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朱翊钧在历史上颇具争议，在其长达48年的皇帝职业生涯中，竟有近三十年不上朝，消极罢工的程度令人瞠目，以至于时人和后人对其评价偏低，其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沉迷酒色、怠政荒诞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万历皇帝究竟如何呢，他在历史上都曾干出过哪些大手笔?

奇特的留中

留中制度，指的是将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放在宫中，即不理睬，也不批示，也不下发。对于当时另一个君臣沟通的渠道，经筵讲义，万历皇帝也不参加，只是让讲官们将讲义送入宫里而已。

皇帝身为最高决策者，对重大政务不进行处置，又不将处理事务的权力授权给大臣，于是乎整个大明朝高层的政府的运作严重不畅。

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例，当时北京和南京的尚书和侍郎（相当于现代的各部部长和副部长）缺员达到25%和42%，地方行政也出现了一个知县兼任邻县知县的现象。这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不负责，对自己的行政身份，对大明百姓的不负责。

贪财成瘾

万历皇帝还是个贪财的皇帝，他聚联财富的方式是派出矿监、税监，四处搜刮。

对于农业自然经济的国家，古时老子在《道德经》中有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的意思是，自然经济，春耕秋收，无为而治，政府不必过分干预。而万历的矿监、税监四处搅和，除了皇帝那份，行政的腐败，中饱私囊，大家恐怕也都不难想象。

拖延症：用15年立太子

万历皇帝因为偏爱三儿子福王朱常洵，而不册封皇长子朱常洛。

这点或许现代人很难理解，但这是关系到大明朝伦理与政治稳定的一项行为，为此“国本”之争进行了近20年，使得本就停滞的政局更加混乱。先后出现了“妖书案”、“梃击案”等，对晚明的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不上朝这一点，我们需要听听其他观点。

1958年吴晗、郭沫若等人开始对定陵进行挖掘，在打开万历棺椁的之后，“砖家学者和历史穴家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风雪定陵》这一书中有着这样详细的记载：

“不论是从棺内万历右腿蜷缩的痛苦之状来看，还是将尸骨复原之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可以证明万历皇帝生前患有严重的足疾，不能走路的那种。”

原来万历不上朝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足疾。

其实这点在万历朝首辅申时行的书《诏对录》也曾经记载过。由于身体不适，万历皇帝不方便出席各种活动，被当时言官和大臣上书指责和谩骂，对此，万历经常向他们耐心解释，说自己“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艰难”。

可在言官们看来，这不过只是万历不想上朝的借口。直到万历“面目发肿、行步艰难”的时候，还有大臣说万历是贪酒好色所致，纯粹咎由自取，搞得万历一气之下把他赶回了家。

到最后万历也没了耐心，就由他们去了。而这些材料到后来，便成了史学家们批评万历“不郊”“不庙”“不朝”的证据。

万历就真的那么十恶不赦吗？

清史评价万历皇帝“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事实上，“争国本”、“妖书案”、“三大征”、“梃击案”哪一件与万历不无关系。

平日的奏章经阁臣票拟后，万历基本都阅览；“勇于敛财”好像有这回事，但“三大征”军费开消没用户部一分钱，都是皇帝自掏腰包；“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遂让人想起老子《道德经》有言“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盖天下之明君盛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不是家喻户晓，唯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48年，太上不知有之（至高至善的掌权者，人们仿佛感觉不到其存在），可他却完成了平定蒙古孛拜叛乱、抗击日本入侵朝鲜、平定苗疆叛变、减免了农业税，使得土地得到开垦、民生得到自由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有人说，假如万历皇帝再活几十年，中国必将早于大英帝国成为首个君主立宪的帝国，也许就差这么一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一个时代的催生者—万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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