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之母——铁娘子：梅厄夫人
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永远不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
——果尔达·梅厄
“在德国的土地上，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另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当犹太人把受难者的棺木抬回故乡的时候，奥运会的火炬仍在燃烧。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
——摘自果尔达·梅厄为慕尼黑惨案所作演说
1978年12月8日，以色列前女总理梅厄夫人病逝。
果尔达·梅厄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女总理，在身患长达12年的白血病之后，因肝炎病逝。由于她病逝的讣告是在安息日开始以后才公布的，所以特拉维夫几乎空旷的街道上对此没有什么反映，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获得这个消息的以色列人深感悲痛。
担任梅厄的工党主席的西蒙-佩雷斯称她为“雄伟的母狮”和“犹太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说他在开罗“怀着悲痛的心情”收听了这个消息。他把这位前总理评价为“第一流的政治领袖”，赞扬她是一位“诚实的对手”，是她开始了“和平的努力”。
果尔达·梅厄（1898年——1978年），以色列国的创立者和第4任总理，人们习惯称她为梅厄夫人。
1898年5月3日，梅厄夫人出生于俄国的基辅（今属乌克兰）一个贫寒的犹太人家庭。1906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进入师范学校学习，后来成为密尔沃基犹太复国主义工党领导人。
1921年，梅厄夫人与丈夫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移居巴勒斯坦，参加梅尔哈夫亚基布兹。她代表基布兹参加工人总联合会，1928～1932年任工人总联合会女工委员会书记。193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任工人总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进行谈判，成为犹太复国事业的有力发言人。1946年英国人逮捕许多犹太活动家，包括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夏里特在内。梅厄夫人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为释放在押的同志和许多犹太难民而奔走。夏里特获释后任外交部长，她正式成为代办处的政治部主任。她亲自去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劝他不要参加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动。
1948年5月14日，她参加签署以色列独立宣言。同年任驻莫斯科公使。1949年选入议会，至1974年一直为议员。1949～1956年任劳工部长，极力执行住房和公路建设的宏大计划，坚决支持不限制犹太移民入境的政策。1956年任外交部长，采取援助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政策，以换取它们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1966年1月离开外交部后，担任以色列工党总书记。1967年六日战争胜利后，她促使以色列工党与另外两个党合并为以色列工党。1969年艾希科尔总理去世后，倔强勇敢的梅厄夫人在她71岁高龄时出任总理，成了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开始迎接新的挑战。她要求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她曾东奔西走，1972年去罗马尼亚会见齐奥塞斯库，1973年去梵蒂冈会见罗马教皇保罗六世。1973年邀请西德总理勃兰特访以。同年10月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以色列在战争初期的失利，战后，议会组织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确定政府部门的责任。1974年在调查委员会宣布结论的前夕，梅厄夫人辞去总理职务，由伊扎克·拉宾接替。
建国初期，梅厄夫人是本－古里安总理内阁中唯一的女性，担任劳工部长。在劳工部工作的7年是她一生中最满意、最愉快的岁月。
然而，梅厄夫人最杰出的业绩则表现在外交领域。
梅厄夫人共担任了10年的外交部长，是以色列连续任期最长的外交部长。她积极发展以色列同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尤其是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
梅厄夫人的另一外交成就是发展了与美国的关系。她多次出访美国，奠定了美以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梅厄夫人执政后，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就是访问美国，寻求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访美期间，她与尼克松总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卸任后的第二年，她完成了自传《我的一生》，此书立即成为畅销书。1978年12月8日，梅厄夫人因长期患白血病而去世，享年80岁。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外交家，1981年美国将《我的一生》拍成了电视剧，3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梅厄夫人，轰动一时。
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梅厄夫人在美国所作的演讲。
在战斗中（1948）
按:果尔达·梅厄，1898年生于基辅，幼年随家庭迁居美国。1921年，她移民以色列，在一个基布兹落脚，积极参与工党活动。在以色列建国后，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外交部长和总理。
1948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同意在巴勒斯坦同时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巴勒斯坦国。然而，前耶路撒冷穆夫蒂（首领之意）哈吉·阿明·侯赛尼却希望驱逐犹太人，重新确立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权威，建立他自己的独立政府，于是，他在周围阿拉伯盟友的帮助下向以色列发动战争。梅厄接受了向美国求援的任务，前往美国向那里的犹太人呼吁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事业，帮助他们度过战争。以下就是她在芝加哥发表的一篇演讲的内容。
此前在我们需要建设更多基布兹（类似于人民公社）、需要帮助更多犹太人克服各种政治阻碍和阿拉伯人骚乱的时候，我就曾有幸做过这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代表。我们始终相信最终我们会胜利，相信我们在这个国家正在做的一切会导致犹太人民的独立和犹太国家的成立。
在我们远没有勇气敢于宣布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世界各国做出了他们的决定: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地区建立犹太国家。现在，在巴勒斯坦，我们正在战斗，以便实现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不是我们希望战斗，如果可以选择，我们会选择和平，在和平中建设我们的国家。
朋友们，我们在巴勒斯坦没有其他选择。穆夫蒂和他的手下向我们宣战，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安全、我们已经在巴勒斯坦建成的一切，以及，也许最为重要的，为了犹太人的荣誉和犹太人的独立，起而应战。
我可以毫不夸大地地告诉你们，这一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做得非常出色。你们中有很多人去过巴勒斯坦，你们每个人都读到过关于我们年轻人的报道，对于我们年轻人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一个概念。过去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都了解这一代人，我认为我了解他们。但现在我意识到，即使我也还算不上了解。
这些青年男女，很多只有十几岁，以一种无可形容的精神担负着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你们看到这些青年人，坐着敞篷车——不是装甲车——随队从特拉维夫赶到耶路撒冷，他们都知道，每次从特拉维夫出发或者耶路撒冷归来，都可能有阿拉伯人藏在桔树背后，或者小山上，准备伏击车队。尽管存在危险，英国政府从不给予这些民用车队以军事保护，这些孩子，他们很自然地就接受了任务，护送其他犹太人安全通过这些公路，似乎就象做一件日常的事情，就象去学校上课一样。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把我们看作前线，就象英国在大战时美国帮助英国那样地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全世界的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帮助我们，使我们有继续战斗的可能。
危险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求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如果还不是哈加纳（以色列国防军前身）成员，都报名参军。到星期四早晨我离开家时，这个年龄组的登记工作还在进行，两万多男女青年报了名。现在我们在全国各地大约有九千人可以动员，在未来几天这个数字必须扩大到三倍。
我们还必须供给他们给养。没有哪个政府把士兵派到前线的时候，会让士兵自己去准备毛毯、被褥、衣服这些必备物品。一个正在为自己生存而战的民族知道该为前线的战士准备什么，这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我们有三十五个孩子，他们要去被包围的卡法埃泽安求助。他们知道，不能从公路做汽车走，阿拉伯人的村子就在公路旁边，这太危险，于是，他们就步行走山路。有几个我们国家最杰出的青年，就在这群人中，结果，他们全部遇害，没有一个生还。从一个阿拉伯人那里，我们了解到他们是怎么面对数百名阿拉伯人，坚持了七个多小时，一直战斗到最后的。根据这个阿拉伯人的描述，最后战死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武器了，临死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块石头。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朋友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将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我们有武器，我们就拿起武器战斗；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会拿起石块战斗。
我希望，在我告诉你们，我来美国的特殊使命并不是要挽救七十万犹太人生命的时候，你们会相信我。在过去几年里，犹太民族失去了六百万犹太人，如果我们因为又有区区几十万犹太人濒临危险就担心遍布世界的犹太人的安危，真是太不知深浅了。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如果巴勒斯坦的这七十万犹太人可以生存下来，那么犹太民族就生存了下来，犹太民族的独立就得到了保证。如果这七十万犹太人被消灭，那么，在很多世纪里，我们都再不可能实现犹太民族、犹太家园的梦想了。
我的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战争中。在巴勒斯坦，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相信我们最后会取得胜利，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从1921年起，在1929年、1936年，我们就见识到阿拉伯人的暴乱，我们也见识到上次大战中欧洲犹太人的遭遇了。那里的每个犹太人也都知道，再过几个月我们的犹太国家就会在巴勒斯坦成立；我们知道，我们将为此牺牲我们最优秀的儿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百多人遇害了，将来会更多，毫无疑问，将来会更多。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青年人都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无论有多少阿拉伯人入侵这个国家，他们的这种精神绝不会消失。
然而，单单有勇敢的精神并不能面对步枪、机关枪。只有步枪、机关枪而没有精神，这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有了精神而没有武器，到时候它也会和肉体一起消失。
我们的问题是时间，时间因素现在是最重要的。三、四个月以后再得到几百万美元，对于决定现在的局势毫无意义，问题是我们马上能得到什么。还有，我的朋友，我说马上，不是指下个月，也不是指两个月以后，它就是指现在。
现在必须做很多事情，我们才能坚持下来。机会确实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能得到必要的手段吗？现在，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客人，把我当作你们中的一员，我要说，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问题就是，是否那些前线的战士，因为我们的钱本该今天到巴勒斯坦的，却拖到了一、两个月以后才到，就不得不饮恨沙场呢？
难道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最后，不是因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懦夫，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仅仅是他们缺乏了必要的物质手段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以至于最后由时间决定了一切？
我来了美国，如果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那里任何人都不太会离开自己的家，如果我这么说，请你们理解我。我很难过我没有在前线，没有和我的女儿一起呆在内盖夫，或者和其他孩子一起呆在战壕里。但我有别的使命。
我来到这里是想让美国的犹太人知道，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在几周内，得到两千五百到三千万美元现金。未来两、三周，我们可以安顿好我们，对此我们有信心，也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坚持住。我说过，这之前我们会献出自己的财富，现在我们正这么做。不过，请记住，即使是在战争中，我们也需要继续工作，这样我们的经济就不会受影响，工厂就不会停工，居民点就不会破产。我们知道，这场战争也是为了那些还没有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三万犹太人正逗留在紧挨巴勒斯坦的塞浦路斯。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里，最多两到三个月，这三万人就会加入我们，其中婴幼儿就有上万人。我们现在就需要考虑如果吸纳他们。
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几十万人到来。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经济不受影响。当然，安全处于优先的地位，但是我想，如果有人问你们，如果把我们在巴勒斯坦已经建成的一切都予以摧毁，以便为了保证一切都处于安全之中，从而将来我们必须面临重建经济的任务，这么做是否值得呢？我敢肯定你们会说“不”。
我希望你们理解，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并没有感到绝望。不只是年轻人这样、我走过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公路，也到过其他公路，我看到在这些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公路上，满载的汽车来来往往，乘客中有属于哈加纳的青年男女，也有老人，他们谈笑自若，把这当作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果你们现在去特拉维夫，你们会看到，城市充满了生机。只有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市郊偶尔听到的枪声才会使人想到，这个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
不过，如果我不把那里的局势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那对于我是一桩罪行。仅仅靠十个指头，靠精神和牺牲，这场战争我们无法持续下去，我们惟一的大后方就只有你们，而穆夫蒂有阿拉伯国家做他的后援，——这些国家并非都那么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不过，它们毕竟都是有政府预算的国家。
埃及政府可以投票通过一项预算来支持我们的对手，叙利亚政府也可以这么做，我们没有政府，但我们有千百万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我对于美国犹太人的信心，一如我对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青年人的信心；我坚信他们会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危险，会履行他们无法回避的义务。
我知道我们要求的事情并非那么容易。我自己经常积极地参加各种竞选和资金的筹集，所以我知道，要马上筹集到我所需要的这么一大笔钱，这绝非易事。然而我看到了我们家乡的人民，看到当我们呼吁人民为一个血库献血以便救护伤者的时候，人们纷纷离开办公室走向诊所，我看到他们排队等上数小时，直到他们的血流入到血库中。在巴勒斯坦，人们捐献的既是鲜血也是金钱啊。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也象我们前线的战士一样急切，我不怀疑，在美国的犹太人中间，也会去做那一切，就象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样。
我们并非什么高等犹太人，我们也没有自命犹太人的精英，只是碰巧我们在那儿而你们在这儿。我毫不怀疑，如果你们在巴勒斯坦而我们在美国，你们也会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你们也会来要求我们做你们必须做的事情。
在结束讲演之前，我想起邱吉尔的一段话，那是二战中最著名的一段演讲，我在此借用一下:当我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会在内盖夫、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市郊一直战斗，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夸张。
你们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战斗。我们一定会战斗下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绝不会向穆夫蒂竖起白旗，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谁也不能改变它。你们能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战斗中获胜，还是穆夫蒂会获胜？这个决定是你们可以做出的，必须尽快，要在几小时、几天内就定下来。
我恳求你们，不要错过时机。不要在三个月以后哀叹自己当初什么也没做。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现在。
我向你们所说的话没有任何夸大，我不希望为这幅图画抹上错误的油彩。它包括两点:一方面是我们的精神，我们必将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把战斗持续下去。
再次感谢你们。我相信你们的会议议程一定非常满，而你们还给予了我这样的机会向你们发表演讲。在我走下讲台时，我心里毫不怀疑，美国犹太人做出的决定将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决定完全一致，从而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可以感到双重的快乐:既为做了决定要建立犹太国家而快乐，也为未来犹太国家有了牢固的根基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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