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以建交为何拖延了40多年？
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６月就开始了建交谈判，而直到1992年１月才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建交被拖延了40多年，并不是两国不想与对方建交，而是中以关系的发展均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
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失去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以色列国于1948年５月成立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同样，1949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时，以色列也表示热烈欢迎，并于1950年１月９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于是，1950年６月，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建交谈判。同年９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移居以色列。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建交谈判形势则逐渐发生了逆转。两国在莫斯科开始建交谈判后不久，以色列外交部就指示其驻苏联代表：在远东局势发展未明朗前，不再与中国就建交问题采取任何具体步骤。1951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政府停止了与中国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和谈判。这样，中以两国就失去了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次良机。
朝鲜战争结束后，这给中以建交带来了新的机会。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亨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1954年６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在中国大使馆会见了哈科亨。1955年１月30日至２月24日，哈科亨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期间，他和随团的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与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亚非司司长黄华讨论了建交问题。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以色列一些政界要人担心这会影响以美关系。中以建交谈判再遭挫折。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等人起了阻碍作用。
万隆会议后中国对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55年４月，万隆会议召开。鉴于万隆会议召开在即，中国方面也不愿在万隆会议前夕加快与以方建交谈判的步伐，故对以方发出的访以邀请未作具体答复。结果，万隆会议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从而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以色列一看着了慌，于４月29日匆忙通知中国方面，表示它“决定在近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７月，以色列驻苏联大使又以私人身份访华，企图游说中方与以色列建交，但中国方面则回避与以方讨论在近期内建交问题。
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决定对其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重点转移到发展与阿拉伯的关系这一方面来。不过，中国仍未放弃发展中以关系的愿望。使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以色列立场的事件是1956年10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鉴于以色列对这场危机的立场，中国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在近东侵略政策的工具”。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20年漫长的冻结时期。
中以关系逐渐恢复经历了十四年
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了和解，阿以关系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1977年以来，中国开始调整对以政策，以逐步恢复与以关系。到1991年，中国调整对以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中以关系解冻作舆论准备。在这一段时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提法从中国国内逐渐消失了。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中国的媒体则明确支持阿以和解，支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中国方面表示这一立场是1956年以来第一次。1978年，中国领导人耿飚首次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强调撤出全部被占领土，这个改变在以色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1980年７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实际上表示中国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1988年９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提出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其中包括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土，同时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这就比1980的三条又前进了一步。
第二是与以色列发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在此期间，两国主要通过香港中转，由中间商来开展经贸合作。1989年，中国允许持以色列护照的人入境，此后来华旅游的以色列人日益增多。此外，两国一些政党和社团也进行了一些互访。 中东和会的召开使中以建交水到渠成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这是中东形势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中东和会的召开为中以加速建交进程提供了大好契机。首先，鉴于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已经坐到一起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谋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那么中以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实现突破，就无需太多地考虑阿拉伯国家的影响了。其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与进去，不实现中以关系正常化显然是不行的。还有，鉴于美国政界有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犹太院外集团，若中以实现建交，将有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交问题同以方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于1992年１月访华，于１月24日与中方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本文作者曾于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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