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我与近代化学厂03——《平民轶事：我走过的路•执着的父亲》

 1943年，著名实业家王光英先生在天津创办了近代化学厂。70多年后，80岁的近代化学厂老员工赵学宏先生写下了自传《平民轶事：我走过的路》。通过对往昔工作、生活的回忆，赵学宏先生用朴实的话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展现了近代化学厂乃至天津化工企业发展的历史剪影，以小见大，发人深省。欢迎大家关注。

03  执着的父亲

     父亲赵汉儒（名继琨，又名士荣），出生于1900年11月17日。病故于“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9年1月18日。

 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他的童年是在双口度过的，在本村上的小学。1917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父亲生前曾多次翻阅他保存的那几本《南开校誌》（因为时间久远，我记得该刊物可能是这个名字），其中的一册中有南开中学千人合影的照片，他多次向我们指点，哪个是他，哪个是周总理，哪个是他的班长马骏（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回族革命烈士）。就是没提过我的舅舅胡毓枫，他与我父亲同庚，也是1917年考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千人合影应该也有他，但他于1940年就英年早逝了，年仅四十岁。我想，父亲也许是因为我太小或是怕让母亲听见伤心所以没有提起。后来我又在“百度”上搜索“天津南开中学千人合影”，搜索出一张照片，因为我认识这里的三个人：一位是周恩来先生（后排右起第一人），一位是邓颖超女士（前排左起第五人），一位是马骏先生(后排左起第三人)，所以我把这张照片放到这里，他（她）们都是和我父亲同时期的一些同学。

根据《双口镇誌》记述: “1927年，(双口小学)更名为天津第四公立小学堂，赵汉儒任校长。”我们小学在1948年更换了新校徽，校徽是我父亲亲自设计的，外形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尖头朝下，蓝底白字。校徽上只有两个字——双中。我们戴着这个校徽到市里，人家都以为我们是中学生。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这样设计，他说：“等到中学成立起来，我在下边再加上‘附小’二字。”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双口解放，派来了新校长，他就辞职来市内教书啦！所以说这是他一个未了的心愿。现在的双口小学和中学，都是很有气魄和规模的了。他的心愿也算是完成啦。

1949年初，父亲被叫到冀中十分区办的顽伪人员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当了小学校长多年，就被列为“顽伪人员”，和地主、富农、伪行政人员一起学习，内容不外乎是交代问题。领导认为他一定是国民党员，否则不可能当校长。当时的领导人可能是宋毅，他直接和我父亲挑明了，“老赵，你就是承认了，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父亲经不住他再三劝说，就交代了“曾在1935年1月由葛沽校长邢晓波介绍在天津加入国民党为普通党员。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脱党。”他这一交代，人家又问了，“抗战胜利以后你为什么不恢复党籍？”我父亲说：“我们当时加入国民党是为了爱国。胜利以后我看这些国民党员的水平连给我提鞋都不配，我还恢复什么党籍。”就这样搪塞过去了，他就“毕业”了！可这一条“罪恶”在他和我们兄弟三人的档案里整整伴随了一生，影响了两代人甚至更多。父亲临终时说“我有一肚子话要说……”这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吧。但是，父亲有他自己的主张和做人标准，“我绝不依靠别人为自己的仕途做铺垫”。解放以后，很多人劝其给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去信，弄一份工作，他仍然是这样回答的。

     此外，父亲的最大特点，是在有些情况下能够换位思考。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母亲住进我们近代化学厂为职工及家属准备的小平房里。那时天津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兴建了几个工人新村，我们住的是丁字沽工人新村，还有中山门和西南楼等。全是一排排的小平房，每十二间为一排，每间房都是一丈宽丈二长，前边是一扇门和两扇窗户，后墙上有一个小窗户，院子只有两步宽，典型的“一间屋子半边炕”。他就跟我和母亲说：“你看我们住着觉得有些不习惯，在老家住大房子住惯了。可有些人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新房哪！”

父亲于1969年1月18日夜里离开了我们，尸体火化是尊重他多年前的意愿。1956年我国提倡殡仪改革，他看完报纸对全家人说：“我以后死了，也一定火化。如果我临死之前又说了反悔的话，你们就当我说的是糊话，千万别当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说一句反悔的话。他老人家的火化，在我们“友于堂”甚至我们双口全村也可能是第一人。

父亲的执著还表现在他一生对待教育事业的态度上。他曾经多次对我们和他的同事们说：“一个人的一生，有三大幸事，即‘父母健在，兄弟无恙，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乐也’ 。”他以自己当了一生的“孩子王”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待续）

        （赵学宏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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