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佩什·查卡拉巴提 | 现在何在？
现在何在？
Where is the Now?
文：Dipesh Chakrabarty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
译：王立秋 校：高明
* 本文最初发表于《批评探索》2004年冬季刊。
我想就在许多广泛流传的评论中都看得到的两种关注谈一下：把当下理解为对未来的指导的倾向——一种历史化的努力——以及对政治性的关注（也就是说，制定批评的社会目的）。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引用黑格尔的《法哲学》说：“哲学就是它自己在思想中得到理解的时间。”批评与缜密的哲学不同。但就我们面临的情况而言，它确实受到了黑格尔的断言的精神影响。批评必须反映它自己的时代。它既要阐释世界也要对世界发表意见。这就是有效批判的条件。批判必须厘清现在。“活在我们的世纪并为我们的世纪劳作”，凯瑟琳·斯丁普森（Catharine Stimpson）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评注者共享这样一种关注，即能够命名、指定和描述我们经历的时间或时期。
大多数评论假设了某种对当下的定义。科学和技术对此定义来说是关键性的。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以极富启发性的起始问题定下了基调：“理论”在媒体、生物科技和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发生的“剧变”面前已经变成“精神治疗”（therapeutic）和怯懦了吗？无论理论是否已经变得怯懦，许多论者都同意米切尔对当下的理解。汉森指出由这样一些因素创造的境况：“传播以及随技术发展的到来而发生的技术创新的史无前例的加速，以及它具有的毁灭和奴役的力量。”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McGann）、伊丽莎白·亚伯（Elizabeth Abel）、罗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斯蒂姆森、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以及其他学者都主张人文学科应涉入这些科学和通讯技术的新发展，甚至超越这些领域而深入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灵长类动物学等领域。
划分时代（periodizing）的本能与政治性的本能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就其［思考］致力于厘清现在——也就是说，世界之谜——而言，”劳瑞提斯（Lauretis）写道，“理论的思考也是政治性的。”因此对我们当下进行断代与我们如何想像政治性也是相互关联的。反之亦然：一切对政治性的想像都隐含某种对当下的勾勒。这就是为何，在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定义当下开始，作为我们分析的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开始投身于某些对政治性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本身，也许更需要拷问而不是预设。
编委会成员的声明珍视一种磋商式民主的理念，其中，大学里的人文学者们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旨在推进社会正义和民主的事业。哈里·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因此对理论的社会政治用途进行了解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能做的……是为恢复理论的真正使命提供一个论坛，该使命就是作为开始试图想像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这种话语将对学界以外的世界说话——的艰苦劳动的条件。”甚至玛丽·普维（Mary Poovey）对一份更加严肃的、仅限学院圈子的《批评探索》的审慎呼吁——“为同人彼此（和为我们的学生）而写是合适的”——也设想了一个超越性（尽管是学术的）的公众，作为“对人性含义的集体理解”的知识库。普维的警示得到了很好的理解，但她的陈述却引发政治性的问题，因为甚至对人性含义的学术化的“集体理解”都会被我们迥异且冲突的关于人类集体性的规范意义的愿景所分裂。而这就是政治性介入之处，即使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总是与大众媒体作家保持距离。当然，七八十年代后结构主义、解构和后殖民主义的流行本身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归功于这样的预期，即这些理论只会使我们的民主想像更加彻底地民主。想想福柯给《反俄狄浦斯》写的那个颠覆性的前言！
然而，不论是从想像的西方还是这一西方之外来看——我觉得我们的陈述中有令人不安的地方：我们过于情愿假设当下（the now）和政治性（He political）都很容易被预言出来。就好像《批评探索》需要做的，不过是找到某种能够充分满足我们对当下和政治性的预示需要的实践形式而已。我是从两个相互矛盾的视角来解读哈鲁图尼恩对“理论的真正使命”的描述的。某种分裂让我感知到现在。有点类似于皮平在他的陈述中描述的那种消极的条件，但它却有一种不同的纲领性含义。
分裂在此。我在头脑里设想的一个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的图景，典型地且必然地起源于欧洲或西方。我通过这样一种智识传统来思考：人们在其中能够——至少是在原则上——清楚地提出建立在先验基础上（例如，对马克思来说是哥达纲领，而对罗尔斯来说则是正义）的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宽泛构成。我用这个蓝图去批判现存的不平等。但我也承认，今天存在这样一些在世界各地塑造大众政治的政治想像，它们避开或超出了我们对政治性的规范性理解。这些想像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但它们对世界的治理来说都具有全球性的含义。基地组织就是一例。阿希尔·姆邦贝（Achille Mbembé）已对“死亡权力”（necropower）作出了评论，它让制造战争和处理死亡的现代形式在许多非洲后殖民国家的社会再生产中处于核心地位。[1]就近而言，对我来说，是印度所谓的贱民（或以前的不可触摸者）和“落后”种姓的政治。先前的被压迫者——而且从很多方面看，如今他们依然受压迫——印度的低种姓人口，多亏了印度选举民主的功用，在许多地方都对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威发起了挑战，但却没有必然地生产出作为一名学院知识分子的、我认为是好的或正义的治理形式。这些政治动员不是右翼的，但它们也不属于任何正统意义上的左翼。我也可以就此给出来自其他我还略知一二的政治场景的一些具有可比性的例子：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为争取承认与正义而作出的斗争。
关于这些在世界许多地方——而不仅仅是南方世界——出现的新的政治构造，如下这点很重要，即它们与理论阶级（the theory classes）的交互行动并不仅仅是后者给前者意见的问题。事实上，这些新的政治阵营不再为寻求政治生活中的指导而把目光投向大学里的理论阶级。他们使用我们的修辞、技能和服务，但只是以纯粹实用的方式。他们有他们自己计算行动得失的方式。他们所做的一切有纪念和训导的一面。但他们并不去附和任何一种理论版的全球性主题；他们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哈特和奈格里说的“诸众”。他们的行动出于他们的正义感，但他们对什么是正义的理解却是碎片化的、语境化的，而且总是变动着的。
我并不是在老生常谈。在学术人士与“人民大众”之间一直存在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对民主理论的学生来说是根本性的。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自发性与组织（等概念）建构了关于这道鸿沟的理论。它也是福柯和德勒兹在1968年5月中的对话的主题。然而，总体上看，即便在民主国家内部，权力结构也使得理论阶级丝毫没有失掉对其判断和仲裁能力的自信。他们一直能假设这样的立场，如哈鲁图尼恩所言，对大学外听众说话的立场，假设这些听众会对我们要说的感兴趣，或者假设至少我们可以教给他们关涉政治的东西。人们假设，让人接触对世界状态的理性阐发，将有助于人们理性地行事。这一直以来都是左派的真理罗曼史。
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es Fergason）指出我们可能“已经完全过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更广泛地散布更多的信息将带来像我们……告诉自己的关于越南的故事那样的故事”。基地组织、印度的贱民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都乐于在方便的时候实用地利用学术知识，但他们并不在学界任何形式的指导之下。这把我们——理论阶级——置于一个特殊的情境之中。专业人士与人民大众之间不再可能进行任何只按我们的条件进行的政治对话。世界已经跨过了那个点。全世界人民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采用了权利和民主观念，并使之服务于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事业；想想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支持塔利班的“大规模示威”吧——这可是我们认为的一种同大众的意愿表达和与民主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动员形式！这类事件大多在所谓西方的边界之外发生。这些发展对西方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点已为2001年9月11日及自那时起发生的事件所佐证。
然而，这些发展本身却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可以用来对它们进行评价的普世的、规范化的视野。在我们应要求对世界作出评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学术上可信的东西来替代那些我们在大学中讨论并争论的原本属于西方的普世原则。在我看来，今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并不仅仅是对现实未能符合我们的范畴这个古老问题的重现。因此，这也不是《批评探索》能否找到一种与其时代相符的政治的问题。当然，未来的理论与批评必须正视科技，特别是传播技术变革的发展。但正如“21世纪美国学者”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美国人物而同时也是一个包含世界的人，理论也将不得不同现今在政治性领域超出“西方”政治思想的控制的那些东西竞争。因为只有通过承认今日政治性的混浊不堪，我们才能让一个如此多元以至于不会为单一的定义所穷尽的当下成型。
带着这些想法，我建议《批评探索》可以对以下两个额外的领域进行积极的关注：
民主的全球和异质想像。南方世界的政治理论家已经用平民、雅各宾式的民主或者过度的政治化来描述对人们熟悉的民主形式的流行使用会导致的后果。负面的形容词——平民式的，过度的——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政治领域如今已不对应于任何政治的预设想法。这种不可通约性需要更多的注意。
政治宗教。9·11之后，我不需要对此进行唠叨的说明。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新近关于世俗这一概念的著作和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的著作《神圣的恐怖》（Holy Terror）都以各自的方式强调了信仰在引导当代政治想像中的重要性。《批评探索》中的理论需要穿越政治“神学”地带。[2]
注释：
[1] 阿希尔·姆邦贝，《后殖民论》，伯克利，2001年。
[2] 塔拉尔·阿萨德，《世俗的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现代性》，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布鲁斯·林肯，《神圣的恐怖：在911后思考宗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年。
本文选自西天中土出版
《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读本（中英对照）
作者：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主编: 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4月
ISBN: 9787208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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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stheavens.net
「西天中土」是一个综合性的跨文化交流计划，旨在梳理、比照印中两国各自不同的现代性脉络，推动两国知识界与艺术界之间高层次的交流，促进两国社会思想与当代艺术的交织互动。自2010年起，已举办论坛、展览、影展、工作坊等各项学术活动百余场，出版书籍十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