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当阳市档案馆
编审 ¦ 陈 也 终审 ¦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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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红色当阳 | 当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此后，王明等人在全党不择手段地推行其“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路线。
3月初，夏曦作为党中央代表到达湘鄂西根据地。他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否定湘鄂西党、政府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绩，竭力推行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所谓“向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夏曦认为“各县干部差不多完全是富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富农分子占全体党员的十分之二三”，因此，他提出要大批的“洗刷”所谓“富农分子”，要重新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平分一切土地”，要加紧发动一场反富农斗争，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为了彻底平分，还要动摇中农的土地”等等一系列错误主张。
湘鄂西的许多党组织对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作了抵制。中共当阳中心县委在其1931年5月3日的《县委通告第三号》中明确指出：关于解决富农问题的方法，多半是不正确的，如已加入党的富农成份，不论他的工作怎样，对革命的表现如何，因为要执行反富农斗争的口号，就机械的一下子把富农成份的同志赶出到群众组织里面去，再由群众组织赶到互济会，或者把富农杀掉。这样的作法“不仅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相反的正是脱离群众的左倾机会主义危险”。县委针对以上的错误事实和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对于反富农斗争决定如下：
一、凡属富农分子，不论其已否加入任何革命群众团体，只要肯定他是富农，就毫不留情的把富农多余的粮食、种子、耕牛、农具等一律没收，给雇农使用，如这些东西分给雇农有余的，穷苦的中农也可以分给一部分，以保障贫农和中农联合战线，但绝对防止侵犯中农的利益。
二、富农成份的同志和已加人农协会的富农会员，对于党的政治主张，能坚决执行，尤其是在严重的清乡当中，不动摇他的革命观念，当然不能随便开除他的党籍和会籍，只有更进一步的加紧对他的教育、训练工作，使他的革命性更加坚定起来。假如哪个富农成份的同志和会员，在反富农斗争中和敌人的清乡当中，表示他的动摇、消极，反对党的政治主张，必须鼓动广泛的雇贫农自己起来，打击富农，如果富农成份的同志和会员，有显著的反动事实，应先开除他的党籍和会籍，然后经过群众会议，来执行最后的革命纪律，坚决反对过去脱离群众的惩办主义。
当阳苏区的傅子和、黄冠柏、王国良、孙东平等主要领导人，是在几起几落的革命实践中，在周逸群、万涛等人的教育影响下，逐渐对“左”、右倾错误有了正确地认识的，因而能在当时情势下发出上述内容的通知，这个通告体现了他们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领导能力。体现了他们敢于抵制错误倾向的可贵精神。由于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也由于1931年夏发生了大水灾，7月敌人又开始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加上当阳苏区不和洪湖苏区直接连接，当阳苏区的工作1931年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较小。年底和次年初，苏区有新的发展，党员人数也有较大增加，到当阳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时，党员达到400余人。
1932年1月18日至20日，中共当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苏区熊家湾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到会代表除县委委员、各区委（特支）负责人外，还有游击一、二大队代表、荆门和宜都两县县委的代表以及团当阳县委的代表共10余人，宜昌道委派了一位姓薛的党员作为道委代表到会指导。
傅子和代表当阳临委向大会作了报告。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各项工作，通过了很多决议，并向中共中央、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革命团体发了通电。大会第一次用选举的办法产生了中共当阳县委员会，傅子和任县委书记，王国良任组织科长(本届县委工作机构又改称科)，谭映峰任军事科长，孙东平任巡视员，周吉三任宣传科长，孙正桐任保卫局长，匡月亮、桂耀勋、庄述海、王耀煊、李作祥、张心田、阮德斋、季正金、熊雨高为委员。傅子和等人在代表大会期间虽然抵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一些观点，但是，在上级机关代表的压力和部分代表的支持下，大会还是提出了“在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来争取当阳在宜昌上游的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
这次代表大会，是当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举行的唯一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对于苏区军民的革命热情是一个极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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