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窦唯《黑梦》

原创：来源于网络 2018-05-31

本篇文章字节有点长请做好长时间阅读准备

开始

如果窦唯没有娶王菲
如果何勇没有问候李素丽
如果张楚没有和伊沙绝交
现在会怎样？

今天，“蝴蝶效应”的故事连小学生都会讲，复杂数学和“系统论”告诉我们：只要初始状态发生轻微的变化，结果将天差地别。面对“社会”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简单的线性逻辑推理是无能为力的。

不管怎么说吧，如果窦唯没有娶王天后，也许他不会成仙；如果何勇没有问候李劳模，也许他不会发疯；如果张楚没有和伊诗人绝交，也许他不会死掉。王天后、李劳模、伊诗人就是“魔岩三杰”命中的劫数。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符号化的时代，王天后、李劳模、伊诗人如果把他们符号化的话，王天后可以隐喻为“商业”，李劳模可以隐喻为“政治”，伊诗人可以隐喻为“文化”，如果把“王天后”、“李劳模”、“伊诗人”这三个变量组成一个“系统”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系统取名叫——“中国”。

同理，如果我们把“魔岩三杰”符号化，则窦唯可以隐喻为“病人”，何勇可以隐喻为“痞子”，张楚可以隐喻为“盲流”，一个有趣的想象出现了——窦唯PK王天后，何勇PK李劳模，张楚PK伊诗人＝“病人”PK“商业”， “痞子” PK“政治”， “盲流” PK“文化”。 PK的结果是后者吃掉前者，前者成为后者的定语——“病态的商业”、“痞子的政治”、“盲流的文化”。如果把“病态的商业”、“痞子的政治”、“盲流的文化”看作是三种化学物质进行化学实验，化学反应产生的新物质，英文缩写叫——“GDP”。

以上说法纯属搞笑，与本文主题无关。
　　
摇滚会不会误国？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笑而不语，呵呵，摇滚凭什么“误国”？它有“误国”的资格吗？熟悉摇滚乐的人都知道在捷克有支叫“宇宙塑料人”的乐队确实“误过国”，也许那只是个特例，不足以说明问题。十年前刘小枫用《沉重的肉身》阐述了人的身体与人的灵魂、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精神的解放首先来自于身体的解放，反之，精神的控制也首先来自于身体的控制。几年前李安的《色戒》就讲了一个由于身体的解放而导致精神世界颠覆的故事，王佳芝在执行任务前破处，但她身体并没有获得解放，是易先生使她获得了性启蒙、性快感和性高潮，使她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身体解放，但这种身体解放的后果是世界观、价值观的逆转和政治信念的动摇与背叛。人性战胜制度，性爱和情欲压倒政治伦理是《色戒》的元命题，虽然李安的叙事过程并不能令人信服，但这种叙事逻辑是确实存在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随行的记者发现整个中国是一个灰色的“中山装”的国度，在中国不分男女都穿着一种类中山装的“制服”，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所谓的“制服”有双重含义——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它意味着对身体以及精神的约束、制约和控制。后来王晶拍了一部《制服诱惑》的三级系列片，对我的性审美有指标性的意义，林熙蕾的OL制服造型成了我性审美的最高趣味，到现在我都迷恋OL制服片。对“制服”的征服有对权威和秩序进行挑战的意味，从性心理学来说，征服“制服”能带来双重快感——生理层面的动物性快感和社会层面的造反的快感。
　　
回到最初的问题，摇滚会不会误国？法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列斐伏尔和加拿大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很早就提出过“声音空间”、“声音风景”和“听觉生态”的概念，由此延展出现代工业社会中音乐的文化隐喻与社会价值。在窦唯抛出“摇滚误国论”之前二十多年，国家的管理者认为流行音乐是会“误国”的——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就可能“误国”。身体解放最便捷、最容易的突破口是听觉的解放，即耳朵的解放，当局对邓丽君音乐的禁止和打压就是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不少青年因为听邓丽君的“黄色歌曲”而受到制裁和惩戒。邓丽君耳语般的甜蜜低唱点燃了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情欲，身体开始蠢蠢欲动，邓丽君轻柔的“气声”轻轻一吹，集权国家主义的大厦便轰然倒塌。如果说邓丽君是压垮旧时代文化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崔健就是构建新时代文化大厦的第一块砖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丽君的“气声革命”开启了中国人长期被强力压制的爱欲之门，八十年代中期崔健登上历史舞台，用“节奏革命”拓展了爱欲空间。崔健的摇滚乐是节奏型的摇滚乐，他对节奏有着特殊的嗜好和迷恋，做爱同样是一种节奏型的运动。崔健的节奏粗犷、原始，蕴含着生命之根的能量，给男女床帷之间的鱼水之欢带来了新的律动，中国人的身体解放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找到了新的图腾。
　
1955年，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重新解读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马尔库塞认为压抑虽然是文明的产物，但压抑并不是完全负面和罪恶的，“基本压抑”是文明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额外压抑”是非文明社会独裁统治的基石，真正的罪恶、真正对人性的摧残不是“基本压抑”而是“额外压抑”。如果把邓丽君的“气声”和崔健的“节奏”看作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声音风景”的代表，是中国社会“额外压抑”时期的产物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已经基本摆脱了“额外压抑”，由“额外压抑”期向“基本压抑”期转变，这时候中国社会的“声音风景”会是什么样的风貌？正在此时，脱离了“黑豹”乐队以独立身份寻求发展的窦唯浮出了水面。
　　
1994年，窦唯的《黑梦》与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同时发行，这三个人被看作是“三位一体”，成为中国摇滚乐的时代标志，但这三张唱片却是两个类型的唱片，因为它们的“话语”不一样，前者言说的方式是“欲望的话语”，后两者言说的方式是“批判的话语”。前者是微观的，个人的，私密的，后两者是宏观的，大众的，社会的。《黑梦》歌词所传递的信息与《垃圾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相比时代的烙印是最弱的，严格的说，《黑梦》的歌词几乎没有透露任何时代的信息，但如果只从《黑梦》的歌词就下“《黑梦》这张唱片没有时代烙印”的断言，就过于浅薄和无知了。恰恰相反，《黑梦》的音乐与《垃圾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相比是最有时代烙印的，我是指音乐语言所描绘的“声音风景”方面。在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对音乐语言的探索，窦唯是唯一能与崔健比肩的人，他甚至比崔健走得更远。“飘渺危亭，谈笑独在千峰上，与谁同赏？万里横烟浪”，这句宋词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窦唯预备的，在音乐语言的探索上，他现在是一个独行者，一个时代陌路人。但在1994年，他并没有脱离时代。
　　
上中学语文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告诉了我们一条评价散文的标准——“形散而神不散”。《黑梦》是一张“概念”专辑，“梦”的特质是零乱和破碎，而“概念”强调的是理性和逻辑，所以创作《黑梦》与我们写散文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应该说窦唯对《黑梦》整体的把握还是成功的，用音乐语言对“黑梦”这个概念的书写和表现还是到位的，尽管有些细节经不起推敲，但考虑到这是窦唯第一次玩“概念专辑”，而且参与制作的人比较多，能呈现出现在我们听到的这种风貌，没有在结构上出现大的漏洞，已经相当不错了，《黑梦》的整体构建和整体表现水准要高于他的下一张专辑《艳阳天》。
　　
《黑梦》的唱片文案在显要位置写着这样一句话——“在现实中做不到的，就让梦去完成”。这句话很关键，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黑梦》的钥匙，一个解读《黑梦》的思考框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黑梦》虽然叫“黑梦”，但与西方的同类文艺作品相比它一点也不黑，《黑梦》既不黑暗也不神秘，也不诡异，也不怪诞，更不惊悚，它是一个世俗的，平庸的，典型的中国式的梦。《黑梦》做了两类梦：一类是浅层睡眠的梦，另一类是深层睡眠的梦。《明天更漫长》、《黑色梦中》、《感觉时刻》和《悲伤的梦》这四首作品属于“浅层睡眠的梦”，《还有你》、《开心电话》、《从命》、《噢！乖》和《上帝保佑》这五首作品属于“深层睡眠的梦”。《高级动物》是专辑中很特别的一首作品，我认为它是《黑梦》最大的败笔，不是说这首作品品质有问题，而是这首作品的出现破坏了《黑梦》的整体规划和整体塑造，就好像一座淮扬菜突然上了一盘麻婆豆腐，并不是麻婆豆腐不好，而是麻婆豆腐与其他菜不搭调。《黑梦》的其他九首作品都是内心纠结的“欲望话语”，突然蹦出一首高屋建瓴的“批判话语”，真煞风景啊！
　　
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浅层睡眠”是意识与潜意识进行搏斗，争夺对人的精神控制权的时期，《明天更漫长》、《黑色梦中》、《感觉时刻》和《悲伤的梦》这四个 “浅层睡眠的梦”充满了焦躁和动荡，窦唯用Pop- Rock（流行摇滚）、Goth- Rock（哥特摇滚）表现了这种内心的冲突和缠斗。而到了“深层睡眠”期，潜意识在与意识的较量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本我”压倒“自我”成为人精神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真实的“我”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真实地呈现了出来。《还有你》、《开心电话》、《从命》、《噢！乖》和《上帝保佑》这五个“深层睡眠的梦”，窦唯运用的主要表现手法是Post- Punk（后朋克）和 Post- Rock（后摇滚），音乐的形态并不激烈，模糊，混沌，迷离，幻化，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中国人的伦常秩序在这五首作品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落脚点。“浅层睡眠“的四个梦展现的是欲望和生命能量的破坏性力量，”深层睡眠“的五个梦展现的是欲望和生命能量的构建性力量，前者焦躁、抗争，后者揣摩、妥协，两者势均力敌，以制衡的方式支撑起“黑梦”，使“黑梦”不至于变成一个“恶梦”或“白日梦”。
　　
弗洛伊德是医生出身，也许在医生眼中这个世界充斥着病人，“精神分析学”最大的特点是把所有人都看成的“精神病人”，正常人和疯子的区别在于——正常人的“精神病”病情较轻而疯子的“精神病”病情较重。窦唯早年学过精神病护理，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应该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把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取名叫《黑梦》绝不是随机的乱取，而是另有深意。林语堂把中国人形容成“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中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生气蓬勃”，“中国人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中国人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中国人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我们可以这样说，《黑梦》是窦唯这个“中国病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始梦游的起点，从《黑梦》开始，《艳阳天》、《山河水》、《幻听》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唱片，窦唯走上了一条寻求精神解放的道路。
　　
从文化层面来说，《黑梦》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音乐新语言的探索；二、音乐新空间的构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主流的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暗藏着统治者的意志指令，成为统治者操控民众的工具，人在社会中的所谓“理性”正符合统治者对秩序的要求，心灵深处的压抑是人类普遍的经验。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把人心灵深处被压抑的东西激活，这是批判和反抗有效性的开始。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美感，而且必须与社会既定的秩序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一种未被规范意识形态和庸常生活所染指的特质，与人最本真的存在状态和最原始的情感诉求相对接。审美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艺术的感染，让人看到自己的生存困境，并将自己内心被压抑的东西呼唤出来。从《黑梦》开始，窦唯对音乐“新语言”的探索，具有打破现有世界的编码技术而“重新编码”的意义，《黑梦》所呈现出来的异质性和疏离感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内心被压抑的东西。《黑梦》让我们发现“本我”，未被社会和理性压抑的“我”，这个潜意识的、梦境的“我”与《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那个意识的、社会的“我”相映成趣，这个潜意识的、梦境的“我”是洞悉社会真相的另一条认知途径。
　　
把人本能的生理变迁与社会历史变迁进行恰当的联接和分析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思想方法。《黑梦》用音乐构建的是一个封闭的“私密空间”。如果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是张楚用“批判话语”描绘的一个时代图景的话，那么《黑梦》就是窦唯用“欲望话语”构建的一个“私密空间”。我认为94年的窦唯并没有与时代脱节，恰恰相反，我甚至认为《黑梦》是自邓丽君的“气声”和崔健的“节奏”之后，中国社会九十年代中期到2000年之间最重要的“声音风景”。九十年代中期是邓公南巡后“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思想解放的新阶段，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已经不是问题了，经济领域的“速度和效率”才是主要问题，如何提升速度和效率？用人的欲望去驱动！前面说过，邓丽君的“气声”和崔健的“节奏”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额外压抑”时期的“声音风景”，而窦唯的《黑梦》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到2000之间中国社会由“额外压抑”向“基本压抑”转型期的“声音风景”——身体的解放有了新的诉求。身体的解放到了这个阶段历经了生理层面的鼓舞（邓丽君的气声）和精神层面的支撑（崔健的节奏）后，对硬件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权力意志和他人干扰的空间，一个“做爱做的事”的地方。请大家别忘了中国商业房地产的兴起，真正的起始点也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窦唯用新的音乐语言，用“欲望话语”构建的“私密空间”正好承载了那个时期的社会诉求，所以《黑梦》作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声音风景”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当然，在《黑梦》中窦唯对欲望的言说是比较曲折和隐晦，这是时代的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2000年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基本压抑”期，黄龄用非常迂回和暧昧的《痒》来言说欲望，而同一时期日本女歌手椎名林檎则用《加尔基，精液，栗子花》来言说欲望，直接，粗鄙，充满了侵略性。对性，对身体，对欲望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和浸藏在海水下面的国民性。
　　
大众传媒现在认为窦唯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窦唯现在认为《黑梦》是一部很糟糕的作品。糟糕的人，糟糕的作品，糟糕的人创作糟糕的作品，在不经意间，大众传媒与窦唯形成了一个逻辑共同体——这是唯一的一次。“诗人焚烧诗稿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要否定现在”，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一个文学教授说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