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加拿大!》系列名篇佳作：山河故人《一条汾河门前过》--旅加文学续

《一条汾河门前过》下：

九(第9章)

　　我在太原市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工作，生活和北京相比，简单，琐碎，但非常温暖。五姐忙着为我张罗女朋友，但我总是拒绝。她便痛骂我是没有出息：“你在北京就是装死也能装得过去，回来干什么？”又说王秀子根本不值得我这么伤心，现在的女人到处都是，“凭你的条件，别说是找一个女人，就是找三个都不嫌多。”五姐大概是气急了吧。但她和大姐他们一样，也是因为爱我。

　　我的单位坐落在桥西。除了去看大姐一家，我平时懒得连汾河也不过了。旧迎泽桥和洋灰桥已经在几年前被炸得粉碎。大姐说炸迎泽桥的那天，她就站在围观的人群里，当桥头轰然坍塌的那一刻，她的眼睛都潮湿了。如今的汾河两岸，一座新桥横跨东西，河边覆盖着绿草，点缀着鲜花。昔日磷峋剥蚀的河岸，被水泥和大理石砌得比我的牙齿还要齐整闪亮。每当夜色降临，汾河两岸总是人来人往，水色在栏杆和彩灯的装点下显得华丽无比。据说这条被改造了的汾河，已经再现了古时汾水滔滔禽鸟忘返的美景。而我知道，汾河在很多年前就早已死了。从一九六三年它那古老的河道送走了最后几只运粮船后，它便日益干枯，积弱不堪。而如今，它那仅有的几滴乳汁，也再也满足不了这个城市里那些向往着华宅和汽车的人们了。

　　我和老母依然住在那个老式的宿舍楼里，早出晚归，生活倒也安静。只是我大姐和姐夫的情况却越来越让我担忧。我隔了一段时候又去铁匠巷，却见四个东北客住了那两间平房。说是房主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我赶到大姐的店里，一进去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棒棒的学费越来越贵，姐夫最近身体不好，也不能出去打点工贴补家用了。铁匠巷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多少有些收入。我说棒棒的学费差多少，我来出。她说，我什么时候要过你们的钱。我又问她棒棒在哪儿，她朝后边指了一下。我推开门，见棒棒正坐在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写着作业。我说，“你爸呢？”“他在后面浇花。”我就走到院子里。姐夫有些黄皮寡瘦地，见了我便说：“我还正想找你呢，我肚子最近不大舒服。”

　　我心里暗暗吃惊，忙问他怎么不舒服。他说肚子胀，打嗝，胃口也越来越坏了。我又说，“你的肚子多长时间就这么大了？”他笑说：“不长不短，十个月。”见我没笑，才认真起来，“你没回来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在我的催促下，姐夫和我去了医院。第二天又去，抽出了三千毫升的腹水。他有些慌了，但还是强言欢笑说：“我还以为我是长了一肚子好下水呢。”

　　我姐夫的肝脏在挣扎了十几年之后，终于疲惫不堪，再也不愿承载任何负荷了。

　　从我回到了太原的第二个月开始起，姐夫三次住进医院，又三次偷偷跑了回来，说他受不了医药费的重压。向来镇静的大姐也有些急了，到处寻找治病的良方。她有一次问我，“你学了那么多年的医，你姐夫就好不了了吗？”我说能好，但希望非常渺茫。她一怒之下大骂我是个没用的废物，但很快地，她就镇静下来，说，“你没有希望，我自己去找希望。”

　　她让姐夫辟谷，他便饿了三天的肚子；她让他练气功，他就强打起精神把四肢拖着去练了。她还从五台山的塔院寺求了供献回来，又找了个风水先生，把家里的摆设重新安置了一下。姐夫让我劝一下大姐，说肝是长在他身上的，他已经是好多年的肝病患者了，比谁都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回事。而我却一直劝不出口。大姐总是爱说：你总得给穷人一些活路吧。我不能把她的那点活路也挡死了。

　　从他们三个人的睡房到后面那个窄小的院子里，有一道近三寸左右的门槛。姐夫有段时间行走不便，大姐买了一个轮椅，把姐夫抱上去坐好。推到那道坎儿的时候，大姐就说：“国华，你要忍着些，又要颠你一下了。”大姐身材弱小，每次推之前总是先吃力地哼一声，轮子上不去，她就推第二次。后来我给她做了一个板子，轮子不会卡在那里了。但每次把姐夫推到院子里晒太阳后，她总是汗湿了。她把姐夫用单被包好，又回去踩缝纫机，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出来问他要些什么。以前是姐夫照顾她，现在则反了过来。有一次，我见姐夫吃着一堆看不出颜色的东西。我就问他那是什么补药。他笑说：“哪是补药，是你大姐做的饭。”“好吃？”我皱眉道。他把身子靠过来，悄悄说，“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不过，她是好心，说她以后要把做饭的活儿全包了。她是怕我累着了，死得就更快了。”

　　棒棒那一年已上高中，我又一次提出要棒棒和我去住，姐夫则又一次拒绝，说他去日无多，能看儿子一眼就是一眼。我说，“可这么一种环境，你们让他怎么考大学？”

　　大姐一会儿说让棒棒去，一会儿又说不。我就让棒棒自己决定。棒棒坚决地说：“我不走，我去了姥姥家反而会分心。”我就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多余了。

　　姐夫没住院之前，我常常去那里看他。有一回坐在他们家的小院子里，我跟大姐说着姐夫吃了那些药以后要注意观察些什么反应。姐夫看着我们俩，一直不说话。我把他从院子里背到屋里，刚把他放下，他突然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有用的，强强。你在我家白吃了那么多年的饭，这下我总算把本钱捞回来了。”他是笑着说的，我却无比辛酸。我找了个借口走到院子里，眼睛已经潮湿了。我是那样地憎恨着自己的无能。我真的想救他，但我就是倾尽我所有的人力财力，他也是无可救治了。

　　他的主治医生是个年轻女子，充满了一些只有病人才会有的乐观。当姐夫的进食量越来越少时，在我大姐的哀求下，这位医生竟然同意考虑我大姐所说的人工进食管，说那样也许才能保证病人摄取到基本的营养。“别担心，挺简单的一个手术，就是在肚子上开一下刀，”她对我姐夫说。把手术说得象吃一片止痛药那么容易。我坚决反对，说她疯了，忘记了自己是个医生，而和家属想得差不多。大姐却让我住口。只要姐夫能呼吸，就是他变成了植物人，大姐也不会放弃的。

　　大姐和医生走出去以后，姐夫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一向温和甚至怯懦的眼神突然咄咄逼人：“强强，你说我到底还有没有救？”

　　那样的目光下，我是不能撒谎的。我摇头。

　　他又复归了往日的安静，半躺在那里，想着什么。

　　我大姐是那种一生都在和生活抗争的人，在生死大限面前，她依然旧习不改。在姐夫拒绝了进食管和营养液之后，在主治大夫告诉她已经全无希望的情况下，她还是绝口不提“死”那个字眼儿。仿佛那样，她就可以躲过那一劫。她不止一次对姐夫说，等明年棒棒考上大学之后，她就会把这个店关了，她要和姐夫一起去旅游。她说得非常写意，一会儿说他们会到四川峨嵋山上看佛光去，一会儿又说要到陕西去看兵马俑。姐夫每次都是微笑地说：老伴儿，你得自己去了，我到时候就入了土了。大姐装作没有听见，又说等棒棒结了婚以后，他们老俩口怎么去给棒棒看孩子，姐夫叹口气，又说：我是不想看了，你要去就自己去吧。

　　这样几次三番，两个人就一直那样玩儿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大姐又说起了她的旅行计划，这次去的是上海。姐夫突然扭过头对我说：“强强，你去叫个出租来，我要到商店去。”

　　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买一身好料子，做一身好西服，我不能就穿着这身老虎皮入土。”

　　大姐却说，“做身西服就做身西服吧，要去上海，你还真得有件象样的衣服。”

　　姐夫突然提高了声音，“你要去上海就和老李家的儿子去吧，我反正到时候就已经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见他们说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不禁目瞪口呆地看着姐夫。

　　大姐勃然大怒，手一挥，把姐夫身边小桌子上的药、水、书，统统扫到地下：“你想死就死好了，你一天到晚死来死去想吓唬谁？你死呀？你怎么到现在还赖着不死？！”

　　姐夫苦笑着看着她：“你不要再这么骗自己了，我是怕等我死了以后，你活不下去啊。你……”

　　大姐竟把助听器摘了下来，狠狠地朝姐夫的身上扔了过去。她走到了屋子里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姐夫把头转向我：“你答应我，你会好好照顾她。她要是有一点闪失，你小心你有一天到了那边之后，我踢你的屁股！”

　　他装得气势汹汹地，但看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哀求。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推着我的自行车走了出来。刚走到大路口上，就听见大姐在后面喊着我的名字。夕阳里的她好象是陷在重重大雾之中，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意识到，象大姐这样一个人，也有不得不屈服的时候。

　　她问：“真的不行了？”

　　“真的，”我说。

　　她绝望地看着我。是那种从心灵深处渗透出的彻底无助的绝望。

　　她抓住我的胳膊，“没有他我怎么办？就真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我摇摇头，“没有，大姐。我姐夫是真的不行了，他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她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路上，痛哭起来。

十

　　我的有钱的病人却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样的痛苦。就在那段时间，医院里住进来一个商人。他说他小便时疼痛，也不象以前爽快，怀疑是不是前列腺出了问题。他把病房当成了旅馆，经常开着车去他的公司。护士们很喜欢他，他总给大家带礼物来。好像大家都知道钟楼街的哪个店是他的，五一路的哪个店又是他的。我有一次听见两个护士议论他，说他人品很好，不嫖不赌，几乎就和丁医生一样。我听了想笑，不嫖不赌，本来理所当然的事却成了美德。但当我把“几乎”那两个字想了一下时，却叹了口气。

　　一天去查房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人。他果真和大家说的一样，没有一点暴发气。他人体型中等，文质彬彬。初谈一下，竟还是北京某个名校的老毕业生，和我的母校仅有一墙之隔。我们便坐在那儿，谈了一阵北京，学院路，体育场，天气。他问我为什么会离开北京。我说是因为家在这里。他说他不信，要是因为家的原因，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回来。我嘿然不语。

　　他看了我一阵，很认真地说：“因为女人？”

　　我点头。

　　“她在太原？”

　　我说：“不在，跑美国去了。”

　　他又看了我一阵：“那你怎么不往美国跑，倒跑了回来？”

　　“不回来不行。”

　　“不回来不行？”

　　“是。当时去北京是为她，现在回来也是为她。”

　　“你看，女人有多厉害，”他调侃地说：“到了美国那么远的地方，还是能让你回太原你就不敢留北京。”

　　病人叫唐凯丰。不是前列腺肥大，而是性病。

　　那天，我去把消息通知他的时候，他正在病房里看报纸。一个护士走进来说：“唐先生，你刚才出去的时候，你太太来了，问你今天的情况。”

　　“下次她再来，你就说我刚刚死了，”他说，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女孩子象被他特别信任了一下，高兴地跑了。

　　“你们结婚几年了？”我也笑道。

　　“十年，我是她原配，”他的声音里有些讥讽的意思。

　　“现在象你这样的，是人原配的倒有不少，”我说。

　　他笑：“小伙子，小心你的舌头。”

　　我又说：“你结婚好像很晚，你们关系还好吧？”

　　他说，“这和我的病没什么关系吧？”

　　我坐下来：“有点儿关系，唐先生。你没有前列腺炎，你这么年轻。”

　　“也不年轻了，四十五岁，前列腺那个东西四十岁以后长，好象每年长几毫米吧？”

　　我笑：“但也不是那么长。那样疯长，还不长成了西红柿。”

　　他又说：“我有一回在厕所里碰见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两个人小便的时候都是滴滴答答地，象水龙头坏了关不上似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他年轻时尿五百毫升的尿，五秒钟不到；现在却是尿五毫升，一百秒都不行。”

　　他又一次大笑，说：“不是就好。”

　　我说：“但也不是什么好病。”

　　他正色道：“你说吧，我这个人很坚强，癌症？”

　　“不是。你的生殖器上有泡疹。”

　　“什么？”

　　“泡疹。”

　　“那不是性病吗？你胡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搞女人，除了我自己的老婆。你不信？你以为凡是有钱人就喜欢搞女人对不对？你是不是把别人的诊断书拿来了？人家说你是从北京哪个大医院来的，可你也不过就这点儿水平！”

　　我沉默着。病人总是这样，先震惊，再反驳，再和自己说理，再接受。

　　“真的？”他过了一阵果然问：“我去酒店都要带自己的床单，怎么会？会不会是因为我用了别人用过的马桶？”

　　“不是。你的病是通过性交传染的。”

　　“你往下说。”

　　“这种泡疹其实和人嘴上的口疮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配偶有的话，她会用一种特别的途径把病泡疹传染给你。我的意思是，如果她……”

　　“我他妈的不好那个，”他打断了我。

　　但很快他就象想起了什么：“别人能传给我老婆，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

　　他停顿了一下：“我老婆没有口疮，不过，我倒是知道谁有。”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医院时，又一次看见了唐凯丰。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说：“是我老婆。我早就发现她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子眉来眼去地。那家伙好长时间嘴巴都是烂了好，好了烂，我想把他忘了都忘不了。我昨天问我老婆了，她都招了。”

　　然后他慢慢地问：“我还有没有救？”

十一

　　以后唐凯丰常叫我出去喝酒。那年十月，他离婚了。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迎泽桥东畔他那个叫竹青的酒家里喝酒。从那扇窗子朝外看，汾河两岸的夜景可以尽收眼底。迎泽桥两侧的汾河早已改道加宽了，河床里由人工蓄满了清澈无边的水。当人们走在汾河的人行道上时，才会听到脚下旧的汾河，正和着下水道里的污泥浊水，发出一阵阵微弱的声响。我眼前夜色里的太原城，象是江南的一些城市，灯火通明，水色妖娆。原先那座古朴的洋灰桥已经无处可寻。失去了伙伴的迎泽桥，有着那么多的水，那么多的灯，倒也并不显得寂寞。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我后来说起了秀子，北京，吐了一阵，哭了一阵。唐凯丰没有提他离婚的事，反过来劝我，说我运气不好，看错了女人。

　　我虽然喝多了，但还没有喝傻，便嘲笑他说：“你运气好？你他妈地差点连自己的家伙都保不住了，你和我打个平手都不够。”

　　“我和你不一样，”他并没有生气。然后他说他三十五岁才结婚是另有原因。之所以那么晚，不是因为忙着赚钱，而是因为一个女人。自从那个女人不要他了之后，他就一直不能爱上别的女人。

　　我挖苦道：“你有那么多钱，怎么也有不能的事情？”

　　他说：“我本来不想和你提这件事。可今天晚上因为你一直罗嗦，弄得我也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

　　他便叹了口气，讲了起来：

　　说她是我的女朋友还不对，其实应该说她是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每周见一、两次面，肌肤相亲也不过十多次。就那十几次，她却把我这一生能有的幸福都拿去了也都给我了。

　　我们是中学的同学。她是插班生，进来念书的时候我已经高二了。她和我一样大。人们说同龄的女子总是比男子早熟些，相处中照理说应该是她让着我，但现在想想看，却是我处处让她。不过，当一个男人象我那么去爱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不奇怪了。

　　她家里负担重，上完高中没考大学就去当了工人。人们现在都爱说美女怎么样怎么样，我没什么感觉。我觉得用美女两个字说她象是侮辱她。那个时代的女孩子都很朴素，她也那样，穿警蓝或劳动布的裤子，花衬衣。我最喜欢见她穿那件蓝色的上衣，翻领，腰那块儿有两个口袋，有些紧身，显得她很苗条。我说不能用美女两个字来形容她，是因为她是天成，没用过化妆品，也没穿过漂亮的衣服，别人和她穿的都一样，她仍然能与众不同。现在美女众多，象快餐店生产出来的批量牛肉饼一样，不光是样子一样，你还不知真假。象我后来的老婆，如果卸了妆和一堆女人坐在一起，我不敢保证我能把她认出来。但她却不同，眼睛是眼睛，眉毛是眉毛。我真希望时光流转，带你看看她的样子。

　　我自从高考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太原火车站。正是九月初的晚上，车站上到处是去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她送一个朋友，我父母则送我。她的短袖衫上戴着一块黑纱。去送她朋友的人很多，她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人家。后来人们说得无聊散开了的时候她才过去说话。她说她很羡慕人家能到北京去，现在也有些后悔她过去把精力都用在了家务上。又说她虽然不象她的朋友那样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但她还是为朋友高兴。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诚恳傻气的人。

　　我听见她和朋友说她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就让我父亲过去问她想不想坐他们的车回去。她起初不肯，但当我父亲说是我让他来的时候，她朝我这里看了一眼，答应了。火车快开的时候，被送的有些烦了，送人的却有些急了，使劲往车窗下面挤，站台上一下子就有了一个个的圈子。她就站在我们那两个圈子外的中间，孤零零地，有些尴尬。她和我目光碰上的时候，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突然就有些不舍的样子。火车开动了，我一直朝她看。我母亲在外面喊着什么，我都没有听见。

　　我上到大二的时候，打听到她的确切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和她做朋友。一连写了五封，她才回了。说她是个工人，和我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不合适等等。我不死心，又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所以我尽管被她拒绝了，但还是很高兴。

　　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在南宫电影院前看见她。我母亲和她的单位都是一个系统的，每次包电影都在一起，所以后来每次放假回去看电影，只要发现她，我都要换座位。换到她的左边，右边，后面。有一次换到了她的前排，她的呼吸能喷到我脖子里时她还是不知道。

　　她那时每一次看电影都带着她的小弟弟来，那个孩子穿着女孩子似的围嘴，胸前别一条干净的手绢。孩子很淘气，她先是哄他，然后又威胁他，说要把他卖到农村去喂猪什么的，但从没有揍过他。光听她和他说话，我就不能不爱她。有一次，她抱弟弟出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那小男孩儿抓住了我的头发死不松手，她一边抓着弟弟的手，一边狼狈不堪地向我道歉。我回过头，她吓了一跳。我和她是一年多以后第一次面对面，她的手还放在我的头上。我挣扎了半天才镇定了下来，说：是你啊？

　　我曾约她出去，她拒绝了。我后来回了学校又写信给她，她没有回信，但从来也没有把信退回来过。她一直没有男朋友，因为她们家负担很重，或是因为她给了自己很大的责任，她一直不想嫁人。我毕业后自愿回了太原，我妈很不高兴，甚至跟我吵了一架，我激动之下说自己回来是因为要和女朋友在一起，母亲问是谁，我就顺口说了她的名字。母亲喜欢搞外调，立刻把她的祖宗八代调查了个清楚，回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家绝不能和那样的人家攀亲，她没有学历，家里又穷，是无底洞。其实，我还没有和她交往的时候，我妈就已经不喜欢她了。

　　但我不在乎，还是喜欢在看电影时把座位换到她身边去。我象一个猎人那样缩小着包围圈。有三次很幸运，竟坐在了她的身边。当剧场里暗下来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身体靠过去，脚几乎要踩到她的脚上。她呼吸急促，身体僵硬，但从不肯看我一眼，能那样矜持地坐一两个小时。最后一次我失去了耐心，便将手紧紧按在她的手上，不给她一点挣扎的余地。当电影放完的时候，她的手指已经轻松地放在我的指缝里，象和我认识了很久的样子。她有一双细长柔软的手，象是学艺术的。

　　电影散了，我们在南宫绕了一阵，她说她母亲会着急，要回家。我说我送你回去，你家在哪儿。她说是河西。我就和她朝迎泽大街的西边去了。我让她在里边骑，自己在外面，象个英雄似地给她挡着人流。天冷，她却穿得很单薄，我要把大衣给她，她不要。我就把自己的皮手套摘下来给她戴，她犹豫了很久，同意了。我把她的手放进手套里时，我的手抖得很厉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接受了我，那种感觉让我又是狂喜又是害怕。我就在那天晚上发现迎泽大街的夜景其实很美。一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开着车出来，在路边找个地方把车停下，点一支烟，想一些再也无法回头的往事。

　　我在化工厂做技术员。起初周末的时候便把她带到厂里跳舞。她不喜欢跳舞，却总推我去，然后一个人坐在人们后面，看我在场上和女工们周旋。我总是从舞伴们的头上越过去到处找她，她和我目光交接的一瞬总是轻轻一笑，没有一点嫉妒的样子。我觉得她不象我爱她那样爱我，因为她从不妒嫉我的舞伴。她一直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得太深。后来才告诉我为什么。说她只能那样，因为她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将来。

　　她说的是我母亲。我母亲一贯是个感觉很好的人，即使是从同一个早点摊儿上买豆浆，因为她装豆浆的容器好看一点，她就会觉得她的东西变成了牛奶，别人的却是开水。我毕业以后，父亲从公司经理变成了商业局的副局长。对我母亲来说，豆浆变牛奶的感觉也越来越多。你笑什么？豆浆变牛奶？这种人你没见过？你在社会上混的时间也不短了，总见过一，两个吧！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不应该这么说她，请她老人家原谅我吧。

　　我们第一次差点分手是因为我母亲。我母亲和我未来岳母在路上偶尔相遇的时候，我母亲居然鼻孔朝天地走了过去。那时我们已经交往了半年。两家的大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个星期六，她便说要分手，她说她可以忍受我母亲，但不能让我母亲那样羞辱她的家人。她说得很激动，声音颤抖，流着眼泪说她再也不想见我了。她生起气来样子很可怕，十个细长的手指绞在一起，仿佛要把关节折断的样子。她一直说她的脾气很大，虽然在我跟前，她一直很温柔，从没有发作过，但那一次，她的样子令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听人说，恋人间的第一次冲突比赤壁之战的意义还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个人今后一生中的强势弱势都是由那一次决定的。不过，我头一次是连想都没想就向她投降了。我把手按在她的手上，让她镇静下来。我说我们去领证吧，领了证就和结婚差不多了，结了婚你就不会这么不相信我了。她不同意，我坚持要给她一个承诺，终于说服了她。关于我母亲，我还给她做了很多保证，其中包括我们结婚后可以不和我母亲住在一起等等，但我知道，我说的都是谎话。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我是不会让自己的老婆和母亲那样僵持下去的。

　　我家在青年路还有一个单元，后来我们约会的时候就常常去那里。她喜欢绣桌布，织毛衣，什么复杂的图案看看就懂了。我给她买过很多服装方面的书。她象读小说一样地看，常指着衣服的图案说什么样的人穿了最合适。我一直想在结婚后送她去深造，学服装或者室内装饰，没见过象她悟性那么好的人。她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她不喜欢太小的东西，象牙签，硬币和麻将牌等等，说摸到手里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我那时喜欢和朋友打一些麻将，和她交往的一年多里，我居然把那个也戒掉了。她还反感做饭，把菜切好便从厨房出去，所以我连挂面都没有让她煮过。其实男人在家做饭的本来就很多。对了，她还很少唱歌，有一次我从办公室回来，听见她把《澎湖湾》唱得象山西梆子似的，我以为她是自己开心。后来又一次听见她洗衣服的时候唱《走在乡间的小道上》，那回还不如梆子。我不禁大笑，原来她五音不全。我还以为她什么毛病都没有呢。你看，一个男人要是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没有一处不是可爱的。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矜持，总是不肯轻易亲近我，也不让我亲近她，把我弄得象和她打仗似的。即使在领了结婚证后也是那样。你们这年代的人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仪式比结婚证还重要。证只是说我们被法律承认了，仪式却是说我们被习俗接受了。结婚的时候，放二踢脚挂鞭其实不是给自己喜庆，而是要声势浩大地通知别人一下，通知了之后，以后我们两个人在家亲热的时候，公安局的就不会来拘留我们了，邻居大娘也不会骂我们下流无耻了。你说法律和习俗哪个重要？所以，她那么抗拒，我也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次她来的时候，正赶上下雨，她的鞋湿透了，她只好把我的袜子拖鞋穿上。她的脚很小，在我的鞋里使劲往前面挤着。我突然被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驱使着，心里冲动得很厉害。我央求她把袜子脱下来，她不肯。叫她过来，她只是笑。我便把她强拉到自己的怀里，硬是为她把袜子脱掉了。她十个脚趾都露在外面，脚趾被雨水泡过的皱纹犹在，非常地可爱。她挣扎着要走，我没有放手。我们都有一些害怕，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彼此听得清清楚楚。那样坐了好一阵，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她一下子抱到床上，第一次和她有了关系。整个过程中她因为害怕浑身发抖，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说，傻瓜，你忘了，我们是有结婚证?，有那个证，法律就得承认我们是夫妻，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妻子。她说，没有仪式怎么办。我说我们以后再补。她又担心自己会怀孕。我说：怀就怀，我妈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她又问我如果怀孕了，孩子叫什么。当时正好停了电，我笑道：黑子。

　　我自那以后就常常和她在那里见面。她常躲在我房间里的那个碎花窗帘的后面看我下班回来。她会将半个身体包在那个窗帘里，露出另外半个身子，半张脸和一条齐到肩膀的辫子。她后来承认说她喜欢那样看我，看我骑着一辆旧车摇摇晃晃地回来，看我的车座后夹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早就知道她在那样看我，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见她的辫子和窗帘上的夹子缠在一起，没来得及从那里跑出来。她的表情非常狼狈。我一面为她解头发，一面朝窗户外面看，一下就看见了我的自行车。我说你在看我吧。她红了脸。又有一次，我故意回来得很晚，在经过那个窗口时，我抬起头朝上面挥了挥，窗帘立刻动个不停，估计是她使劲往窗帘后面躲。她一定以为我看见她了。

　　我们俩都不爱出门，常常是躺在一张沙发上，她枕着我的胳膊，我看着手里的书或报纸。她有些走思地望着天花板，我有时发呆地看着她，却不知她的大眼睛在看些什么。她不那样的时候就为我收拾家织毛衣。我喜欢穿冷色的衬衣，她为我织了很多毛衣。毛衣的颜色比衬衣不是浅些就是深些，好像是她偶尔搭配在一起，但我知道她为了选一种线要去店里好几次，她以为我骨子里很在意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有了她之后我倒什么也不在乎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由她随便处置。

　　她所到之处都会抹去我的痕迹。你不要笑。她不在的时候我索然无味，和冬眠了差不多。一个女人能很轻易地把你多少年的习惯和自信全部地摧毁掉，让你在没有她的时候，觉得自己无助绝望。我就是那样在不知不觉中向她投降了。她每个星期来我那里一次，她用过的熨斗放在桌子上的一块四方大理石上，熨斗立着，电线用皮筋捆着，好像她还在，也好像她再也不来了。她不在的时候，我就望着那个熨斗发呆，觉得家又变成了宿舍。等她来的过程很漫长，桌子上慢慢有了灰尘，我吃过饭的地方残羹的痕迹会渐渐象地图那么热闹，熨斗也不象以前那样和镜子一样亮了。但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窗外的风景突然亮丽了。我象孩子一样紧紧地抱着她，说，你太狠心了，你难道没有想过我吗？

十二

　　唐凯丰的手轻轻地弹着一支烟，他长吁了一口气，又接着说了下去：

　　不久单位让我到北京进修外语，我一直犹豫不决。我把外语捡起来的时候很吃力，很多次都想放弃。她就坐在我身边，逼我念书，说每半个小时才能下一次课。我熬不住，便求饶：我不能和你说话就算了，至少能请你给我倒杯水吧。或者问：到半个小时了没有，怎么还没到，你不是骗我吧？和那么一个人在一起，我怎么会想去北京？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想她斟茶她已斟茶，想她添香她已添香。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不过如此。但北京我后来却不敢不去了。我母亲一直对我回太原工作的事耿耿于怀，又私下里威胁我，说你想结婚，要进修完了才行。但我所不知道的是，进修其实是我妈一手操办的。

　　她发现她怀了孕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学习。我们没有把领证的事情告诉过任何人，因为我们是背着父母那样的，两个人都有些害怕。我妈在我走后就和她谈了几次，说我的前途无量，今后无论出国还是经商，都需要一个配得上我的妻子。还和她的母亲谈过，同样的调子。最后，两家大人竟联了手一起逼迫她。一家是因为受了侮辱，一家是另有阴谋。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最后一段说她身体最近不好，肠胃如何如何。我是个傻瓜，居然没有看出她已怀孕。其实她说成了那样，我不应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还说你母亲又要劝我们散了，你看怎么办呢？我因为学习很烦，又想我已经背着家里和你把证都领了，你还要我怎么保证？于是回信说她孩子气。还写道，“如果她是你的母亲，你该怎么办呢？你要为我想一想。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埋怨而已，并无别的意思。寄了信我却很后悔，又写信解释说那是我的气话，她却再也没有回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急了，给她打电话，她说她不想嫁给我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因为吵一次架就要分手，以后还怎么过日子。她哭起来，说她压力很大。我安慰她说，暑假我就会回去了，回去了就一切都好了。不久，我的一个朋友写信让我速回，说她已经和另一个男人打得火热。我连夜赶回太原，这中间的?间还不到三个月。

　　我回太原的时候便把她接到了青年路那里。我求她不要那样。她说她已经没有退路，已经是那个人的人了。我歇斯底里，骂她贱，荡，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她默默地听着，不做一点反驳。我甚至还扬手打了她，把她的嘴角抽出了血，把她推到地上。打了她我又求她原谅，跪下来求，象个女人那样把眼泪流到她手里不要一点自尊地求。但她还是说不行。她有一个很让我头痛的地方，认准了一件事，就很难再有商量的余地。无论我怎么求她，她都不再说话。我只好让她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男人来找我，自称是她的未婚夫，说要把她还给我。我气得几乎要和那个人动起手来。他竟然把我当成了收容站！他却说，他原打算娶她，是因为她当时怀孕了，需要他的保护。

　　听到怀孕二字，我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恍然大悟，然后痛不欲生。

　　男人又说，孩子前几天已经没了，是个男孩儿。他不想看她痛苦下去了，又知道我回来了，他觉得他也应该退出了。

　　我把她接到自己的住处时，她还很虚弱。说孩子是在上班时掉的，看来是天意。她躺在那里痛哭，说她不应该那样向我母亲低头。又说她对不起那个男人，人家在她那么困难的时候接纳了她，现在她却想着要甩了人家。

　　我也哭了起来，说：你不要那样想，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今后还会在一起。

　　她说：我和你领证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和别人“怀孕”的事情却是人尽皆知。我的名声已经出去了。你妈要不同意，你怎么办？

　　我说：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一定把我妈说动。

　　她说：把你妈说动是什么意思？我问的是你怎么办。

　　我迟疑不决。我不能再失去她，但我知道我妈的脾气。且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无论怎么说，我妈都不会同意了。别说两天，两个月都不够。我就实话实说了。但她情绪很激动。

　　我又说：你不要这么急，先给我两天时间，让我想想怎么办。

　　她苦笑：我是个女的，你要是我，如果上班回家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别说是两天，就是两个小时你都受不了。

　　我说：我能想得到你的处境，但两天都怕不行。

　　她很异样地看着我：不行？要多久？

　　我说：不行。我不知道多久。我不能骗你。

　　她就颤颤微微地爬起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抽出一把剪子，把一件她以前为我织好的毛衣剪了好几刀，厉声说：唐凯丰，我和你的关系就和这件衣服一样，再也不可以修复了。你口口声声说怎么爱我，连我和你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你还算什么男人？！

　　我从来没有见她那样过。她不是一个脾气柔顺的人，在她们家里，据说她一直是说一不二的。

　　她执意要走，我不让，挡在门口。她一直站着，后来支持不住了，才坐在一张椅子上，姿势和当时在南宫电影院一样僵硬。一直坐到深夜。我自己后来都熬不住了，也把一张椅子拖过来，坐在那里和她僵持，直到昏昏睡去。我中间醒来一次，见她还是那样坐着，只好叹口气，拉她。她起初还挣扎着，最后实在没有力气了，她只好由我把她抱到床上，她背对着我，身体蜷在一起。我就那么抱着她，叹气道：你已经把我整成这样了，你应该见好就收，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清晨四点醒来，她已经没有了踪影。我急忙骑着车赶到她家。她母亲骂我，说她从青年路一直走了回来。那段路大概有两，三公里的样子吧。她快上迎泽桥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抱成一团发抖，然后又站起来，继续朝前走。她母亲说她失了很多血。我坚持要见她，她母亲不让，说，你已经把我女儿毁了，你还想要她的命吗？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推开她母亲就冲到了卧室里。她的弟妹们都躺成一排在那里睡觉，并不知道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六月天了，她却盖了一张棉被，面无血色。我把她的手拉在手里，那只手没有一点热度。她看了我一眼，就把眼睛闭上了。仅那一眼，我就知道我在她心里已经粪土不如。

一年之后她就嫁了，嫁的还是那个男人。

十三

　　“嫁了？”我不甘心地问，“你就那么算了？后来呢？”

　　唐凯丰苦笑道：“不算了怎么办？你以为她还会嫁给我？”

　　我便听他继续讲了下去：

　　自那之后，我便和她失去了联系。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是可以死两次的？一次是肉身的死，一次是灵魂的死，后一种死比头一种要痛苦得多。因为你必须亲自动手，象日本武士那样，清醒地把刀子捅到身体里，装着蒜，忍着痛，找准致命的地方，狠狠地给自己一家伙。

　　我生意发达了的时候不过三十三岁，听说她活的很艰难，我曾经到她们工厂附近等过她。远远地看，没有走过去。她还是那么漂亮，但身体却没有复原，弱不禁风的样子。她穿很平常的衣服，没有一件首饰。看到她那样我很痛苦。她头发剪得很短，象个小姑娘的样子，但和女工们说话时很泼辣，不象以前温柔，大概女人婚后都是会变成那样的。我还到她家附近看过她，坐在离她家很近的地方藏在汽车的茶色玻璃后看她，不知道有多少次。有一次她出来，她的自行车的座位上有层雪，她丈夫就用袖子使劲地为她擦了又擦。你看，当穷人有当穷人的好处，用不着象我那样条件反射似地给女人们开车门送鲜花什么的，把假惺惺的事做得和真的一样。他擦车座的时候，她就看着他，然后把他的手放进她的手里暖着，还用手梳着那个人的头发。我们在青年路的时候，她也用那样的眼神看过我。我看着难受，开车走了。也就是在那天，我在自己的心上狠狠地捅了那么一刀，让我一直不想去死的心彻底死了。

　　我在两年以后结了婚。我老婆不喜欢孩子，养了两只猫，没有毛发，一看见我就把爪子伸过来，和我势不两立的样子。晚上醒来的时候，看看身边离自己那么近的一个人我常有一种陌生恐怖的感觉。每个人在上路之前，不是想那么随便找个人就当成归宿的。有时候我睡不着，便会想起我和她有过的那个孩子，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会去上大学，会和女孩子们谈情说爱。我也肯定会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黑子，千万不要胡来啊。我也会想起分手时她最后对我说过的话，有时候仍象第一次听见时那么刺痛，但我知道自己当时太懦弱了，是我伤了她的心。

　　唐凯丰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把那只烟放在嘴里，又在衣袋里摸索着。我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他把烟点着了，说：我后来还见过她几次。我听人说她活得很艰难，便想帮她一把，去跟她说我愿意把她丈夫调到我们公司做保安，月薪可以拿一千五百块。她不干，说她穷得就剩下一点自尊了，请我别把那点东西也拿走。我又想帮她的生意，要做她的股东。去了好几次，但不知道她要了我的钱以后我们俩会变成什么关系。我其实心里早就知道，她那么一个人是不会低到那种地步的，我也不会把她当成二奶小蜜似的藏到什么地方养起来。我和她之间的一切已经超过了人们所能理解的水平，是不可能用男女之间的物物交换就可以简单了结的。所以，如果她要了，我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还是去，只想看看她。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她要我离开，我站在那里非常伤心，对她说：你的脾气还是那样，如果你当年稍微退让一下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还会走到这一步？她把两只手拧在一起使劲克制着自己，但还是哭了起来。我忍不住要为她擦泪，她闪开我，说：如果你真地还把我们过去那点儿事当成回事，就再也不要来了。我就转身走了，再也没有打搅过她。有了她那句话，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应该知足，对不对？　　听到那里，我感慨道，“这女人真不寻常，和她的个性比，容貌倒不算什么了。”

　　“当然。所以我为了她，大学后就回了太原。现在又有好几年过去了，估计她身体更不好了。她也快五十了。我觉得她活成那样我有责任，如果不是我当年和我妈屈服了，她怎么会受那么多苦？”

　　我叹道：“这不能全怪你。其实你们那代人什么都赶上了，文革，书没有念好，下岗。什么都经历了。你已经不错了。”

　　他挖苦地说：“你居然还说我过得不错，你算什么朋友！”

　　他把烟灰弹了一下，眼睛望着吧台，几个穿得很暴露的年轻女人正坐在那里。

　　他说：“人就是那么古怪，我想起她的时候很多，最难忘的倒不是我第一次把手放在她手上的时候或是她长的有多么美，而是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坐在客厅里看书，她则在阳台上晾衣服。她穿着一件无袖的蓝连衣裙，胸罩的一条带子从一个袖子口露了出来。她就站在那里把那条边儿塞回到袖口里。刚把一件衣服用竹棍支起来时，那道白边儿又露了出来。她便走进了房里，在裙子外面套了一件短袖衫，这才又出去了。她挂起来的不过是我的两件衬衫，却那么认真地麻烦着自己。你说说看，现在这世道，还有几个女人象她那样把羞耻和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

　　我说：“不多了。”

　　他从桌子那边不无讽刺地看了我一眼：“不多了，可让我碰上了。你说我运气怎么样？”

　　我摇头：“还是不怎么样。”

　　唐凯丰便苦笑起来，眼睛朝窗外灯火辉煌的汾河望去。迎泽桥的一角，人来人往。河的两岸，彩灯无数，如天市灯节，璀璨美丽。但对于所有的辉煌，我却突然有了一种陌生感。我年少时不知有多少次曾从那个桥上经过，汾河总是力不可支，挣扎着延伸着，哺育着这片土地上的生命。而桥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也一直平凡朴素，如同养育着他们的那条古老的河流一样。

　　他说：“汾河美得几乎和外滩一样了。”

　　我说：“是啊，我刚从北京回来的那天，简直不敢相信汾河的水会那么多，那么清。”

　　“你看，她就是在刚上桥的地方走不动的。有时候我从这个窗口朝外看，总觉得她当时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抱着肩膀发抖。现在的女人们都聪明起来了，没有人会有她那种傻劲了。你想想看，谁愿意从青年路走到迎泽桥！我要是有机会再见她一次，我一定会问：你当时那么跟我跟你自己过不去，到底想证明什么？时过境迁，还有谁记得你那些原则，志气？你怎么能那么傻？”

　　“你不要这样了。她如果是个什么都不在意的女人，你早就把她忘了。”

　　他使劲地吸了一口烟，轻声说：“是啊，今天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

　　他沉默起来，目光空洞伤感。

　　我别了他，一个人走进户外的夜色里。我在新汾河的岸边坐了一阵，身边的下水道里有一些空灵的遥远的水声，那是真正的汾河的声音。汾河已经被隔离到了街灯、喷泉和华美的水色之外了。人们再也看不到它的挣扎、顽强以及本色了，但却并不在意那种与它的肌肤和血脉一天天剥离着、脱裂着的事实。这条新河建成之后，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也似乎日益软弱了起来。就在前几天，一个男人在喝了几口酒抽了几根烟后，象个鸟儿似地从桥上飞了下去。他是如此去死的第七十个人。

　　朝河的对岸看，风景美得真如外滩一样。我站起来，朝桥上走去，好像有一个模糊美丽的身影在无边的人流里正象风一样无声地飘过，我猛然想起了我心中一些早已模糊了的东西，那些我久已遗忘和不屑于回顾的纯洁及无辜。唐凯丰那象自言自语的话语也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我的脑子里便有了一连串象回声那样的东西：今天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今天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但我知道，今晚我所想的女人再也不是秀子了，而是一个在茫茫宇宙中十分抽象无形的女人，很难在这霓虹闪烁的浮华世界里邂逅的女人。她有些不可更改的孤独和骄傲的气质，与周围的时尚及喧嚣是那么地格格不入。在芸芸众生中，她象飞鸿一样迅速远去着，象隐士一样把自己深深包裹着，又象空谷幽兰一样固执地自爱着。那样一个女人，已经不是这个时代所能孕育的了。

十四

　　我母亲生日的那天，我把她的寿宴摆到了竹青。此前唐凯丰一再要感谢我，坚持要我把宴席办到他那里。我去结帐的时候，正碰上唐凯丰也在请客，他执意要去看看我母亲，我也想让家人见见这个朋友，便领着他向我们的包间走去。

　　我大姐刚好从洗手间出来。她那一晚稍微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湖蓝色的呢裙，颈上戴着一条细细的白珠链。那是她唯一一件象样的首饰。只是短发有些白，灰发和青丝混在一起。快到包间的时候，她看见了我们，便停了下来。唐凯丰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她，我大姐也那样站着看他。

　　站了很久，大姐才走了过来，经过唐凯丰身边的时候，却把旁边一张小桌上的桌布碰了一下。于是，牙签和糖果一起掉了下来。她蹲下去去捡，唐凯丰也蹲了下去，但不是捡，而是把糖果和牙签从大姐的手里拿出来，放到他自己的手上。我以前就知道，但那天却是第一次意识到大姐的手长得很特别，手指纤长美丽。她站起来的时候，手微微发抖。她便将两只手交织在一起，样子才镇静了一些。

　　我先是象站在一个黑洞洞的屋子里，脑子里一片浑浊。然后，似乎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一线阳光照了进来，我眼前的尘埃慢慢飘落着，周围的一切渐渐从黑暗里露出了轮廓。很多零散的记忆，突然连在了一起，没有秩序的有了秩序，没有意义的也有了意义。我看见大姐面色苍白地躺在一张病床上，母亲流着泪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又看见大姐牵着我的手走着，邻居们在我们身后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我还看见自己和棒棒站在大姐的店前，一个男人匆匆走了出来，象疯了一样地开着车消失在远处……

　　唐凯丰看着大姐，声音有些发抖地问：“你来吃饭？”

　　大姐避开他的眼睛，说：“是，我母亲今天过生日。你还好吧？”

　　唐凯丰的嘴角动了动，但好像失去了声音，只是点着头。

　　大姐说：“你忙吧，我得回去了。”

　　她说着便向我们的包间走了进去。

　　我听见自己对唐凯丰说：“那么，你就是李家的大儿子了？”

　　他点头。依然看着那扇门。

　　我问：“你过去是不是姓李？”

　　他苦笑：“好多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真的？”我说。

　　他说：“那个当年抓过我头发的小男孩儿就是你了？”

　　“我记不得了。你到底姓什么？”

　　“当然姓唐。我一直姓我妈的姓，我爸爸是个上门女婿，我爸爸姓李。学校里的小孩儿都拿这事开玩笑，不叫我名字，叫我是李家老大，连大人们有时都这么叫。”

　　“你以前是不是有辆皇冠，深红色的？”

　　“是，已经卖了。”

　　“那我见过你。大概是十年前。我有一次去给我大姐送饭，你从她的店里出来，我的自行车撞了你。”

　　“是吗？我不记得见过你。也许吧。我那时候是见过你大姐一次，我当时去给我老婆取衣服，根本没想到会遇见她。”

　　“我撞了你，可你没有生气，我还想，这个有钱人脾气不错。”

　　他闷闷地笑了一下：“我这个人一直脾气不错。”

　　我们沉默了一阵。唐凯丰说：“我到过你家，你玩儿过我的钥匙链儿。”

　　我说：“好像有那么回事。我那时太小了，什么都忘了，但听过大姐和姐夫说你的外号，我还以为他们两人是在互相挖苦。”

　　他依然苦笑：“我不胜荣幸。怎么挖苦的？”

　　“我姐夫会说，你多傻啊，要是嫁给李家老大，就不用受苦了；我大姐会说，谁是李家老大。”

　　他摇着头看着我：“她连我也不记得了吗？那是什么意思？玩笑吗？”

　　“很多意思。姐夫是说象你一样挣些钱，有些地位，有个学历，出去见见世面。说到他们不可能有的东西时是你，说到什么东西会因为变成了你而不可能有时，当然更要提起你。前天在医院他们还这么说。”

　　“医院？谁病了？不是你大姐吧？”

　　“我姐夫。肝腹水，去日无多。”

　　他沉默了一阵说：“你好像和你姐夫感情很深。”

　　“是，有时象兄弟，有时象父子。”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其实你姐夫我是比不上的。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曾来找过我一次，想把你大姐调出车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姐夫说过，一个不是朋友的人把大姐调了出来。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你大姐了，今天如果是在大街上看见她，我一定不会上去打搅她的。我就不进去给你母亲敬酒了，你不会介意吧？”他问。

　　“不会。”

　　他便朝我努力地笑了一下，退回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我走进了包间，母亲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在大姐的身边坐下，还没有说话，大姐便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依然冰凉。

十五

　　那年夏天，一直阴霾多雨。我姐夫在去世前几乎足不出户，但却常常念叨，要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他还真是想到河边去坐坐。

　　那段日子里，我那些住在桥东的同事们，每天上班来都会说到迎泽桥下的水：象中了邪似地，总是不多不少，不流不动，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象从前，遇到这样的大雨，还能有些洪水滔滔一泻千里的意思。

　　一天晚上，雨下得正大，我姐夫却要我陪他出一次门。他只要我，不让大姐同去。我便叫了一辆出租。

　　从桥西他的住处出来，他要司机一直往迎泽桥开去，车到那里了却又叫人家往南转去。汾河公园那时正象蛇蜕皮一样慢慢地修着，也只有迎泽桥两侧的蓄水池才修得有声有色。我从桥上往下看，一道巨大的水槽把一条河隔成了两段。在水槽里面，是清澈无比的绿色的水，雨刚落在水面，一个个妩媚的涟漪便荡漾着，象荷花那样美丽地开放着。但水槽的外面，却是一条褐色的河流，它似乎是在静止着，但又在执着沉稳中流动着，仿佛是与土地和野草凝固在一起的，却又在远方的天际，和浓云覆盖下的夜色拥抱着。

　　直到过了那道人工水槽，直到没有了栏杆彩灯，姐夫才叫司机把车停下。夜色里，一条充满泥浆的河，在大雨瓢泼中，正无声地向前滚涌着，流淌着。在波涛那摧古拉朽的冲击下，河床里的谷物，堤坝上的蔓藤很快就被淹没了。这条河依旧是那么顽强苍凉，当人们以为她只是一条点缀城市的饰物时，她却象一位坚强勇敢的女人，突然出现在被人遗忘的地方和时刻，在褐色的幽光上，闪耀出她那永恒的魅力。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姐夫对我讲了他第一次和大姐见面的情景。不是在医院，却是在迎泽桥边。大姐那天刚得到了唐凯丰的信，便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河水发呆。姐夫注意到了她的异样，便走过去说：“姑娘，千万不要想不开，你看我，已经是半条命了，但也没想过要跳河。”

　　大姐抬起眼，静静地说，她不会跳下去；她要跳了，她妈和她的弟妹就算完了。就这么一句话，让生性为人怯懦的姐夫勇敢了起来：“只要你能不跳就好。我能帮你什么，你尽管说。”

　　我默默地听着。姐夫微微笑着，沉浸在回忆中：“你大姐就是这么一个人，到那种时候了还是想着你们。我当时想，我要是能娶个这样的老婆多好。可我那么丑，就连她要我装成她未婚夫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可她最后却嫁给了我。”

　　姐夫叫司机把灯熄了，把车门打开。他长久凝望着那条河，直到司机问我们何时启程时才突然说：

　　“强强，我死之后，你和你大姐、棒棒，找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带我到这里来，把装我的罐子打开，让风把我吹个干干净净！你看我，丑就丑吧，身体还不好，连陪你大姐过她五十岁的生日都做不到。既然如此，我就走个干净，让她今后一点也没有牵挂！”

　　我泪眼模糊时，姐夫已叫司机把车发动了起来，他瘦小的身体蜷缩在座位的一侧。他在黑暗里艰难地喘着气，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是他的最后一次。宽阔的河面上，不时飘来一阵阵带着泥土味道的空气。

　　大姐对他的遗嘱却不能接受，直到姐夫去世的那天早上，两个人还在争论。大姐要把姐夫的骨灰放在卧室的梳妆台上，说她想什么时候和姐夫说话，就什么时候说话。姐夫一边笑一边说，“我一辈子都在听你的，你就听我这么一次，行不行？”

　　大姐这才做罢，却很快就泣不成声了。

　　姐夫说，“老伴，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我有时候拿李家的大儿子跟你开玩笑，是因为我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你一生起气来鼻孔就变得老大，眉毛还皱在一起，就象多长了一只眼睛似的。”

　　接着又对我说：“强强，你得赶快找个老婆啊，你大姐这两天愁你愁得觉都睡不好了。”

　　“是不是？”他对着大姐的耳朵大声说。

　　大姐闪了一下，答道：“吵什么吵，我又不聋？我戴助听器了，两个都戴了。”

　　姐夫就扭过头来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真是快死了，你大姐二十几年来，对我的话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现在却变了。”他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但还在叮嘱着大姐要注意身体，好好吃饭。大姐把耳朵靠近他的嘴，流着泪，不住地点头。

　　一年之后，棒棒考到了北京的某所大学。我大姐第一次出门旅行，和我一起去送棒棒。她穿着自己做的淡兰色的连衣裙，把一头短短的灰发烫了一下，花镜则用我给她买的一条白金的链子挂上。我跟她玩笑：大姐，你看上去比我还有学问呢。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充满了疲劳。她一路上话很少，常常把头转向车窗，呆呆地看着单调的风景。直到我提醒她说我们就要过娘子关了，出了娘子关就要出山西了，她才说她要到车厢的接口处看看。她然后站了起来，在火车的颠簸中一边朝前走，一边向让路的人道谢。她已经苍老不堪，脊背上的骨节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一阵难受。她那曾经象火一样旺盛的力量，已经随着姐夫的逝去，永远地离开她了。

　　棒棒问：“六舅，你怎么了？”

　　我说我眼睛里有一粒煤灰。

　　棒棒朝周围看了一下，低声说：“你不是哭了吧？”

　　我把声音尽量装得很正常：“小子，你将来无论发多大的迹都不能忘记你妈，听见了没有？”

　　他说：“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也不怎么，你要是没有良心，小心我以后揍你！”

　　我正色地说，就象我姐夫有次假装气势汹汹的时候一样。

　　（正文完）

小编注：
我们《山河故人：雪后加拿大》系列佳作欣赏，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成为简杨一样的著名文学家，或是（网络）文学作家！

      想想我们这些“冬季洄游”的一代移民们，将来会给我们的儿孙辈讲什么样的床头故事呢……？

微信：dingxincloud /mjw_5566 

QQ：41313989 / 925361039

温哥华电话：[phone]

中国：133 0201 5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