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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共同富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围绕上述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对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专访。
郑永年认为，共同富裕包含了一层重要内容，就是实现包容性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共同富裕，所以要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因为它们能创造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对于政府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职能和作用，他认为，政府更要承担“保底”的职责，要保护社会，即做好“软基建”的建设，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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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您如何理解？
郑永年：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也是此次党的二十大的重点议题之一。要正确认识共同富裕，首先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同、特点不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它的现代化水平很高，但是形成了“富而不公”的现象。这些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富裕了，但是分配不公平也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加剧、政治极化，包括美欧民粹主义崛起，与这些国家贫富差距加大有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发展中的国家还不能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经济没发展起来。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来说，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起伏的过程，富裕程度随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共同富裕必须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的发展。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发展来推动共同富裕。
《21世纪》：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全球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郑永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球而言，共同富裕都是当今时代的关键问题。当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失序”，一定程度上也与欧美民粹主义崛起有关。那么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为什么崛起？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些社会“富而不公”，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一战二战的爆发也是由此造成的。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一些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公平问题，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在全球化成果上的分配问题。
如果每一个国家的国内都能实现和平稳定发展，实现比较公平的分配，那么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中国未来如何持续地维护好国内发展环境的和平稳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继续营造激活企业创新活力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巨大能量。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企业是重要的主体之一，是发展的主体、市场的主体。要建立相关的容错机制和制度，为企业提供一个有利于创新创造的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人才，孕育出新一代能够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优质企业。
《21世纪》：您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哪些关键的步骤和举措？
郑永年：需要先特别明确的一点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劫富济贫”。首先，要实现共同富裕，初次分配最重要，企业是初次分配的主体，就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激活企业发展活力的环境，毕竟企业是做大“蛋糕”的主体。那么共同富裕就是在以市场为主导做大“蛋糕”的基础之上，分好这个“蛋糕”。
其实共同富裕还包含了一层重要内容，就是实现包容性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说要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因为它能创造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其中，中小型、微型企业就变得尤其重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中国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规模企业法人单位的99.8%，吸纳就业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达79.4%。中小微企业解决了将近80%人口的就业问题，而这些中小微企业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所以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毕业生在2022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会上了解岗位信息 （图源：《瞭望》）
第二是再分配，就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但再分配这一环节要注意的是，不能使这一制度变成“养懒人”，因此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北欧模式，而要强调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鼓励通过劳动致富。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然是劳动致富，政府税收的负担也更轻一些，那么对于劳动所得，政府可以考虑减税，从而也能起到对要素分配的调节作用。
还有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励高收入人群以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要统筹好强监管和促进发展的关系，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更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只有让企业、资本在法律法规的制度框架下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倡导鼓励企业进行慈善公益、向社会捐款，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再分配这一环节由政府主导，而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主要都是以市场为主导进行的。在初次分配中，政府起到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鼓励企业发展，从而更多地解决就业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世界上有些经济体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有些可能没有最低工资标准，而是采取浮动工资，经济繁荣的时候多发一点钱，经济形势差的时候就少发一点。
那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要鼓励每一个人通过劳动致富、通过要素致富，赚更多的钱，上不封顶，把“蛋糕”做大；另一方面，要用法律制度体系鼓励这些高收入群体捐款，例如向社会进行慈善捐款可以免除一定比例的税。但“上不封顶”的同时，政府更要承担“保底”的职责，要保护社会。
正如我最近常常提出的，除了硬基建以外，“软基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而言也很重要，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这些是承担社会托底作用的重要建设，也就是避免低收入群体会挨饿受冻。总体而言，是既要为社会“保底”，同时还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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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洪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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