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时事：疫情下的女性工作者 | 围炉 · NYUSH

（图源于微博@早报网）

Ella |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这次疫情中的女性工作者，女性在这次疫情中是否充当了一种牺牲品？以及社会是否定义女性为理所当然的牺牲品？之前有一则备受关注的新闻——一个妇幼保健所强制要求女性工作者剃头，并且是用剃刀从额头直接向后推，而不是从发尾慢慢剪。那张照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照片里的女性工作者们都被剃光了头发，头发最长的反而是一个男医生。我觉得剃头是一种非常打击自尊心的方式，体现出现代社会的父权文化。大家觉得头发的隐喻是什么？是否与“性”有关？

丁浩玙 | 我觉得这与“性”的联系并不大。头发更像是一种象征——就像古代奴隶主可以在奴隶脸上刻字一样，院方对这些女性工作者进行强制剃头像是一种宣称归属关系的行为。我认为头发是区分男性女性最基本的一项特征，抹杀这个特征让我感觉女性被“工具化”了。而且我注意到，当地政府在宣传这件事的时候，重点放在了“牺牲”上。

江来 |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则事件的起源，几名在武汉前线抗疫的女医生，为了争分夺秒抢救患者，认为长发影响工作效率等原因，自发剃光长发。而这种行为在互联网上得到褒奖并大范围传播后，出现了以上级强迫下级的形式，剃掉女性工作者们的长发，这其实是剥夺了这些女性自我选择的权力，所以才会引发部分公众的不满。

Ella | 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头发是一种主权，发型就像一种身份象征。很多时候，当人们想羞辱一名女性的时候，会给她减很短的发型，例如《少年的你》中周冬雨被迫剪成短发。所以我觉得“剃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这个人格在集体中是不存在的，你可以作为集体的一个牺牲品。

迟欣宇 | 为了抗击疫情牺牲自己的利益，给人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感觉，我觉得公众看到这种报道以后通常会很感动。当这件事被舆论放大以后，旁观者们不会去关注她们到底是不是自愿的，而是感叹这些为抗击疫情剪去头发的女性工作者们十分伟大。媒体或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一旦发现这种所谓的“正能量”备受关注后，也更愿意去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呼吁大家在疫情期间也应该像女性工作者一样“舍小家为大家”。

（微博上的声音）

丁浩玙 | 我觉得还可以谈谈疫情下的人权以及中国目前的女权，比如为了抗击疫情牺牲自己。

迟欣宇 |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和意大利最近发生的新闻联系在一起，一些意大利市民在街头抗议要求不戴口罩，他们想要自己掌握自己是否戴口罩的权力。

魏小博 | 我觉得意大利人示威要求不戴口罩，是关乎到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问题。不戴口罩其实潜在地增加了其他人受感染的风险。这似乎和“剃头”不能一概而论。

Ella | 我觉得还可以和前一阵香港医护人员罢工联系在一起讨论，网上有一些声音，认为香港医护人员的这些举动缺乏大局观和职业道德。那么在疫情期间医护人员为保护自身安全而罢工是否合理呢？我觉得这也是疫情下人权的一部分。

丁浩玙 | 我个人不太赞成这种罢工行为。作为一个医生，在疫情来临的时候，身为医疗系统里的一部分，应当努力去保证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这是本职工作，是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尽到的责任。特别是在如此严峻的公众安全问题中，一位医护人员的罢工可能会导致更多人染病甚至死去。

 Ella | 在阅读了最近的很多关于抗疫前线的新闻以后，我发现很多与“牺牲”有关的案例报道都发生在女医护身上，不仅是剃头，还包括流产之后马上继续工作，或者怀孕9个月仍坚守工作岗位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媒体和公众默认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呢？

Iren | 我觉得原因之一可能是参加抗疫的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是女性。

Ella | 我觉得的确有这个原因，但是我发现在一些主流新闻媒体上报道“抗疫英雄”的时候，很多都是男性的照片；可是在报道“牺牲者”的时候，则是以女医生和她们的感人事迹为主，这是否体现出媒体报道的偏差？我觉得媒体报道的偏差会导致大众对于某一群体产生一些特定的偏见。

丁浩玙 | 我不觉得媒体的报道会误导大众的观念。当中国媒体成型的时候，它就是植根于大众的，而大众本身就持有女性应当“牺牲”的观点。

Ella | 我之前在读《1984》这本书的时候，看过一个笑话：老大哥忘了女性需要卫生巾，所以国家生产指标中就没有卫生巾，导致女性来例假时只能使用布带。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的，可能是因为很多决策的官员都是男性，所以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生理需求，有些人以为女生来例假只会持续一天，或者不用卫生巾也可以撑过去，或者这几天和平日没有什么差别。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对于女性身体需求的忽视吗？

迟欣宇 |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女性可能会不太愿意提出这样的需求。

Ella | 为什么不愿意提起这种需求呢？为什么在正常语境中不愿意提起卫生巾这个词呢？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为什么会成为大家都羞于启齿的事情呢？

江来 | 可能有社会层面的原因，比如我们的性教育有一定的不足，没有把卫生巾当做一个平常物品来看待，所以女性有这样的潜在思维，不太愿意公开提起这些东西。但这个问题也具有全球性，比如女生的腿毛，在青春期的时候先长腿毛会被作为一种耻辱的象征，甚至会因此受到不一样的待遇。

Ella | 为什么卫生巾是一个羞于提起的词，我觉得跟性压抑有关。比如我发现平时用中文谈到“性”的时候，会比用英文更难以启齿，可能我们接受的教育让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不太应该被提起的东西。包括我自己作为女生，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家长会用一些代名词来称呼它。

（该事件引发的对于前线女性工作者日用品紧缺的关注）

Ella | 这种不平等现象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是因为女性的声音不够大吗？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平时获取信息的方式都不同。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但又好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世界里。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在此讨论的女权问题可以传达到其他人的周边吗？

江来 | 我觉得这和中国的网络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在微博这种平台上，有一些人追求的“女权”不是男女平权，而是女尊男卑。

Ella |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关于“田园女权”的内容，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很正当的女权呼吁。很多人会把看到的所有“女权”都划分为“田园女权”。这些污名化的话语会被套用到所有女性乃至为女性争取权益的人身上。除了“田园女权”之外，还有一个词叫“女拳”。在平时跟他人沟通的时候，“拳”与“权”这两个字是根本无法被分辨的。而当我在网上讨论关于“女权”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我支持平权，但不支持女权。他们觉得“女权“隐含了女性权益大过男性的含义。

迟欣宇 | 其实思考女权问题的时候也需要思考媒体问题，像这次的女性医疗工作者被“剃头”的事情，是通过媒体的报道才能被大家所知道的，才会引发很大规模的关于“女权”问题的思考。我有一位男性亲戚现在在武汉前线工作，其实他也把头发剃光了，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从客观角度来说，男性在疫情中也充当了“牺牲品”，但是没有媒体报道。可能因为媒体觉得女性“剃头”是一种牺牲，但男性剃头没什么，过几天就能长回来了。

我觉得这几年社会关于“女权”的重视已经比过去进步很多了，因为很多事情都已经被报道出来了。很多公众号对这次的事件都进行了一些比较理性辩证地评价，可能随着我好友年龄的增长和媒体的去劣存良，以前那些比较偏激的报道在渐渐减少。

（越来越多的微博账号或者微信公众号也在理性关注此事）

Ella | 对于性别不平等，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男性会认为他们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男生曾告诉我，在现代社会如果一男一女出去吃饭，服务生会把账单放在男性前面；日后男性工作遇到困难时，会被默认不能抱怨，因为男性要做一个家里的顶梁柱。这种“男权”的固有观念不仅歧视女性，其实也在伤害男性。

后记

波伏娃说过一段话：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文 | 迟欣宇 Ella 丁浩玙 

江来 魏小博 俞奕熙 

图 | 迟欣宇

编辑 | 张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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