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后的尊严：临终关怀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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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所知的只是不久必将死去，我最不了解的便是无法避免的死亡。”法国思想家巴斯卡的这句名言为我们当下对死亡的认知状态做出了最好注解。作为命定的结局，死亡或许算不上悲剧，但被死亡剥夺了人的尊严，却是一种沉重的悲剧，而这个悲剧可能正在大小医院时刻上演。其症结，就是在临终关怀方面的普遍匮乏。

随着老龄化社会快速来临，临终关怀已成为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增长迅速的新需求。临终关怀，指的是对没有治愈希望的患者进行的积极又全面的医学人文照顾，它需要控制疼痛及其他症状、解决心理和精神问题，以提高患者生活品质，达到最好的生活状态。临终关怀是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和现代性反思的产物，也是社会成熟与文明的标志。在发达国家，由志愿者、全科医生、宗教人士等构成的临终关怀体系非常成熟。而在我国社会流动加剧的当下，社会化的临终关怀建设亟待提上议事日程。为此，半月谈编辑部在慎终追远的清明时节来临之际，特组织“临终关怀现状调研小分队”分赴京、吉、鲁、浙、川、宁等六省区市，扫描基层临终关怀发展的现状，探究国人的临终需求和生死观。

面对癌症病痛折磨中的老人，一位家属潸然泪下 王凯/摄

生命最后，为何难留尊严

“很多时候，医学只能尽力而为”

推开门，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混合药味扑面而来，62岁的李严（化名）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上皱纹深深。旁边坐着照顾他的儿子，一双眼睛因长期熬夜通红，神色凄然。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堆满了各种止痛的药片、瓶罐，显得有些狭小局促。窗外阳光照射进来，似乎能闻到春天的味道，但对老李来说，生命依旧在痛彻骨髓的寒冷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大约一年前，李严被确诊为胰腺癌，一种被内行称为癌症之王的恶性肿瘤。如今，李严还能回忆起当时听到结果时的一些片段：女儿夺眶而出的泪水、儿子惊愕的表情、医生脸上的无可奈何，还有自己脑子里嗡嗡的响声。“死亡来得这么快，你来不及做任何准备。”李严对半月谈记者说。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李严做了手术，紧接着进行了放化疗。疲劳、呕吐、失眠、食欲不振，这些副作用都还可以勉强忍受，但病魔比想象的更加无情，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癌细胞持续扩散。这是一场饱受折磨却又注定失败的战争，于是，医生建议他回家“疗养”。

之后半年，李严就一直待在家里，慢慢失去行走能力，癌痛时常袭来，有时觉得呼吸都很吃力。儿女只能尽力照顾，晚上守夜到很晚，白天要上班就请了一个保姆，喂药、擦身、打针，保姆也忙不过来。好几次，因为没注意及时翻身，李严腿部出现了溃烂。而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因为前期癌症治疗也欠下了一大笔债。

“很多时候，医学只能尽力而为。”中国抗癌协会理事、四川省抗癌协会秘书长王安荣告诉半月谈记者，80%的癌症患者被发现时已属中晚期。目前，全球每年约800万人死于癌症，我国现有癌症病人700万，每年新发癌症病人350万，每天就有8000多人得癌症。

对大多数家属来说，眼睁睁看着亲人在病痛中走向死亡也是一种煎熬。“早就把眼泪哭干了。每天都在自责、愧疚、疲惫、烦躁和绝望中度日，感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里，非常沉重，有时候真喘不过气来。”李严的儿子说。

像李严这样被“劝退”回家的晚期癌症患者很多。由于医疗资源紧缺等原因，目前许多大医院诊断为“药石无灵”、“失去治疗价值和康复可能”的病患会被劝退出院。四川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宁养中心护士长叶继玲告诉记者，由于基层缺乏临终关怀，很多癌症病人和家属不得不面对临终过程中的一系列痛苦：一是缺乏专业人员指导，止痛剂等用药不规范，不仅不能有效制止剧烈的癌痛，反而容易引发其他并发症；二是由于家属缺乏经验和技能，护理不当加剧病人的痛楚；三是癌症病人护理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很多人在前期放化疗中已经花费巨大，面临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无力支付专业护理。生命和尊严，就这样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一点点流逝。

临终关怀让生命走得更从容

前不久，热播剧《青年医生》中有这样几个情节：血癌晚期患者汪美凤在弥留之际请求医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插满管子，而是放弃治疗，选择体面地、漂漂亮亮地去往另一个世界；白血病复发的夏可欣临终之际决定办一场面朝大海的婚礼，在充满七彩气球的新房里幸福离世。剧中几位医生因为尊重患者嘱托的愿望、敢于还病人一份尊严和爱，让不少观众对临终关怀多了一份新的理解和认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博导、山东省生命伦理研究院院长陈晓阳介绍，狭义的临终期为10天～14天（有时可以短到24小时）。在这一阶段，医生的工作应该从“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一份调查显示，70％的癌症晚期患者需要给予止痛、心理安抚等临终关怀服务。

今年3月18日，是宁夏人民医院宁养院主任李丽梅的一个普通出诊日。驱车来到银川市西夏区患者高凤兰家后，李丽梅迅速脱下外套走进高凤兰的房间，轻声询问她现在疼痛控制得怎样，能否吃下饭睡好觉。

高凤兰是一名直肠癌患者，2006年做了切除手术，2013年癌细胞转移，2014年11月最后一次入院治疗。尽管老伴李滋章对她照顾有加，但9年的癌病史仍然将她折磨得不成人形，骨瘦如柴、眼窝深陷，就连吃止痛药对她也是一场痛苦的考验。

高凤兰是不幸的，在本该安享晚年时遭受绝症的折磨，但她也是幸运的，丈夫不离不弃、细心照料，让她免于受化脓、痔疮等折磨。而且，她的身心疼痛也因宁养院的定期护理而有所缓解。

“吗啡这类止痛药只有住院时医生才给开，药店买的止痛药几乎不管用，以前老伴在家里疼得在床上打滚，我们只能在旁边看着，无能为力。”李滋章说，2014年6月，他从朋友处听说宁夏人民医院宁养院可以为癌症晚期患者免费提供药物，便立即为老伴提交了申请。如今，他们已经接受服务近一年，通过宁养院专业医疗团队诊断，以疼痛舒缓为主，辅以精神开导和心理抚慰。

“在生命的终末期，很多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或者延长生存期意义不大，我们宁养院也无法挽救他们的生命，但期望通过人性化服务缓解临终病人的身心痛苦，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使活着的人心安，将死之人了却遗憾，做到生死两相安。”李丽梅说。

然而，很多时候，许多家属的一厢情愿令临终病人雪上加霜。“从医近30年，我经常会劝一些毫无挽救希望的病人家属给临终者尊严，但极少被接受，甚至有家属为了等待某个未到场的亲属而强求医生和护士实施胸外心脏按压长达数小时！对此我深感无奈。”上海长征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缪晓辉说，自己的父亲在临终时，就拒绝了“摆设性”的抢救。
“父亲主动放弃抢救，避免了备受折磨，做子女的虽然遗憾，但我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

幸运的只是少数

并非所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类似的临终关怀服务。在半月谈记者采访的临终病患中，他们几乎都是在承受了一段时间的病痛及无效医疗的折磨后才转变观念，接受临终关怀。即便如此，就总量来说，面对庞大的临终关怀需求群体，现有的机构和服务水平却是僧多粥少、杯水车薪。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一份《中国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伦理探讨》的调研结果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大城市一些综合性医院探索开设了临终关怀病房，在肿瘤专科医院尝试设立了临终关怀病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城市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临终关怀机构约200余家，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医务人员近万名。

但是，这些临终关怀机构绝大多数设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几乎空白。而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癌症报告2014》的数据，2012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为220.5万，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1/4。预计到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将达400万。癌症发病及死亡率的快速上升带来的必然是临终关怀需求的急剧增长。

公立医院方面，宁夏人民医院宁养院的出现填补了宁夏临终关怀领域的空白，但从2009年成立以来，他们仅仅服务了1828名患者，资金困难和人力不足是最大的瓶颈。宁养院是李嘉诚基金会于2009年捐助成立，每年提供资金150万元，现有医护团队7人。“由于近两年病人的生存期延长和难治型患者量提升，经费开支增大，而且由于人力有限，既要家访也要门诊，我们不得不缩小服务半径，以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宁养院主任李丽梅说。而缩小服务半径也就意味着周边能享受到临终关怀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少。

宁养院社工林东宁告诉记者，以前一些地方的大中型公立医院都设有临终关怀科，但在市场冲击下，不能创收且提高医院死亡率指标的临终关怀科相继被撤销。

这种情况在山东省济南市非常典型，记者采访得知，济南多家曾试水临终关怀的病房全部半路折戟。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1999年最早启动该项目，持续到2006年。2009年5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肿瘤科成立了有30张开放性床位的“宁养病房”。结果，“本院的病号转不动，外院的病号引不来”，床位运转率始终没有达到医院要求的85％，半年后关张。此后，济南再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事实上，即便在山东全省范围内，临终关怀机构也屈指可数。

于是，那些被大医院“劝退”回家疗养的临终病患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转诊到民营医疗机构和有医疗护理功能的养老院，而这些地方早已是一床难求。例如，浙江老年关怀医院(拱宸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开放床位200余张，使用率一直保持在100％，临终安置老人与专职医护人员的比例约为10∶1。浙江杭州江干区丁桥镇沿山村的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民营），全院450个床位中专职临终关怀的病床为80个，平均每5天能空出一个，但排队入住的申请却一直保持在每天3到5个左右。

“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呈‘4—2—1’倒金字塔结构、人口高度老龄化等原因都导致家庭的照护功能由强变弱，承受亲属死亡的能力在快速衰退。而此时，我国临终关怀的社会化力量一直跟不上。”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介绍，由于临终病人的治疗未能纳入医保，开展临终关怀的民营医院运营都相当艰难。无力照顾的家属将老人送到一些养老机构，愿意接收的寥寥无几。

此外，目前多数医疗单位的临终关怀服务主要是以护理基本生理需求为主，包括病痛舒缓、营养支持、感染控制等。绿康老年康复医院院长卓永岳说，在精神层面的临终关怀还比较欠缺，客观原因是一些病患和老人在弥留之际常处于失智状态，另一方面是专业人员极度欠缺。如绿康医院临终关怀病房30位医护人员中，只有1位是专职心理治疗师。

在国内，能享受到临终关怀的病患是“幸运”的。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对晚期癌症病人临终关怀服务覆盖率约为1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在80%以上。我国临终关怀研究和实践始于1988年，时间不可谓不早，但27年来尚未建立系统的专业化服务，且步履维艰，甚至未被列入国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中。

向死而生：让我们谈谈死亡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反之亦然。临终关怀或许无法转变生死结局，却应该包含一种健康生死观的引导。

理性面对死亡是文明进步表现

“2006年我们协会成立，在北京王府井发放临终关怀的宣传册。当时大家都绕着我们走。年轻人挥挥手说，死亡离我们还远着呢，拿到册子走几步就丢了。”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说，国人受传统影响，忌讳谈死亡，认为不吉利，甚至担心被人说不孝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非常普遍。

在北京最知名的民间关怀机构——松堂医院里，死亡则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张大诺，在这家医院呆了近10年的志愿者，曾照顾过多位生活不能自理、记忆模糊、难以沟通的临终老人。“一般家属每周看望他们一次，有的是两周，来得勤的很少。”他说，“生命最后的阶段，最害怕的是孤独，但最常面对的也是孤独。”作为志愿者，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坚持探望，让老人们不要对周围的人失望。

日积月累，在他撰写的《她们知道我来过——中国首部高危老人深度关怀笔记》一书中，记载了20多名高龄老人最后的故事。

“她躺在床上，看见我后眼睛放亮，嘴唇剧烈地抖动。我以为她要说什么，但最终我发现，她只是在对我笑。”从这些素不相识的老人身上，张大诺看到了每个生命都曾有过的光彩，以及对安详的渴望。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能从等待死亡的人身上感到一种神圣的光环。

“不知生死，无法坦然。临终关怀的目标，是让患者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然后配合医疗手段减轻痛苦。”上海某三甲医院临床医生洪嘉君说，“这么多年很少碰到临终前能够保持理性的患者和家属。也许生离死别之时，要求他们理性近乎残忍，但在我看来，理性是尊严的基础，无理性没有尊严可言。”

在53岁的鼻咽癌末期患者王方林看来，死亡只是生命到最后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而已。王方林曾经情绪低落、胃口减退、体重下降，觉得自己心力交瘁、全面崩溃了。但宁养院派志愿者通过倾听与陪伴，让他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生命。

王方林的父亲在8年前因脑血栓离世，父亲去世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呻吟至今仍是他的梦魇，也被他视作自己罹患癌症的一大原因。为让父亲临终时的遗憾不在自己身上重演，王方林决定死后向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捐赠自己的遗体。在捐赠过程中，他意外地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下简称“吉大一院”）宁养院结缘，并接受临终关怀。

“我从来没过过生日，但50岁的生日是医生和志愿者在我家给我过的，那是这辈子最让我感动的事情。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平庸，但通过生命历程回顾，突然发现我曾设计加长过气象炮兵车的底盘，也算是给国家作出了贡献吧。”王方林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已经建立了生命延续感，为迎接死亡做好了准备。

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党委书记金荣疆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千多年前诗人陶渊明对死亡的态度已经如此豁达。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今天，系统性、全方位地引导人们正视死亡、有尊严地死亡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无知和逃避带来二次伤害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社会上对死亡的不科学认知、忌讳，对临终关怀不了解，常常造成对临终者身体和精神上的二次伤害。据一些临终关怀机构介绍，总体上看，临终者常会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一是过度治疗，有些患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二是治疗不足，临终者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曾创办过临终关怀病房的山东齐鲁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志刚教授认为，临终关怀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是死亡教育的缺失。“临终关怀既包括必要的生理医护，更包括心理调整。如果生命已不可挽留，那么亲人和我们医护人员最需要做的就是减轻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反映在技术层面，我们不能一无所知；在思想层面，我们不能一味逃避。”他说。

吉大一院宁养院主任刘芳曾在肿瘤科工作，那时她每天查房并为中晚期癌症患者制定治疗计划，只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拖”。为了对得起自己所谓的“人性”和“良心”，刘芳宁可让患者遭受痛苦也要全力抢救，宁愿加大药量，也要延长患者的生命长度。直到一次赴我国台湾地区访学的经历，才让她改变了对于拯救生命的种种看法。

在台湾一家医院的安宁病房里，刘芳亲眼见证了一位34岁晚期消化道癌症女性患者的离世。没有浑身插满鼻饲和呼吸机的管子，患者的母亲、医生和护士一起站在病榻边，母亲在回顾患者一生中给家人带来的幸福与荣耀时刻，医生护士则报以微笑并缓缓唱着歌。“我现在想想那温馨的一幕就禁不住流泪。”刘芳说。

回到吉大一院后，刘芳转到成立不久的宁养院工作，她对癌症病人的关注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她向一位患者问了自己从来没问过的问题：“发病时到底有多疼？”患者回答说：“就好比一根针全天24小时都在扎你。”这个答复让刘芳和她的团队开始关注终末期癌症病人的症状控制和疼痛缓解工作。

山东省生命伦理研究院院长陈晓阳介绍，在实际操作中，不少“无知”的家庭对临终者的照顾有很多误区。如临终者常处于脱水状态，吞咽出现困难，患者的皮肤又湿又冷，摸上去凉凉的。这时候很多人马上加盖被褥以保温。实际上，这个时候一点点重量的被褥，也会令绝大多数临终患者觉得无法忍受。再如，呼吸衰竭使临终患者喘气困难，输氧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上他们已失去利用氧气的能力，此时供氧根本无法减轻“呼吸饥饿”。正确的做法是打开窗户和风扇，给病床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另外，使用吗啡或其他合成麻醉剂是减轻患者喘气困难和焦虑的最好办法。

在许多宁养志愿者看来，死亡首先击中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按照医学和心理学的权威归纳，终末期癌症患者在死亡前要经历5个阶段：震惊与否认阶段、愤怒阶段、讨价还价阶段、沮丧阶段以及接纳期。这5个阶段顺序和时间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可能同时发生，可能重复出现或停留在某个阶段。因此，宁养工作的一大目的，就是协助临终者对生命价值进行理性思考，重新探索自己面对世界的态度，形成新的生命价值观。

“在一些西方国家，小学里就常常开展死亡教育，比如让他们思考假如自己只能活三天该怎么安排等，而在我国，学校教育阶段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有关死亡和生命伦理的教育。事实上，如果从小认识死亡，当真正面对死亡时才更容易做到坦然接受。”宁夏人民医院宁养院主任李丽梅说。

生前预嘱：重视生命的尊严

2013年，北京几位有威望的医生成立了民间性质的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希望更多人直视死亡这个话题。成立仪式现场还发放了《我的死亡谁做主》这本书，号召大家重视生命的尊严，而非一味地用医疗手段延长生命。

书的作者罗点点是一位退休的心血管内科医生。她在书中提到，在临终前，是否选择使用生命支撑系统，并没有被视为病人的权利。“很多人认为生前预嘱并不重要，甚至毫不知晓，或者把它视为安乐死的一种。”

“生前预嘱”就是人们事先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的指示文件。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希望更多人明白，在生命末期放弃抢救也是一种权利，心平气和地想象一下自己到底“怎么死”，以免在自己不再健康、判断力不再完整的时候，太惊慌、太失望、太任人摆布而没有尊严。因此，协会建议人们建立包括五个愿望在内的生前预嘱：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让谁帮助我，在生命倒计时几个月的时候启用。

当然，临终关怀并不等于消极治疗，更不等于争议极大的安乐死。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说，临终关怀的目标，应当是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和适宜的时间中，让临终者对死亡不恐惧、不孤独，心愿已了、痛苦最小、没有遗憾、身体完整、清洁体面，在祝福中告别世间，回到原点。

一本叫《死亡如此多情》的书记录了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其中一篇这样说道：“不同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不同人最后的状态。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可以选择优雅地转身离开。”

2013年10月6日，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一名志愿者（左）给邹奶奶跳现代舞 李文/摄

临终关怀也需要关怀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即便社会对临终关怀建立了客观认知，要想让更多人能“优雅地转身离开”，我国临终关怀还需要迈过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队伍建设等多道坎，政府和社会应给予临终关怀更多的关怀。

政策资金：纳入医保，重置医疗资源

2012年，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发布了《中国城市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政策研究》（下简称《研究》），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卫生部批准立项的临终关怀调研课题。《研究》的总报告中指出，开展临终关怀服务不需要特殊设备和巨额资金，需要的是政策法规、教育与培训、民众意识的转变与必要的经济支持。其中来自政府层面的系统性、连续性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临终关怀不是暴利行业，而是公益和慈善行业。”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介绍，目前，我国8个省份成立了生命关怀协会，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了一批生命关怀试点机构。其中上海配套制度最为完善，政府要求每个社区配备不少于10张临终关怀病床，并且根据床位给予补贴。

实践证明，开展临终关怀可以节约医疗费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居家（社区）临终关怀患者在临终阶段的日均住院费用与大医院相比为1∶13。“照此估算，仅全国约250万个癌症患者临终阶段住院费总计可节省数十亿元，在医疗资源总体紧张的背景下是一件利国惠民的事。”罗冀兰说，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正研究有关收费标准，推进其纳入医保，进入社区。

山东省生命伦理研究院院长陈晓阳认为，现阶段资金匮乏严重制约着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国外临终关怀机构多属福利性质，能得到慈善捐款和政府支持。我国绝大多数临终关怀机构需要自负盈亏，既缺乏政府专项投入，也没有纳入医保体系。由于缺乏医保报销，很多患者和家属对临终关怀只能望而却步。

在山东，青岛市北区红十字老年护理院得以延续并运行良好，是因受益于青岛2012年出台的一项长期护理保险新政。院长谭美青介绍，护理院虽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但在这项新政支持下，护理院为入住的参加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提供24小时连续医疗护理服务，医疗护理费最高可报销90％。

从2014年5月1日起，长春市人社局在吉林省内首家试点开展医疗保险晚期癌症患者临终关怀，提供住院舒缓疗护服务。患者只需要支付400元住院起付线的费用，就可实现心理疏导、日常照料、抢救治疗等全程服务。这项由医保部门独立组织为临终患者开辟单独渠道的做法，在全国尚属首创。

体系建设：立法规范，构建多元服务形式

我国开展临终关怀起步较晚，卫生部于2006年和2012年分别下文,提出“有条件的医疗单位可以设立临终关怀科”。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临终关怀病房建设、用药指导、医院资质等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缺乏法规制度保障和实践可操作性，容易产生浑水摸鱼的情况。

“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地，所有的三甲医院都必须设临终关怀科，否则评估是过不了关的。台湾地区还通过立法推动临终关怀，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宁夏人民医院宁养院主任李丽梅说。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宁养院主任刘芳介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临终关怀仅停留在宁养院“医护＋社工＋义工”的单一组织形式。她期待，今后的临终关怀事业既有基金会和独立的医疗机构来做，也能有居家宁养服务、白天服务晚上回家等多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之间也应互通，便于患者根据病情及时转换宁养模式。

罗冀兰认为，临终关怀服务最理想的形式是，由政府公办，在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设置临终关怀病床，在社区设日间病房和家庭病床，加上家庭临终关怀机构等多个层次，构建社区（居民）上门服务、专业化专家会诊服务、专业化住院服务的三级网络服务模式。

此外，《研究》进一步呼吁，我国应加快《临终医疗条例》立法研究。此法律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自然死法案》，使我国的临终病人能按本人意愿得到或放弃治疗，享有撤除维生措施和不做心肺复苏急救术的权利，以及享有其他临终关怀服务的权利。

人才队伍：建立学科体系，防止“后继无人”

在国内，临终关怀是一个新兴概念，但在国际上早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医学分支学科。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主任、四川省生命关怀协会副会长李金祥介绍，国内现在所说的临终关怀，实际上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姑息关怀。李金祥写过国内最早的一本姑息医学教科书《姑息医学》，从1996年到2005年，写了整整10年时间，这本100万字的书目前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门选修课的教材。“几十个学生，也就只学一个学期。”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宁养中心主任张涵告诉半月谈记者，国内医学院尚未建立临终关怀学科体系，而从事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只能从普通医学专业招聘，再进行培训。需求越来越大，医护人员却“后继无人”。

“全国这么多大专院校，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人每年毕业人数不超过1500人，而其中96％最终都不从事本行。”谭美青说，她的护理院配备医生、护士、护工共90多人，与病人数量配比算是高的，但团队年龄偏大，专业知识还很欠缺。

在生死教育方面，除了华中师范大学从2005年开设本科生通识课程《死亡哲学》外，山东大学也开设了《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程，旨在帮助青年学生了解死亡、认识死亡，从而尊重生命，梳理信仰，合理规划人生。“总体来看，我国临终关怀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体系，临终关怀基本理念、内容等已经形成共识。”陈晓阳说。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临终关怀在我国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让每个人在生命尽头都能选择优雅地转身离开”的理念，已悄然生根发芽。

作者：赵琬微 刘宝森 俞菀等 来源：半月谈网 编辑：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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