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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是革命的号角还是伴奏 为什么摇滚乐会被政治家们视为洪水猛兽？摇滚乐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并改变世界吗？摇滚乐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以后又会走向何处？
原来摇滚乐的世界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试图左右政治家的决策或像一个起义者那样去唤醒人们。像一样推理出下一步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大多数喜欢摇滚乐的人们都是这样，也不知道下一步摇滚乐会走向何方，自己该怎么从事这个行业？ 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叛逆的胎记，来跳动年轻人的欲望，对保守的社会体制提出尖锐质问。
从经典的60年代开始，不同时期的摇滚乐人：.迪伦，，.鲍伊，冲撞乐团，以及后来的U2、等都是即享有高度的商业成功，又能对时代进行严肃反思的艺人。
从音乐史的脉络来看，诞生不久的摇滚乐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面对年轻人的生命处境而创造出来的音乐类型，试图表达和挑逗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在60年代，摇滚乐是年轻人唯一的亚文化的音乐类型。但是在如今多元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远离了摇滚，投入到嘻哈文化的怀抱。如今学校的社团也更多是嘻哈舞团，乐队形式越来越少了。青少年不再要乐队、不需要凑人数也能耍酷，而玩嘻哈的门槛更低，一个人就可以了。现代的青少年更缺乏团结精神，喜欢更自我，毕竟玩摇滚是需要几个人才能组成乐队。如今摇滚乐已经逐渐退出幼稚青少年的市场，变成年龄稍大一些、有思想人群所喜爱的音乐类型。
所以现在摇滚乐仅仅定位年轻叛逆，已经不能担当起代表主流青少年人的重任。这个时候，摇滚乐需要重新定位受众群体。摇滚乐可以这样需要对青少年宣称,小屁孩，长大了就开始摇滚吧。就如同汉堡王的广告，他们对吃麦当劳的小孩宣传长大了来吃汉堡王吧！从这点上来说，摇滚乐必须脱离简单的极端自我的形式，去找回“大我”的摇滚精神，增加人文关怀。
有政治诉求的摇滚乐容易成为世界巨星
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大卫.鲍伊，冲撞乐团， U2这些世界摇滚巨星们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在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名气来进行政治诉求。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必然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必要条件。
摇滚乐或者摇滚乐歌手本身其实改变不了社会。尤其是国内摇滚乐，之所以没有地位是因为：决定一个音乐类型影响力的，不是音乐本身，而是它的受众人群的影响力。摇滚乐的受众主要是少数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们本身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人数也很少。
而国外那些摇滚巨星们，之所以从一个本国的音乐人提升成国际经典巨星，都是因为影响了主流人物——政治家们。其他音乐类型也是如此，比如歌剧，虽然受众很少，但地位很高；又比如中国的民歌，因为民歌主要的群体是政府机构，所以民歌的地位在中国也很高。
所以，国内摇滚人知道了这些道理，就必须有所改变，变“小我”为“大我”。必须明白大义，有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只顾自己的极端自由主义。面对社会黑暗面，不要为反而反，空洞的反，要具体的，有步骤反、有体系的向社会不公平现象抨击。
反观有些无知的摇滚愤青，容易被政治利用。变得跟义和团类似，不明事理的去反对一切。例如有反对全球化的，反对日本的，很多时候反而助纣为虐，为统治阶层转移了视线。另外，摇滚人互相瞧不起，并且也极度反社会很多阶层，没有同盟军。这也是很多武侠小说中名门正派各自自视清高，被抱团在一起的邪派各个击破的原因。最后摇滚乐只是极少数极端自由主义者的最爱，而没有被大众所追随。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任何大事情要想成功，一定是要团结大众，有广泛的同盟。
革命需要社会条件，摇滚乐也需要社会条件
不管任何时代，能够冲击历史的创作者总能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用一首首简短但锐利的歌名或歌词，化作一句句具体的抗议标语。但若只有社会条件的成熟，没有创作者在音乐商的美学表现和对时代的精神的准确掌握，也很难产生庞大的震撼力。
对于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社会的开放，并且有了互联网的先进传播手段，而摇滚乐始终没有所发展，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从摇滚乐在国内的发展脉搏可以看出。两次大的摇滚乐抬头都是接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契机。最早一次是抓住浪潮的是80年代中期的崔健，抓住了社会转轨时期，人们对未来的恐惧，感觉自己或很担心自己《一无所有》。第二次是90年代初期的中国通货膨胀时期，社会高速转型，出现了黑豹、唐朝等“中国火”，这是摇滚乐第二次繁荣时期。
而今年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上家乐福事件，自然灾害，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狂热的愤青们，这都证明现在又是一个对摇滚乐有强烈需求的时代，需要忧国忧民的摇滚人站出来，这正是摇滚抬头的温床。
但是，现实情况却让人失望，国内没有一组有潜力成为巨星的乐队。大多是一些无病呻吟、自甘堕落的垃圾乐队。而缺乏人文关怀的摇滚乐只能在阴暗的角落残喘苟活。
国内摇滚可以从西方摇滚史吸取经验
流行乐把政治激进主义转化成更让人接近的形式。指出社会的不义和压迫，有助于分享集体的愿景。例如U2的主唱波诺（Bono），放弃以音乐动员，而是让自己成为专业的游说者——诚如他所说，他相信在会议室里和政客的谈判，可能比在数万人的体育馆中演唱更有效。
我们只有了解了以前的失败，才能改进。音乐介入政治一个最根本问题：当音乐的力量有赖于对听众的动员时，听众对音乐的认同到底有没有可能转化成政治活动？如果有的话，到底要通过何种机制？
U2主唱波诺倡导的“Live8”开启了一个摇滚乐的政治行动主义的典范模式，结合音乐、明星动员力量与长久持续的草根组织。演唱会之前就有长期的准备工作，演唱会结束之后也才正是“朝向正义的长征开始”。这才是波诺为摇滚乐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提出的解答吧。
对于国内摇滚人来说，先不要想最终摇滚乐会走向何处，而是当前的处境。不管从成为巨星，还是从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来说，必经途径也是必要条件，都需要增加自己的人文关怀，使自己更有社会意义，更有时代意义。
很多人说国内摇滚乐不应该也没可能再承担上世纪60年代音乐人承担的一些东西，我严重反对这个观点。而如果没有一个大同的世界观，没有一个博爱，没有一个从艺的步骤规划，那么所有的摇滚乐改变世界的努力，就会跟1919年5月4日等所有的学生运动一样失败。缺乏组织，缺乏理论，缺乏一个具体明确的目标，太过理想主义，自命清高，也不懂得团结农民和工人阶级同盟，结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必然导致失败。
摇滚乐真正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在于和草根运动组织的结合，当摇滚乐去感动人心，改变意识，结合起草根组织的持久的具体游说，组织、动员工作时，世界是可以一点一滴地被改变。
最后，给所有摇滚人以及我自己一句话，大家共勉：
如果不能使听众重视我们对音乐的见解，那么，我们的生命是轻浮的；如果不能使听众感受我们对音乐的期待，那么，我们的生命是含糊的；如果不能使听众赞赏我们改善音乐的努力，那么，我们的生命是笨拙的；最后，如果不能使听众和我们心神相通，不能使听众感到我们所谓责任，其实正是多数音乐人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那么，我们的生命只是一场无能和仓促的表演。
本文转自博客中国
张志远专栏
部分内容摘选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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