为指标雇佣、续任、提拔科学家。声明表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应该用研究所产生的功绩和贡献而不是论文所发表的位置来衡量。
王乃兴认为学术界已经开始做出了改变，他说：“在我指出影响因子存在问题的两年后，世界科学界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即使是在我国，滥用影响因子的现象也有所改观。中国科技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是一个政府组织，致力于帮助大学和科研组织决定研究方向和决策关键提案。在2010年，中信所调整了它的评价指标和标准，不再完全依照SCI论文年产出量来为大学及科研机构排名。类似地，2012年，教育部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了对390余所大学的评估报告。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表示，这是该中心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将 SCI 论文发布数量作为唯一的评估标准。
然而，尽管中国学术界对影响因子的依赖正在逐渐消退，我们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现金奖励机制依然存在，提拔教授的委员会还是希望申请者能有SCI 论文的发布经历。《食品管理》（Food Control）的编辑 Joseph Jen 表示，这种机制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科学界运作模式导致的。“研究项目的主题是由资助方决定的。因此科学家们做研究就是为了发论文，而不是为了自己推动科学进步的愿望。”以下数据能够证明我国研究资金的集中性。2011年，一个涵盖1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我国78%的 SCI 论文通过种种方式得到了政府资助。然而美国和英国的相关数据则分别是53%和51％。一个高度集中的竞争需要一个统一的表现指标，引用数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数据。中信所副所长武夷山先生解释了该机构的思路：”高影响因子期刊的容纳量有限，在这些期刊发论文能够证明你强于其他竞争者。项目资金的总量也有限，所以有限的经费应该拨给那些拥有竞争力的人。”
若是俞教授为了争取提拔机会或者研究资金，他可能也会因引用数过少而选择不做这个项目。
这种现象与我国尚不成熟的学术界也有关联。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助理教授 Le Xie博士表示，我国的数字化评估系统“可能足以区分开 ‘坏” 和 ’还不错’的研究，但是如果要鼓励和区分开 ’非常好’ 和 ’还不错’，这种纯粹用数字来评估的系统可能就无能为力了”。他还提到美国的同行评审系统在他看来是一个更加有效的系统。但是这样的系统需要一个健康而且富有竞争的科研环境作为前提。而这种环境还需要时间去塑造。他说中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原因很复杂，涉及到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等。短期内很难形成。”
已经退休的刘庆生教授花了十年时间来评估我国的研究项目。他表示“中国的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可信且可靠的系统，所以一些数量上的指标还是必要的。”刘教授还指出，中国学术界缺乏的惩罚机制，像数据造假这样的违反专业伦理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没几个研究机构采取了任何类似的措施“
无论将来如何，在我国当今的科研界，引用数和著名期刊还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回首过去，俞飚教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入行时间比较早，那时候影响因子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过去，他并不太担心发论文和升职问题，专攻那些艰难但是不热门的难题。但是俞教授现在对于当今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所面临的评估和晋职系统感到不满，因为这些指标都太依赖影响因子了。“我知道这对他们很难。教授职位、金钱、名望，谁不想要。” 他给学生的建议非常简单：“不要为了发表论文而做研究，努力研究的动力应该是项目所富含的意义。”
参考来源：
http://nautil.us/issue/5/fame/fame-is-fortune-in-sino_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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