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卡洛斯》的伪英雄主义回到自我救赎式伟大

    在众多享誉世界的纪录片中，无论是纯粹观察式的直接电影，还是主观介入的参与式电影，我们大概都能发觉一些普世性的内容或思想，像《浮生一日》中关于爱、恐惧和喜悦的话题，触及人类最本真、最频繁的情感问题，这些从人的多样性中提取出来的普遍共性，形成人类的共通语言。而另一我们不得不提到的人类共通语言，在有着新闻媒体式的嗅觉，记者式的行动甚至卷入事件式的过程的纪录片中得到体现。这类影片利用大量的影像资料、采访、以及呈现调查过程，试图揭示某一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事件或问题，这种普世性内涵关乎社会环境、关照的是人类社会层面的困境和出路。

    用迈克尔·雷诺夫在《纪录片理论》中划分的四个基本形态—纪录：揭示或保留，劝说或提倡，分析或质疑，表达—来说，这一可以归为社会横断面类的影片基本包含了第一和第三种形态，如我们今天要说的《伊卡洛斯》，以及和它十分相似的《第四公民》（2014），当然还包括《海豚湾》（2009）、《黑鲸》（2013）等。

    在社会调查性影片中，制作者或隐藏在镜头之外，或主动卷入事件当中，我们都可以把他看作是类似新闻记者的存在。但我们如果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包含其中的新闻调查类电视片与社会调查类纪录片的鸿沟所在，也正是当中记者的性质。一方面，我们知道，为了适应电视媒体线性结构的特性，电视节目经过栏目化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制作模版和套路。记者作为电视台的员工，不得不遵循着某种既定模式去选取题材、进行调查和分析。在这里，记者更像是电视台栏目里整个团队的代表，而一系列的审片制度，造成电视片中不仅隐藏着记者和团队的立场，还进一步体现着整个电视台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电视栏目为了让观众形成收视习惯，每期必须固定时间播出，因此比起纪录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制作时间来说，电视片都相形见绌。这就导致了电视片记者为了收视率，在选题上必须选取地域性强、时效性强的内容，在调查上一般不能对事件进行长时间跟踪，而是选取已经有基本定论的事情进行剖析。当然，理论上说，电视台记者还必须保持新闻人特有的中立客观态度，杜绝“站边”行为。但相信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无论国内外的电视台，就算是标榜最公正自由的民主制度社会，也都会有自己的所属的单位和集团，因此相应地会维护某些团体的绝对利益。

    反观纪录片制作者，他们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受主观兴趣和立场的影响最大，因此有些即便是揭露式的影片也表现出鲜明的作者主观性，于是影片不仅含括上述纪录：揭示或保留、分析或质疑这两种形态，还或多或少地夹杂着第四种，即表达。最明显的如导演迈克尔·摩尔，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视点风格，在《华氏911》中更是利用大量电视资料进行拼接、重构，极具主观性的解说和音乐对总统布什的形象进行一系列的解构和重判，充满了后结构式的讽刺意识。在这里，他不仅担任了调查记者的角色，还努力将自己卷入事件当中，使得导演本身的拍摄活动在影片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自我反射式表达手段，对传统客观纪实极力反叛，打破中立立场和表面的客观，也是摩尔作为代表人物的新纪录电影的重要特点。

    从《罗杰与我》（1989）到《科伦拜耳的保龄》（1999），从《华氏911》（2004）到《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2009），导演迈克尔·摩尔始终以批判的姿态揭露残酷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骗局，以往我们熟悉的政治话语在他饱含的强烈主观情绪，游走在真实素材和虚构手法的边缘的风格之下显得不那么“ 严肃”了。但这种讽刺意味在吸引外界眼球的同时，也暴露出它自身的缺点，即过于偏激的解读很可能导致不同立场观众的反感。但《伊卡洛斯》或《第四公民》似乎没有类似的烦恼，因创作者立场的隐藏而显得更加客观，也因此更具有说服力。

    两部影片，一部是记录俄罗斯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格里戈利·罗琴科夫揭露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兴奋剂丑闻事件，主人公被称为体育界的斯诺登。一部是记录曾是中情局技术顾问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外包技术人员的爱德华·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机密文件披露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等新闻媒体的过程及后续，还原“棱镜门”事件。有趣的是，在结局中里，一个是俄国人最出逃美国，一个则是美国人寻求俄罗斯的庇护。《第四公民》这部揭露性作品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如孙红云教授所认为的，更体现出民主制度的“二律背反”规律，“即使公民社会选举出的政府做出了种种背叛民主原则的行为，它仍旧能够产生出批判这些行为的人士、作品和行为，那么也就证明了这种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本身的强有力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更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美国于世界强国之林屹立不倒的根本保证”。而《伊卡洛斯》的获奖，却被众多人士抨击是为打击俄国而刻意做成的政治正确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暂放政治纠葛，对比众望所归却落榜的《脸庞，村庄》来究其获奖原因，就会发现，后者的艺术性前提过于强烈，以至于对艺术界不甚了解的普通人来说，即使片中大部分是在与人打交道，却找不到心理共通点。放大的人脸和艺术家们这种小众的行为远远比不上关系国家与公平的体育界使用药品的问题带来的传播的广泛性和影响的深刻性。

    分析《伊卡洛斯》的叙事，我们看到故事被分为两条主线，在不同空间向前发展又最终重合。第一条是业余自行车骑手的导演自己作为主角在格里戈雷的帮助下使用禁药，并试图逃脱比赛检查。第二条是随着外界报道对俄国体育界使用禁药的披露，格里戈雷处在严峻的审查中，最终为躲避潜在的危险而出逃美国。两条线重合处，格里戈雷在导演的帮助下向媒体披露实验室帮助运动员逃脱尿检的经过。可以说，导演是出奇幸运的。首先，在体验使用禁药的早期阶段就能联络上俄国顶尖实验室里的主任格里戈雷，又得以获取他的倾力帮助。这段记录导演用药经过，以及用药后进行比赛的影像，和《第四公民》只能靠大量采访和文件资料来进行揭露对比，可以说具有更直观、具体的影像文献价值。其次，格里戈雷又刚好掌握着一系列俄国使用禁药的证据，处于风口浪尖的档口又刚好投奔导演，从开头就为导演奠定了影片的基础。因此，这一切刚好能够构成一条完整的叙事链，篇幅显得十分流畅。再次，因为有着生活化场景的画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绪氛围远没有《第四公民》里所体现的那样通过电脑屏幕交流、只能在室内的低沉，甚至还能看到格里戈雷个人丰富的性格特征，这也与冷静的斯诺登截然不同。再加上导演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来进行讲述，所以影片内容的呈现就显得更加清晰明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也就更容易“消化”。

    比起《第四公民》导演的电视记者式的审慎客观和冷静，这部影片的导演更像是一名电影导演，这一点从他在影片中大量使用奥威尔小说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开篇的奥威尔名言：“在谎言遍地的时代，讲真话就是一种革命行为”的暗喻，还是在影片后半段讲述格里戈雷躲避追踪进行披露的过程中使用的《1984》小说中的“三个阶段”――学习、理解、接受，都无法掩盖导演首尾呼应的主观态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导演在塑造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乌托邦，一个揭露真相的英雄的时候，却对这位英雄本身的劣根不置可否的弊端。我们需要注意到，格里戈雷在变成受害者以前，正是那个破坏公平正义的身体力行者。在旧有体制分崩离析的时候才选择站出来对抗，在事情败露之后才举起真相革命的大旗，我们不能说他的选择不够有勇气，只能说这绝不像导演所渲染的那样伟大。

    当我们看到在《海豚湾》中，理查德·贝瑞――那位年轻时将海豚带进电视节目，如今为从人类的利益中解救海豚而奔走的满头白发的老人，胸前挂着播放着日本渔民大量捕杀海豚的鲜红画面的显示器走进会议厅时，或许才真正领悟到自我救赎的伟大。希望这个世界如斯诺登所言：“如果我倒下了，还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和我做一样的事情。这就是九头蛇网络法则，你可以阻止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会有七个人再站出来。”

前次推送(20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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