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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六百年 | 祝勇:东西对照,打开看故宫历史的狭隘视界

李慕琰 文学当代 2022-04-13
©故宫博物院


祝勇常常从西华门出入故宫,工作的地点在故宫西北角楼下的四合院,紫禁城城隍庙的旧址,如今成了故宫研究院。尽管前殿游人如织,故宫的工作区域却相当静谧,祝勇感觉故宫的时间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它的时间仿佛停滞,让人和历史距离更近了。
祝勇大多数写作都围绕故宫,有长篇小说,也有大量散文。他还为《辛亥》《苏东坡》等纪录片担任总撰稿,策划了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2011年,他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现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祝勇不止一次在故宫里从黄昏待到深夜。有一次日落时分,他走过太和门广场,空旷无人,只有武警战士训练的号令声依稀传来,和白日里热闹的故宫完全不同。
“我似乎一瞬间读懂了宫殿的孤寂。”他在《远路去中国》里写道,“在白天,它是那么理性,它虽繁复,却庄严典雅、秩序井然,只有在夜里,它才变得深邃、迷离、深不可测。”
作家冯骥才评价祝勇“着魔一般陷入昨天的文化里,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
祝勇喜欢英国作家肯·福莱特,认为他的作品如同巨型建筑,每一部都规则严谨、规模宏大,组成庄严浩大的城池。祝勇形容自己的写作就像紫禁城的砖木,日久天长地搭建,才逐渐眉目清晰、结构健全。
在新书《故宫六百年》里,祝勇把宫殿当作舞台,古往今来人们的命运在此上演。故宫是明清两代国家权力的中心,对掌权者来说,权力也总是成为作茧自缚的牢笼。
年轻时,祝勇把故宫看作典型的封建集权主义建筑,批判它抹杀人性。后来这些年,他说自己慢慢变得温和了,更带有“历史之同情”。“我不爱集权制度,但集权主义建筑却有它的壮丽。没有集权主义制度,就没有我们眼前这座美轮美奂的故宫,没有这些从历代皇家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他说,“当然,封建集权有扼杀人性的一面,我在作品里有足够的批判。”




01


“钟表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南方周末:故宫六百年的历史非常驳杂,你用了空间和时间结合的叙事方式,这是怎么考虑的?
祝勇:我不想写得太刻板,不想简单地按照时间的流程来写一个编年史,那样太机械了。有很多朋友到故宫来,我会陪着走一走,游客对于故宫的认识首先是空间上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先有空间后有时间,古人通过立杆测影来确定南北子午线、确定东西,夜晚通过星象来确定四季,先有空间后有时间,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一脉相承。故宫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代表四方。东西南北横纵坐标的交点是中央,加上中央正好是五方。五方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相配合。我觉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表盘,像太和殿前面的日晷一样,表的转动带动着所有历史上的事情,各种人在时间运转的过程中生生死死。
南方周末:你多次提到,宫殿本身具有一种叙事功能和等级秩序。你怎么解读故宫的空间政治?
祝勇:皇帝必须在中轴线上,两边是三宫六院,就是一个逐步递减的空间关系,它通过建筑的层级关系,来突出王权的权威性。但是它本身也酿成了一些悲剧,比如说在中轴线上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明朝嘉靖皇帝夜里险些被十几个宫女暗害,就发生在中轴线的乾清宫里,正是因为至高无上的皇权,导致了杨金英为代表的十几个宫女,愤怒无处发泄,最后极端反抗,深更半夜用三尺白绫想勒死皇帝。嘉靖的命运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就是紫禁城空间政治里个人命运的生动投影。
南方周末:万历对自鸣钟很感兴趣,你猜测因为万历对时间这个概念有执念。西洋钟表带来的时间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是否产生了文化上的交锋?
祝勇:有交锋。过去,中国的时间是皇权代表的,拥有时间是最大的权力,只有最有权力的人,才能够给你时间。所以,皇帝要授时,就是把时间授给天下大众,紫禁城是空间的起点,也是时间的起点。西洋钟表进来后,它带来了一个西方科学的“时间”。很多传教士到钦天监工作,这是负责天文立法的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它不是单纯天文学的概念,而与神权、皇权密切结合在一起,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有,很多钦天监里的官员是洋人。西方人与中国宫廷的密切关系,也逐渐带来了我们观念上的一些变化。比如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的变化,我们逐渐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地球是自转的,我们开始地图测绘等等,它带来一系列综合的变化,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它不仅仅是钟表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钟表带来了时间、空间以及对地球的认识,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南方周末:你说过这些当时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实际上发挥了记者的作用,他们的信件全是来自东方最真实的报道,为什么这样说?
祝勇:这些传教士的通信到西方后被集中出版了,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到了人文主义者手中,他们切切实实意识到,中国没有上帝,照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宋代、明代的中国远远领先于世界。有了这些传教士这些通信,就有了来自中国的信息,东方文明不断进入西方视野,那时是西方翻译中国典籍的高潮时期,来自中国的经典在西方都是畅销书,而从但丁、孟德斯鸠的著作里面也能看到孔子、老子的影子。华夏文明实际上成为西方启蒙主义者对付教会势力的有力武器,成为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杠杆。
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来看西方历史,通过西方历史回归东方历史。这个来回对照的过程,能打开我们看故宫历史的狭隘视界,更加开放地看故宫的历史,以及我们民族的历史。
南方周末:你怎么理解历史中的人物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
祝勇:它是一个双向的影响。每个人物都试图影响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这个宫殿里的掌权者,他们希望能够引领他们的时代,同时他们也被那个时代所控制。我们与历史、历史人物之间也有一个对话关系。现实和历史不是没有关系的两样事物,而是一种对话关系。英国有个历史学家叫卡尔,他说所谓历史就是现代人和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交流。每个在历史中的人物都有他们的困局,无论是个人小生活,还是社会大生活,都有困局,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将来的历史人物,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说了一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在这样一个参照系里,它会为我们文明的走向提供一些参照。
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资料图/图)

02


“宫殿里的权力者形成了一个悖论”



南方周末:你书里的很多人物都带有不能左右命运的悲剧色彩。宫殿作为集权的场所,和这些个体命运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祝勇:首先大一统王朝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文明是大陆文明,这种以皇权为代表的权力金字塔,比较符合中国历史的特点,在这两千年里还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同时它当然也有集权反人性的一面,在紫禁城里边有比较集中的体现。
集权不仅仅是对下层百姓形成了一种专制,其实对于权力者本身也是有加害的。宫殿里的权力者本身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他要强化他的个人权力,所以中国封建皇权从秦汉、唐宋,一直到明清,它是不断在强化的,强化到了极致状态之后,最后就导致了皇权的崩溃,最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不断加强的皇权,其实并不能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像康雍乾经常被我们今天吹捧为盛世,但是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康熙的九子夺嫡、雍正秘密立储等等,背后都没有建立良性的政治制度。
皇帝个人实际上也受到很大损害,我在这里面以康熙和乾隆着墨最多,康熙的家庭生活还是挺有缺憾的,他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是难产去世的,他对赫舍里氏有很深的感情,一心想把皇位传给嫡长子,但是两立两废,对康熙的打击挺大的。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乾隆也是集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他自己发誓要做千古一帝,要超过秦始皇、唐太宗、汉武帝这些古代的大帝,所以他把皇权紧紧抓在手里。他执政六十年退位,把皇位禅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但是退位之后三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真正的退休,仍然是紧紧抓住权力不放,直到在养心殿咽气。所以他真实掌握权力的时间应当是将近64年,他自己号称“十全老人”,觉得自己一生十全十美。实际上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他个人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涯也是非常不如意。
太和殿宝座(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写,“皇帝是一个神奇的物种,不知道可不可以将他们称作人,至少不是正常人……大多数皇帝的心中很难找到爱”。以顺治为例,历史上也有专情的皇帝,你如何理解帝王之爱?
祝勇:我觉得对皇帝来说没有爱情可言。明清24个皇帝在紫禁城里边,他们的生活基本上都证明了这一点。皇权制度本身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制度,爱情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够展开,所以这些皇帝非常需要情感的抚慰。但是皇帝的身份又不可能让他得到一种平等的爱情,他永远居高临下,永远在施与、恩赐的位置上,个人生活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皇帝跟普通人是一样的,都有情感的需求。但是在皇权制度下,他实现这种需求的空间非常狭窄。皇权条件下的联姻基本上都是政治考虑,像顺治,他的母亲孝庄给他安排的婚姻,前两个皇后都是蒙古族的博尔济吉特氏,因为孝庄本人就是博尔济吉特氏,有蒙古贵族的血统,她要托举她自己的家族、血统,其次就是作为满人,女真人和蒙古族联姻是有大的战略考虑。
皇帝个人必须付出代价,至于你爱或者不爱,它就是个小事情,维持多民族共同体这才是一个大事情。但是对于具体的人来讲,爱情又是一个大事情,它直接决定你一生幸福不幸福,所以在这个纠结当中,顺治就完全地分裂。普通人没有这样的考虑,他就是个草民,情感的空间反而无限的大。但是作为皇帝,他情感的空间无限小。虽然顺治和董鄂妃的确是真情实感,实际上顺治也是夺人之爱,因为董鄂妃是个汉人,皇族不能娶汉族人的,这个违反祖制。最后顺治跟他的母亲孝庄两个人关系彻底撕裂,其实就是这个原因。顺治追求个人幸福,他不管什么祖制不祖制,这么一个皇帝,去寻求个人真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南方周末:你觉得这24个皇帝中,最渴望挣脱帝王枷锁的是谁?
祝勇:可能还是顺治。后来不是有顺治出家的传说吗?其实这个传说就包含着人们对顺治的同情和期望。因为他命运里的这个死结,他是打不开的,老百姓就很善意地希望有这么一条路,那就让他出家吧。
24个皇帝都有这样的潜意识和冲动,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历史条件和环境都不一样,比较极端的就是正德皇帝,他就玩世不恭。他也不愿意在紫禁城里面待下去,所以他就在外面豹房吃喝玩乐吧,是一个叛逆型的反面例子。
乾隆相对比较有责任感,希望在历史上留下名声,但是他内心那种挣扎困惑也存在。他最后在紫禁城的东北角建了乾隆花园,就是希望在乾隆花园能够把黄袍脱掉,不受王朝的禁锢,能够回归自我。乾隆花园是四进四合院,其中有一进他打造成寻常巷陌、普通人家的景象,没有皇族的金碧辉煌,所以乾隆就希望退休以后回归成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但是他只有普通人的外壳,没有普通人本质的生活,他不可能有朋友,大臣来了跟他写诗作画,还得下跪。他内心的这种渴望最终还是实现不了。
南方周末:你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筛选标准是什么?哪些内容是你特别想写的?
祝勇:主线就是在宫殿这样的舞台上,各色人等的命运轨迹。有些是掌握权力的人,有些是太监、宫女,为权力服务的人,但无论怎样,他们都处在权力中心的位置上,这样的特殊环境,对他们个人的命运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们的命运又反过来影响历史的进程。

慈禧太后。(资料图)

03


“故宫有它自己的时间”



南方周末:你在故宫这些年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对你的历史认知有影响吗?
祝勇:故宫里面的气氛非常安静,虽然游客很多,但是我们的工作区域比较安静,在故宫里面心是能够静下来的,我感觉故宫里的时间跟外面的时间不一样,故宫有它自己的时间,故宫的时间是停滞的,让我们跟过去的距离更近。另外我对故宫的地点和场所特别熟悉,一看史料里的地点,我马上能跟我的个人经验衔接上,会感觉历史中发生的一切特别亲切。
我们过去讲历史,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道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从史书上看到的事件,能跟你眼前的景象对应起来,那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历史就能活起来,我们回到了历史现场。所以我就希望历史是一个活化的历史,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历史,这是在故宫里面工作最大的感受。
南方周末:你多年来一直在写故宫,情感上的动力是什么?
祝勇:我个人特别喜欢故宫,我就想深入地了解它,不想一知半解,知道的越多,就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就引诱你不断再去做更深的了解,然后就越走越远,好像是一个远行者,已经完全为当下的景物所着迷了。可能走得太远,就忘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出发了。
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有朝一日写至少一部两部跟故宫没关系的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想写关于故宫的书还没完,还有进一步想说的东西,其他都顾不上。我倒不担心这个范围太狭窄,因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从中国到外国,所有的事物故宫里面都含纳了。对故宫的表达是无限的。
南方周末:除了散文,你也写过故宫题材的小说,虚构和非虚构创作有什么不同?
祝勇:不一样。非虚构是从那个时代当中寻找素材,然后在不同的点之间建立联系,你越能发现这种联系越好,但是这些点必须真实存在,会受到史料的限制。有时候我想摆脱这个束缚,按我的理解去引导事情的发展,有时候作家就是个上帝,尤其在写虚构的时候,他是全能视角,可以任性地去摆布你笔下所有人的命运,这点我觉得特别痛快。
我对有些历史人物着墨比较多,对他们是真的感兴趣,比如说慈禧,这本《故宫六百年》里我也用好几章来讲到慈禧,因为她贯穿的时间太长了,将近半个世纪。目前各种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对慈禧的表达还有很大的空白,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慈禧,所以我用史料构筑了一个我所理解的慈禧。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在小说《血朝廷》里面,我进一步完成想象,但这个想象必须合乎历史逻辑,不是信马由缰地凭空捏造。
我特别写到八国联军入北京之后,慈禧逃亡的这段历史。她从河北一路逃向陕西,逃出北京的时候特别坚决,没带任何金银财宝,她毕竟是政治家,知道这些财富在逃亡途中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她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农村老太太,只带了一点散碎的银两,带着隆裕光绪这些人,几个太监宫女一行人就逃亡了。
我虚构了一个情节:在逃亡之路上,他们遭遇了从前线溃败下来清兵的抢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些清兵还扇了慈禧几个耳光。我觉得特别讽刺,这个时候我就写慈禧的幻灭感,写了一场大雨,在荒原上大雨倾盆而下,慈禧坐在瓢泼大雨当中,像一个农村老妇人一样嚎啕大哭。她对权力、江山的追求,转眼之间就没了,对不起列祖列宗。这是我对她这个人物的体会和理解,只有在虚构里面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天山脚下》获评新中国70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


- the end -

编辑:孙莳麦*本文来源:《南方周末》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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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上海书展·“思南读书会”七堂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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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次序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对紫禁城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定都北京的历史意义,展现中华文明在宫殿建筑、园林、绘画、读书藏书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祝勇近年来持续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故宫六百年》更可以视为他此类作品的集大成者,有系统有条理地讲述了故宫的方方面面,似水流年,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一个文人与学人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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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先生多年来勤勉地书写故宫,从建筑到古物,从宏大的历史事件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他用散文的笔法、诗意的笔触以及极具现场感和想象力的叙述为读者呈现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评价道:“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祝勇的作品中则看到了“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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