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舟 | 一个犹太摄影师的中国岁月 （下）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有上下两篇，分期发布，敬请查阅。
抵沪后，沈石蒂马上就把自己的原名希约马·里夫希兹改为了更容易发音的Sam Sanzetti，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沈石蒂曾经这样描述他初到上海的感受：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妓女，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但我并没沉溺于浮华世界之中，我只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在上海，年轻的沈石蒂慢慢发现，他真心想做的事是摄影。沈石蒂正赶上了老上海照相业最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在当时，这一行的门槛却远不是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能迈过去的。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即便那么穷，他仍然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架廉价的小照相机，用来拍摄异国他乡的风景，而且他从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
到了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已经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照相馆云集之地。凭借着犹太人的智慧和精明的商业才华，经过不到十年的奋斗，沈石蒂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标准“中产阶级”。鼎盛时期，他的照相馆雇用了31名工作人员。之后，他又在另外三处开设了分店。沈石蒂晚年曾跟摩西说，照相馆最初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名声渐响后，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也纷纷找上门。总之，因为照相，沈石蒂在当时能够以最大的维度接触到上海的各个层面人群，尤其是上流社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敲开沈石蒂照相馆大门的，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的“上流社会”人群。
当时在上海长期居住的犹太人大致分为两部分：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第一批到达上海的犹太人，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从中东地区移入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是迫于巴格达地区18世纪后期日益加剧的反犹活动，同时也是被上海开埠后的商业机会所吸引。
这批犹太人的代表人物有沙逊、哈同等等。他们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显示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利用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与英国各属地的密切联系发展进出口贸易，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后，他们又投资房地产、公用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等。现在外滩上很多大楼，都是这些塞法迪犹太人当年盖起来的。
另外一部分犹太人，是像沈石蒂这样的俄国犹太人。这些挤入了上海上流社会的犹太人，很多都曾在各种晚会和庆典上和沈石蒂碰过面、喝过酒、聊过天，并成了他最稳定的顾客群。
虽然沈石蒂并没有向任何人具体描述过他在上海是如何像花花公子一样生活，但是从另一位俄国犹太人山姆·莫辛斯基的回忆录《别了，上海》里，隐约可见当时在上海经济状况宽裕的犹太人的基本生活状态：“在上海的家里，我们总共有4个佣人，1个俄国人，3个中国人。冬妮娅负责房间的清扫，但是她的厨艺平平。我们的中国厨师高大健壮，会讲一些俄语和英语。“洗衣阿妈”每天早上会来，她用大澡盆装满我们的衣物，她还负责烫熨衣服。最后一位是我的阿妈。”
当时许多社交活动都在上海林林总总的饭店和犹太俱乐部举行，每周五晚上，犹太俱乐部里都会有一些欢庆活动，所以周五我们一般不在家吃饭。周六早晨，我们会去俄国犹太教堂，每逢犹太教节日我们也都会去教堂。
上海沦陷后，日本军队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在此后的几年里，上海乃至全中国都处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下，唯有租界相对安全。因此住在上海租界里的犹太人，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上海被日军侵占后，当时的犹太人被隔离特别“保护”起来，图片来源：“犹太难民在上海”大型油画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上海的犹太社团迅速扩大为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在那个时期，“上海”一词在犹太人心中成为了“拯救”和“避难所”的代名词。
但是，在来到上海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的了解几近空白，对上海的了解也仅限于非常有限的资料、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想象。曾有犹太人后来回忆说：“从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看，上海似乎应该是一个沿海城市，那么我们似乎应该为全家带上游泳衣，去享受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海滩边上阳光明媚的日子。”
初期，在德国的犹太人其实还拥有比较大的出入自由。陈俭说，犹太难民当时只要申请，并同意把所有资产留在国内，就可以逃到其他国家去。其实，如果还有别的选择的话，他们是不愿意前往遥远而陌生的东方的，他们更愿意选择临近的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对犹太人进行疯狂袭击，史称“水晶之夜”，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迫害、屠杀开始了。大批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出逃的犹太难民想借道日本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但在日本，他们的中转请求被拒绝。这些惊慌的犹太人被迫流转到了上海。
但在日军的铁蹄下，塞法迪犹太人也自身难保了。
纳粹上校梅辛格来到上海向日本人提出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但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图片来源：“犹太难民在上海”大型油画展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这个计划主要由两个步骤构成：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然后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至于如何“解决”，梅辛格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用几艘旧船把犹太人运到东海，让他们随波漂流，饥饿至死；二是强迫他们去黄浦江上游的盐矿做苦工；三是在崇明岛上建一个集中营，拿他们做医学试验。“好在，日本当时把在上海的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同时也不想因屠杀俄国犹太人而得罪苏联，所以最终没有执行‘梅辛格计划’。”陈俭说。但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还是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搞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陈俭认为，这是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作为早期移民，沈石蒂没有被强迫去“隔离区”居住。但他晚年向摩西透露说，在上海的日据时期，他曾被日本人逮捕过。沈石蒂始终没搞清楚被逮捕的原因。
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那些犹太难民曾在沈石蒂照相馆温暖的背景灯下露出了一丝微笑。他们不知何时能回到祖国，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离开上海，但是他们仍然在照片里保持着尊严、体面的姿态，在背井离乡的这家照相馆里，他们留下自己一生中最困难时期的影像。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对德、奥侨民，包括德奥籍犹太人原则上遣送回国，其后几乎所有上海“隔离区”里的犹太人都离开了，有的回到欧洲，有的去了美国。“从1946年到1951年，离沪犹太人总数大概有25000至2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欧洲犹太难民。”王健说。同难民一起离去的还有在上海挣了大钱的塞法迪犹太人，尤其是英美政府1943年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放弃在华租界、治外法权及一切特权后，那些大商人意识到，他们在上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很快把资产转移到了香港。“在1948年以色列成立、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以后，绝大部分犹太人或去美国，或去以色列。到1957年，只有一百人还住在上海。”王健说。沈石蒂就是最后离开上海的一百人中的一个。当几乎所有的在沪犹太人都纷纷离去的时候，沈石蒂却在这里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当时他年届半百，而对方还在大学里学习，双方年龄差距有二十多岁。这个中国女孩子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南希。南希结过婚，与前夫有个小女儿。沈石蒂与南希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结婚，但后来估计离婚了，沈石蒂面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变卖了照相馆，自己也在1957年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
整个犹太世界最苦难的岁月里，遥远的上海无私地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在上海呆的时间或长或短，或富裕或穷困，都从未受到任何来自中国人民的迫害或者排挤，直至离去。沈石蒂的故事就是那段历史的再现。
半个多世纪后，阳光透过美伦大厦的雕花玻璃窗户，再次照在这些发黄的老照片上。沈石蒂的镜头中那些如梦如幻的旧时光，仿佛又回来了。
（后来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犹太人沙博理与当时的上海作家兼电影演员封凤子结婚，结下一段跨国奇缘。图片来源：“犹太难民在上海”大型油画展）
猜你喜欢
以色列计划 | 专注于以色列与中东及中以关系！
Israel Plan Organization | Related with Israel
中以联合的以色列专业非盈利机构
An NPO for Israel
文化 | 经济 | 旅游 | 军事 | 历史 | 科技 | 信仰 | 艺术
点击标题下方“以色列计划”一键关注
来稿及建议：info@israelpla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