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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纪录片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我的兒子是死刑犯.2019


死刑犯A,杀害好友后勒赎。死刑犯陈昱安,砍杀父亲111刀。死刑犯郑捷,于地铁上随机杀人。「死刑犯」是司法给他们的一个标签,但这三个人作为人的身份却为人漠视,而至亲背负之痛,更从来无人知晓……


以下内容来源 |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

2020年愚人节这天,死刑犯翁仁贤伏法。新闻标题说,他的哥哥并不想领回遗体,也早已不把他当家人。这次的死刑执行约半年前,《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在金马影展首映。彼时,A还在监狱中服刑、陈昱安狱中自戕、郑捷已在台北看守所枪决。

得知要与导演李家骅进行访谈后,我怀着巨大期待,蜷在床头用在线平台看了这部纪录片。纪录片平实,娓娓说故事,针对死刑存废的制度问题与社会结构没有太多着墨,背负巨大压力的死刑犯家属在镜头前穿梭巷弄,郑捷的父母在新闻画面里跪着,情绪时而排山倒海扑来,叙事节制,时而干燥的安插几个狱外的空景。

隐约感受着银幕里外,导演面对着死刑犯及其家属,他们面对着死亡,而这些关系中的夹层,被某些沉默的时刻维持着平衡,导演沉默、家属沉默、死刑犯沉默。司法人员立于清明之处,细细说着案件细节,他们逻辑清晰且有效地告诉你事情的经过,事实的判定和事发的可能性。但看完片后,我困惑着,这样能多了解死刑存废的争论吗?

逼近死刑的导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在纪录片中缺席、隐身,却如此决意在自己创作的生命轨迹中,不停追索关于死刑这个困顿的议题。从拍摄纪录片《起点》到《我的儿子是死刑犯》于院线上映,为什么他这么执意地掌持摄影机,步步逼近这个庞杂又艰难的提问:「人难道能杀对人吗?」




图 | 关键评论网 王祖鹏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导演李家骅

说到故事的起头,导演总开玩笑地说,这故事说过太多遍啦,而且很长。

那年在南艺大还在读音像所,时任教授的蔡崇隆导演看了他的作品,觉得这个人或许堪用,可以自己出机拍片,便把《岛国杀人纪事3》的工作部分交给他,更甚至开了书单要他思考死刑,将《杀戮的艰难》这本书影像化的构想便开始闷孵,导演也走上关注司法议题这条不归路。

「娟芬的文字太迷人,我想要拍才发现自己拍不出来,但政权轮替,每当社会面对重大转折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被枪决掉。你知道废死写在民进党的党纲吗?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但蔡英文政府时期还不是执行了死刑,我一直觉得是时候好好谈死刑这件事情了。」

阿嬷的米粉汤

但再说到故事起头的起头,导演又开玩笑地说,他以前是个不太思考的人,当年从政大历史拼命转到广告系后,才发现广告也不是自己的本命。

「说到烟,我会想到与家人有关的不好记忆,这让我很讨厌烟,我连没有拆封的烟都很讨厌。但老师说,如果给我一千万,我拍不拍烟的广告,我就说不要。我才意识到广告是这样,那并不是一个跟创作有什么关系的东西,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大三的时候,政大创意实验室的陈文玲带了杨力州到政大,李家骅说:「那是我第一次看纪录片,我才知道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哇好好看哦。我就跟文玲说,我要考南艺大音像所,文玲因为担心我考不上,一度很迟疑要不要帮我写推荐函,还好文玲最后还是大力帮忙。虽然我过去的作品只是拍我阿嬷卖米粉汤,但好险笔试是当时我在行的,靠着努力和大家的帮忙,最终还是考上了。」

卖米粉汤的阿嬷,是他靠着大学打工赚的钱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拍的第一部人物纪录片。「那时候第一次拍当然很兴奋,拿着摄影机一直乱zoom in、zoom out的,上张照堂的课时要放作品,我还记得我是第五部作品,超丢脸,同学们的作品都超强,我拍什么米粉汤。」学生时期每天到米粉汤帮忙工作的记忆,关于烟的记忆,点跟点连成线,慢慢地让李家骅不停地拍,拍纪录片到了今天。

「后来很幸运,研究所拍摄关于个人生命史的作品《25岁,小学二年级》拿了奖,就开始有纪录片可以继续拍。也在老师的怂恿下跑去念博士,虽然博士论文口考那天被电爆的问题跟画面都还记得超清楚、超痛苦,但还好这一切可以让我继续拍片就好。」

说着这段心路历程,导演笑得太开,眼睛周围瞇出好几条鱼尾,笑容含着八颗整齐的白牙,你会被他感染,被他若有似无地自嘲融化,跟着突然相信他真是个幸运的人,一路懵懵懂懂却也成了今日带着一班班学生投入纪录片拍摄的教授,一直腼腆怕羞,却还是走近司法制度里最难解的一个黑暗角落,拿着摄影机决心直球对决。




图 | 关键评论网 王祖鹏

死刑执行之后,台湾什么也没得到

「我后来跟我的伙伴说这次我们要直球对决了。关注司法议题这么久,我一直都不敢太直接。我一直都觉得台湾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直面这么敏感的议题,或是进电影院看一部跟你论理的纪录片。所以我要讲故事,告诉你死刑的过程就是这样。A犯了错被判刑,苏建和出来告诉你被判死刑的感觉是如何,接着你会在狱中面对到钱跟家人探望的问题,陈昱安后来自杀了,国家也枪决了郑捷。所以最后我想问的就是死刑执行完台湾到底得到什么。我有答案啊,就是没什么。就是执行没有办法带给我们任何东西啊。」

对导演来说,讨论死刑的想法已经在他心里酝酿了很多年,若要与社会对话,你并不是要告诉已经支持废死的人更了解这其中的纠结,如果可以让支持死刑的人在映后告诉你,「我还是支持死刑,但我看了你的片之后,我觉得我看到了另一个观点,愿意多想一下,甚至去买《杀戮的艰难》。」影片便携带它自己的生命开始与不同的观众相遇,场场放映场场满座。




图 | 佳映娱乐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电影剧照

「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湿地』放片的那次来了十个高中生,他们看完片问了无罪推定还有一些案情细节,我在想,天啊我二十年前在他们这个年纪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对台湾还是感到相对乐观,我的学生们也想不开要继续拍相关议题。」

台湾人的正义感过剩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正义感是一种膝反射的结构,我们都觉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人一犯错我们就觉得他们去死就好,都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犯错,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死刑的讨论在台湾社会早已不是新话题,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播毕网络热议,然而每当随机杀人等社会事件再次发生,网络上一则则仇恨言论便会再度掀起热浪。有些人就是该死,有些罪便是要以一命相抵,这些往复从没有消弭。




图 | 公视

「台湾媒体是讨论了很多,但根本都在乱讲。那些名嘴在节目上说,郑捷在被枪决前超害怕他都腿软,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听人家讲的。谁告诉他的,他说不知道。我想说妈的,这样也可以讲。所以这部片很简单,我就想找跟死刑有关的人,第一线的人,各种角度接触过的。你知道篇幅有限,你希望观众把故事听完,那表述能力就很重要。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绝大部分是律师在讲话,因为他们才能表达清楚,而且我在素材中看见他们是有人味的律师。他们不是来接案子,而更是把这些人当人,比起我们这些拍片的,他们才是付出更多、身体力行的人。」

但面对死刑,台湾人为什么有这么强烈但用错地方的正义感?李家骅导演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台湾缺乏共同体的想象」。

在这个媒体下嗜血标题的时代,大家急于吞食那些耸动的标签、夸张的故事。死刑故事放在剧情片的架构里,彷佛我们都可以同理,如果拉他一把事情就不会发生,但在纪录片的脉络里,我们好像都决定无法原谅、无法再更深入地去思考与辩证,也难以觉察这个社会的一体性,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人犯下的大错跟我有关。

「我不认为这是死刑犯他一个人的责任,就算他的责任占九成,家属跟社会都有一部分的责任。那我们是不是社会里的一份子?我记得我曾听过罗秉成委员,他是一个司法相关的政委说道,『谁杀人,你们都觉得你们没有份。我觉得算我一份。』我听到的时候很震惊,台湾人都不相信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不相信自己跟这个社会有关。」




图 | 佳映娱乐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电影剧照

我们都到过失控边缘

「拍摄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是最好玩的,在没有剪进去的镜头里,我都跟黄致豪律师说我要乡民上身了,然后开始跟他辩论。我的好友李惠仁导演就是这么拍纪录片的,我想过要拍一部李惠仁式的纪录片,一直聊死刑,说给你听。但后来我发现这不适合,李惠仁在影片里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清楚,他问问题甚至有时候满咄咄逼人。但我不是。」

谈到那一次次拍摄的访谈过程,还有一场场与律师的辩论。对李家骅来说,那个驱动他拍摄《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的动机一直都清楚不过,他怀着许多困惑和震荡,不停发问,试图厘清。然而过程是过程,完成一件作品却又是另一件事情。导演自嘲自己影像化一部论述作品的能力不足,总将功劳归给劳苦功高的剪接师黄懿龄。




图 | 佳映娱乐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电影剧照

「我的剪接师告诉我,让我们回到人的状态。要看人的状态,我们不能停留在论述。就像说到苏建和,他就是一个害羞的宅男啊,跟我一样。这种人怎么可能杀人,我不相信耶。如果不谈冤案,那我们就直接去看已经确定死刑的犯人,看我们能不能一样看见人的状态。」

纪录镜头中没有涵盖人的处境,大量的访谈构筑出构图上的困境。影像偏弱,导演承认他认为影片还没完成,永远不够。除了在剪辑的叙事上试图贴近,试图将论述去芜存菁塑成一个可以撬动不同立场的故事,导演在心境上最大的收获仍是体察人的状态,重新思考「怎么把人当人」。

「我们都到过失控的边缘。你有没有那种经验是,骑车的时候一台车在你面前插过来,超想把他干掉的冲动。我们不是比较优秀,我们就是幸运一点,在快要失控的时候找到多一点的方法可以把自己拉回来。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

人永远在作品前面

谈到三位死刑犯的家属,导演欲言又止,这些仍在生活中面对死刑压制的人,仍试着面对,无论是拍摄前到放映后,面对人一直是最复杂且困难的事。回忆起南艺大音像所得那段日子,纪录片伦理之于李家骅导演,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南艺的训练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人永远在作品前面』。不管我们是不是具体拍摄一个人,那还是指涉着一个很明确的族群,其中一定会有剥削的问题。如果要伤害一个人,才能让作品更好,我宁愿让作品不好。」

「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现在关于这部片的访谈陆陆续续出来,我都不太敢传给家属看。我不希望让他们觉得,我正在为这部片高兴,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悲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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